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威说：“来找我的男人大多有种共同的语言，那就是不多说自己的失败，不多说自己的挫折”（插图 伪田力人）

口述/王浩威 （心理治疗师，台湾心理治疗学会常务理事）

记者/徐菁菁 江紫涵

沉默的抑郁者

1993年，我开始在台湾《中国时报》家庭版写《台湾查甫人》的专栏，讨论当时台湾男性特有问题和行为模式。作为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师，我的性别观察视角得益于那个时代的几股社会风潮。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学者在台湾掀起了第二波女权运动。我和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好朋友，经常参加她们的活动，提供精神医学方面的专业视角。女性运动促进了男性运动的发生。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开始讨论男性怎么重新找到自己的认同，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性别规范，又不变得“软塌塌”。90年代，家庭暴力问题在台湾得到重视，推动了《家庭暴力防治法》在1998年通过。一个相伴而生的问题是，暴力的受害者需要帮助，与此同时，那些施暴者——大部分是丈夫——同样需要进行心理治疗。我也加入了这样的工作。

心理治疗师、台湾心理治疗学会常务理事王浩威

那个时候，台湾社会的性别意识还非常保守。曾经很多人不理解我一个男人为什么会参加女性运动。有人会善意地提醒我女朋友，当心我是同性恋，拿她当幌子。90年代，女性的自我成长是台湾心理治疗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各种工作坊都是围绕它展开的。与此对应，心理治疗师也几乎都是女性。1994年我开始做心理咨询师时，一个担忧是：接个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如若遭到非议，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男性寻求心理治疗的比例本来很小，但因为别的治疗师遇到这些案例就会转给我，我反倒能积累很多男性个案。而且我所在的台大医院（台湾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台湾的顶尖医院，VIP们遇到问题，医院会特别安排找我帮忙。这就使我有了一个观察各个行业的顶尖人物的机会。

来找我的男人大多有种共同的语言，那就是不多说：不多说自己的失败，不多说自己的挫折。之所以肯来到我面前，都是因为遇到的危机已经到了自认为“无可挽回”的地步。

婚姻的破灭总是很典型。随着台湾女性运动的兴起，离婚对于女人来说不再是一个很可怕的词汇。但是很多妻子对婚姻不满意，找到律师提出要离婚，有性别意识的律师会明白，这个婚离不了。离婚要办成得有两个条件：女性要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也要有情感独立的能力。在一段不太美满的婚姻中，许多丈夫都会害怕自己的妻子掌握这两种能力，因为它代表着女人不是因为冲动离家，离家后，她们确实还有办法解决问题。于是，一些律师会建议女性先找心理治疗师，看看能不能解决婚姻里的问题，如果不能，就寻求自我成长。

你会看到，最开始的时候，妻子想要做婚姻咨询，丈夫打死都不肯来。一些妻子就彻底放弃了改变，退回到原来的婚姻里去，少数妻子会坚持自己来做心理治疗。一个传统女性成长为情感跟经济独立的女性，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在这几年里，丈夫对妻子的变化往往熟视无睹，直到当妻子已经要完成独立准备的时候，他们才会察觉，妻子对自己的需要没有那么多了，他们有了失落感、不安全感，终于开始着急，终于会问：“你干吗又去找王医师？”

100年前，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担心离家的女人们。如今，面对真要离家的娜拉们，男人们开始害怕，想到要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