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

《梁庄十年》里，梁鸿写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黄昏来临的时候，她和五奶奶、大姐、二姐、霞子妈、霞子，一群女人围着圈儿坐在院子里的矮凳上聊闲天。大姐突然问起五奶奶的名字，大家面面相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叫个啥？”五奶奶用手使劲搓了搓脸，“叫个啥？妈呀，多长时间没提过了。”大姐又问，霞子妈叫什么名字？大家摇摇头。新来的万青家媳妇叫什么名字？大家还是摇摇头。

在梁庄系列的前两本《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谈到堂哥等男性时，梁鸿都会写出他们的名字，但是写到女性的时候，她从来没想到要去写出她们的名字，都是直接用“建昆婶”“花婶”“大嫂”“二嫂”“虎哥老婆”这样的称呼代替，她甚至没有想到要问她们的名字。

这是一个颇让梁鸿震动的事实。她说，这么多年以来，她一直觉得自己算是一个比较有自觉意识的女性。早年读博士的时候，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思潮兴盛的时期，她买了大量的相关书籍，一度想以女性为主题写博士论文。可是，在无意识深处，在最日常的表述中，她发现自己仍然以最传统的思维使用语言。似乎也没有人觉得这有问题，她没有察觉，好像读到那两本书的人也没有察觉。她说，语言潜流的内部包含着思维无意识和文化的真正状态。

与此同时，梁鸿突然意识到，梁庄的女孩子都到哪儿去了？她的姐姐们、童年的伙伴都到哪儿去了？五奶奶的、霞子妈的、那个“韩家媳妇”的童年伙伴都到哪儿去了？在村庄，一个女孩出嫁的那一刻，就被这个村庄放逐了，失去了家，必须去另外一个村庄建设新家庭，而在那儿，终其一生，可能连名字都不能拥有，直接变成了“××家的”“××媳妇”。她因此提议大家回忆一下自己少女时代的小伙伴，想想她们都在哪儿，生活如何，并在书里用“丢失的女儿”一节，记录了这种回忆和找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晖临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农村的女性没有名字，或者说身份的消失，是社会学研究中早有关注的问题。但是，从村庄走出来的女性开始萌生去寻找儿时伙伴的意识，并试图做出努力，却是此前没有被太多关注的现象。“《梁庄十年》在文本中所提供的真实的记录和鲜活的细节，让我们一下就能看到一个起步阶段，刺激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这个问题，并关注它背后的一系列问题。”

卢晖临进一步解释说，遵循传统观念的农村女性，在出嫁之前是原生村寨里的人，但她未来的归宿是在男方那一边的，她要试图融入到男方所在的社区和亲属体系里，对原生的家庭、社区、朋友圈做出放弃。这种“放弃”必定会在情感上带来困扰，因为对任何人来说，与儿时玩伴的相处，都是最难得、最珍贵的社会化经历。在过去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别亲密的朋友出嫁后天各一方，一辈子再也见不着面，似乎已经被人们当作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一个需要掩藏的情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