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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总序 | 费正清开辟的中国研究具有什么时代特征?

作者:刘东

2021-09-30·阅读时长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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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单元中,浙江大学中西学院院长刘东教授将从费正清的学术遗产入手,为我们呈现近现代的外国学者为了“看懂中国”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他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看懂中国,并不是仅仅为了国家意志,也可以是抛弃偏见的文化关怀和出于内心的热爱。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

1.2 总序 | 费正清开辟的中国研究具有什么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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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开始讲第二部分,费正清开辟的中国研究。

在费正清从哈佛崛起之前,美国逐渐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汉学,这是它的第二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由传教士带来的业余的雏形汉学,他们还不是学者。在第二层意思上有了传统意义上的汉学,有了非常专业的学者,也因此美国成了当时世界汉学的中心。

▲保罗·伯希和

当时美国人研究中国,最受法国汉学研究的影响。我在北大时每年都要给很多同学签字让他们出国,被哈佛录取的同学到了哈佛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学日语。中国学生一般不学日语,可对于哈佛东亚系的人,他们做的第一件就是学日语,否则没书可读。那时的情况正好相反,任何人只要研究汉学,第一件事是学法文,马伯乐、沙畹、葛兰言、伯希和,包括谢和耐大师都在法国,法国人研究汉学是研究古代,中国近代史非常不受重视,所以最早时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合作成立,为研究中美双方互派学者,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交流的典范)的负责人宣布,研究1796年以后的事情完全属于新闻工作;后来费正清搞研究,他们也嘲笑,说你们把中国古代的文本,像孔夫子这样伟大的书,和在地沟里捡的公共汽车票混为一谈。刚刚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北京的人力车夫》,在伟大的法国汉学家看来这根本不值得研究,他们都到敦煌去做研究,要建立起隔开哈佛燕京学社和中国的真空地带。这就是我说的第二层意思。

▲哈佛燕京学社

他们有了漂洋过海移植过来的学者,美国国力这么强,法国这么厉害,就请法国学者过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后来有了费正清,还是可以在各个学校里见到老派的美国汉学。有一段时间,老派的汉学在美国有一个经济学上的长尾效应(指差异化的、少量的需求会在市场上形成一个很长的“尾巴”,将所有非流行的市场累加起来就会形成一个比流行市场还大的市场),有两个重心:一个是位于东海岸的哈佛大学中国研究,叫Chinese Studies;另一个是西海岸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老派汉学,叫Sinology。

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也由来已久,先由高文牧师在1909年建立,然后经过了戴德华等人,还有中国几个很了不起的学者助力,像萧公权、施友忠和张仲礼。在青岛有一个大的德国汉学家魏礼贤,他的儿子叫魏德明,还有一个更加有名的学者,就是因为写《东方专制主义》那本书,叫魏特夫。西雅图华人大学规模没那么大,可它居然有这么多汉语家,当时也是一方重镇,但又由于引进了一些老派的汉学家,加上中国的学者没有受过中国研究的训练,所以他们在汉学上也是一方重镇。

美国的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有自己的汉学传统,也各自拥有不容忽视的学者,当时是双方并置的,问题就来了。第一个因素,由于哈佛雄厚的财力、崇高的威望和庞大的规模,越战以前的哈佛大学还不是现在的权重,越战以前的哈佛大学是世界学府。我一直都在比较中国得到捐款比较多的大学,捐款到底有多少,举个例子,2004年夏秋之际,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得到的平均捐款是149亿美元,但普林斯顿是一个College,那哈佛一定超过200亿;同样的三个规模一样大、招生一样多的私立学校华盛顿大学、乔治顿大学和美国大学,它们得到的捐款是5.43亿美元,两者的比例是27:1,收入之比就是一个成功的银行家和一个沃尔玛的Seller的收入比,“哈佛就是飘在钱海里的”。这导致后来其他学校做中国研究的项目没钱,有时我跟一些州立大学的人讲该做什么,建议完了,他说:“你的建议很好,就是我没钱。这事不要和普林斯顿大学说,他们一定会有钱。”第二个因素,哈佛拥有各种优越条件,正好搭配了费正清这个优秀的人,既包括他的个人能力,也包括他的不懈努力。他曾坦言说:“我可不信什么宗教,但哈佛就是我的宗教。”他用这个作比较,说明了他对哈佛抱有极强的热忱。

两件事情,一方面费正清经常可以在学术上发现一个“矿脉”,一般人往往留着自己做研究,但费正清只要发现“矿脉”,就马上毫不自私地告诉年轻人:这个地方你去自行开发,够写博士论文。另一方面是他有一种罕见的能力:他有能力说服基金会拨款。费正清用业务能力去拨款,兢兢业业地用好这些资金,我的好朋友李欧梵回忆,费正清家里吃饭只有一种东西,就是黄瓜三明治,在美国的财务制度下,也不可能有人把钱用到私人身上去,这就是费正清极为特殊的一点,到现在为止我都没见过第二个人是这样,这是第二个因素。

▲费正清(右一)在北平

我到第三节还会讲,和传统的老派汉学相比,费正清所引起的中国研究是区域研究,就是Region Study或Area Study,更契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从而获得更雄厚的资金,调动哈佛各学科的支持,建立起知识交叉的优势。当时费正清去哈佛给孩子们答辩或开题时,都请隔壁像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美国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这样的大师参加开题,所以当时中国研究的学生的开题都有大社会学家提供理论支持。

