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0多年前北京城改造中“梁陈方案”的出局，缘于政权更替之时政治、经济、情感、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叠加 )

旧城市与新政权

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新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首都要建成什么样？行政中心置于何处？同年5月，“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即成立，委员有梁思成、华南圭、朱兆雪等十几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现代城市规划方面的实际经验，长春、青岛等城市都是由日本人、德国人规划的，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专家们头脑里多是一种对于新首都城市和制度的想象。

从总体轮廓上看，1949年的北京与明清古都相比没有大的改变，内城面积32平方公里，环绕内城的城墙长23公里，紫禁城的中轴线决定着整座城市的中心，从永定门到钟楼，全长8公里的中轴线上分布着23座建筑。而进入这个骨架内部，则是满目疮痍的现状：北京工人占总人口的4%，大部分居民不是生产者，有大批的失业和半失业居民。生活环境如同《龙须沟》中的描述，市政的首要工作是疏挖三海、清除垃圾、导通水流。所以在都市计划委员会成立之时，副市长张友渔即开宗明义说明该委员会的工作：“在保持北平为一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以及其历史古迹和游览性的原则下，把这个古老的封建性的城市变为一个近代化的生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