文/陈飞

“哭庙案 ”的官方定名是 “抗粮案 ”。据《辛丑纪闻》（下称《纪闻》）记载，朝廷的最终批复（判决）是：

倪用宾、沈玥、顾伟业、王仲儒、薛尔张、姚刚、丁子伟、金圣叹八名，俱着彼处斩决，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唐尧治、冯郅十名，俱着就彼处斩讫，免籍没。顾予咸免籍没，并免革职。

顾予咸幸免于难，已详前文。十八名秀才全部判处死刑，其中八人并处籍没。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七月十三日，“十案共一百二十一名：凌迟二十八名，斩八十九人，绞四人 ”。巡抚朱国治亲自监斩，分五处斩决，十八人被斩于江宁三山街：

至辰刻，狱卒于狱中取出罪人，反接，背插招旗，口塞栗木，挟走如飞。亲人、观者稍近，则披甲者枪柄、刀背乱打。俄而，炮声一震，百二十一人皆毕命。披甲乱驰，群官皆散，法场之上，惟血腥触鼻，身首异处而已。

至此 “哭庙案 ”宣告完结。在此之前，除了金圣叹名满天下外，其余十七人皆名不见经传，以至《纪闻》有“十七人者，皆可因圣叹一人而传矣 ”之叹，意谓十七人由于金圣叹的关系得以传名于世，也算是不幸之幸了。

《纪闻》的卷末有十八人小传，除了金圣叹稍详外，其余十七人皆极为简略，甚至 “不详 ”。就目前所见，有关 “哭庙案 ”的文献记载，当以《纪闻》去事最近也记述最详，作者大约与案中人并世同时，目接耳闻或有所交往，而小传如此简略，不免令人疑其别有隐情。十八人大都为 “庠生 ”，庠生亦称 “秀才 ”，可谓是真正的 “秀才造反 ”。作者还特别 “补记 ”了丁观生、朱时若的被捕经过，前者 “偶往府进一呈词，遂罹于祸 ”。后者 “入城拜贺岳父母，初四日，同大章（沈玥）往看哭临，遂被擒 ”。令人在感叹飞来横祸、死得冤屈的同时，也觉得秀才们的行动好似乌合之众偶然之举。作者这样叙写想必有其根据，但也可能是一种 “笔法 ”—因去事未远而有所避忌，故意加以掩饰和淡化。但从 “哭庙案 ”（严格地说，“哭庙 ”和“哭庙案 ”是不同阶段的不同事体，这里为了表述方便，姑且合称 “哭庙案 ”）的实际过程来看，秀才们的行动决非如此。

回顾事发经过，可以清楚地看到：任维初于顺治十七年（一六六○）十二月初一到任吴县县令，立即就 “贪酷 ”异常，倨傲官绅，羞辱士民，严刑催征（钱粮），直至当堂杖死一人，致使 “邑民股栗 ”。这给秀才们的举事提供了理由和时机，但他们并没有立即行动，此可谓“一忍 ”。到了次年正月中旬，任维初公然盗取官粮换钱私吞，这种“典守自盗 ”属罪上加罪，且人所共知。“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这给秀才们的举事提供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和更为强硬的证据，但他们仍然没有立即行动，此为 “再忍 ”。《纪闻》接着说秀才们 “遂有 ‘哭庙 ’之举 ”。这个 “遂”其实是十多天之后，到了二月初一日，“会世祖章皇帝（顺治）哀诏至苏，幕设府堂 ‘哭临 ’三日 ”。哭临的地点设在府堂，地方官绅都要到场，正是秀才们举事的 “天赐良机 ”，但他们仍然没有立刻（第一天就）行动，此为 “三忍 ”。直到二月四日，哭临的最后一天，才群起爆发。据《纪闻》记载：

（顺治十八年）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疑误）于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秀才们为何要一忍再忍乃至三忍？原因不难逆推，须联系秀才们的核心诉求来分析。秀才们来府堂 “跪进揭帖 ”意在 “讦令 ”—揭发县令任维初的贪酷并要求惩办驱逐之，但这只是当时可以公开宣明的诉求；其实还有另一层目的，就是抵制太过严苛的催征，但这是不能公开明言的。如何使这一明一暗的诉求 “一举两得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须要具备诸多条件，通俗地说，就是要凑齐天时地利人和诸要件，因而必须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