由于费正清卓有成效的个人努力,带出了中国研究在美国的崛起,他就在原先国际汉学领域里拉出了一个非常小的研究中国新派学问的队伍。一上来被人家瞧不起,觉得我研究孔夫子,你研究公共汽车票,但这个中国研究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少数的特例到一般常态,反而把原先汉学(叫Sinology),逼成了一个狭义的汉学,(法国的、荷兰的,高本汉 [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 那样的才是汉学),而这个是中国研究。

还有一层意思,整体地研究中国的叫汉学,它不再被用来统称所有立足于外国研究中国的学问,只意味着和美国中国研究相对称的、主要存在于西欧和日本的、较为老派较为传统的、对于中国经典文本的书斋式、学教式的研究。这也很有意思,比如在北大时,我们请过杜德桥教授(Glen Dudbridge,1938—2017,英国著名汉学家),他的演讲也非常有意思,打PPT时讲各种版本的研究,因为书是一本,他从印刷的裂纹里看出哪个在前、哪个在后,研究到后来得出的结论也很有意思,但他最后叹口气说,研究这学问真的让人发疯。

▲杜德桥

新派的研究作为一个地区研究的分支,是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以追问中国现代化进程为基本宗旨,以广义的历史学为主要存在形态,横跨和调动各学科的,相当具有社会科学色彩的,现实感和功利感都非常强的,具有浓烈的美国文化色彩的综合学问。费正清把原来的汉学逼成了一个狭义的汉学,此后说汉学或Sinology就有两层意思,可以说费正清是汉学家,这是用广义的汉学来定义的。对外国人而言,研究中文对他而言是外文,就可以说这个人是汉学家;狭义的意思是和中国研究相对称。我在澳大利亚听说,如果这时还说一个人是汉学家,是骂人的,说明是老古董,而中国研究家往往不是这样。中国研究和狭义的汉学比起来,慢慢地拉开距离,有很多志趣和界限上的不同。

▲《美国与中国》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狭义的汉学属于古典研究,叫Classical Study,中国研究就属于现实研究,Reality Study。如果狭义的汉学更侧重于传统的中国,1840年以后都不怎么研究,那中国研究就更侧重现当代中国,所以中国的学者之所以对美国的中国研究印象这么深刻,最开始就翻译了剑桥的《晚清史》(作者戴鞍钢,吸纳了学界关于晚清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2009年百家出版社出版),一下把中国学术界震动了,因为哈佛的主将都在里面,如果详细的汉学属于传统的人文学,它来到北大是丰富我们的文史哲学科,那中国研究则融进了更多的现代社会科学,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题目。

美国的学生的lilberal arts做得比较好,有一次我在北大接待一个学生,他当时跟我提出,刘老师我要做一个心理研究,要研究北京的垃圾,但没想到中国的环卫处是保密单位,不让进,我还专门给他开了个证明,说这是北大的访问学者,他才做完研究。你们能想到一个中国学者会去做这种生态学的垃圾研究吗?虽然现在这种研究很重要,但现在已经是20年后了。狭义的汉学是一个专门化的分科研究,研究一个不能再细的领域,研究经史子集的某一部分,而中国研究是跨学科的,把所有学科无所不用其极地调动起来。

从身份认同出发,如果你做传统的汉学研究,自认为是个汉学家,至少是个历史学家或文学家;但做中国研究的专家一般认为自己是哈佛历史系的,是历史学家,不愿意说自己是个汉学家,而是各种社会科学的专家。在哈佛,比如佩里在肯尼迪政府学习,柯伟林(W.C.Kirby,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哈佛大学中国研究T. M. Chang讲席教授)在历史系学习,有的在经济学系学习,在各个系学习的都有,都认为自己是社会学家,只是偶然地运用中国作为研究材料,更接近于中国本土的国学,就像当年王国维和内藤湖南、伯希和可以对话一样。他们到中国来可以和我们的国学家对话,属于大洋彼岸的西学,是西学的一部分,我常说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a是一个新学,论中国;一个在自甘于学术的边缘,一个更偏当代学术的主流,这两个不一样。

从心态上来说,跟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有点关系,一个更沉湎于静观的兴趣,另一个自觉到公用的目的;一个是做学术不需要有用处,就是兴趣,另一个就有强大的用处。一个是阅读在前,汉学要抠文本,韦伯说你要戴好眼罩,你全部的命运都隐藏在、都赌在能不能对这一段文本做出有自己心得的发挥,古代几千年对于孔子的书,郑玄、马融等经学家都是这样做研究,阅读在前;一个是问题在前,就是中国怎么回事。一个是好古成癖,一个是唯心是从,这些都不一样。

不管怎么说,最后整个学术布局为之彻底改观,老派的汉学由大变小、由强变弱;新派的中国研究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不光从美国本土来看是这样,从全世界来看也是这样。最后,也由于欧洲的学制,欧洲的汉学系里只有一两个教授,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里历史学教授有六十多个,能力是不一样的,现在变成地球上4/5的汉学家只住在一个国家,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就又被称为是广义的汉学了,这就是所带来的情况,第二节就讲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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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

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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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中西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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