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旸，来自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欢迎和我一起走进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的世界。

1935年2月18日，是乙亥年的元宵节。这一天，山东曲阜就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梁思成先生。

梁先生到曲阜的当日即投入工作，在完成了第一轮孔庙的初步勘察后，旋即架起脚手架，进行第二轮的详细检查，此后，营造学社的社员莫宗江先生，及山东建设厅的技术人员，又在现场进行了半个月的详细测绘以及拍摄了照片数百张。

梁先生对孔庙工程极为重视。此前的1935年1月，他接受内政部和教育部的委任后就着手准备，赴山东工作前就已经对孔庙的问题有了准确的判断，有件事情可以证明梁先生前期工作的细致程度：

对于孔庙修缮，山东省其实已经出过方案了，但是当时普遍认为工程费用过高，有很多反对的声音。梁先生初抵济南，出席当晚的欢迎宴时，就对孔庙的修缮经费做出了初步判断，认为“不超过1百万”。同年7月1日，梁先生至济南汇报成果《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下称《孔庙计划》），费用预估为90万，与最初的判断相近，可见梁先生准备之充分，思虑之深入。

▲梁思成著《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中国营造学社会刊》第六卷第一期

《孔庙计划》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当时的报纸评论说“梁所拟修复计划极详，所有损坏部分，均摄有照片，并绘有平面图。”

这个项目历时近半年，是梁先生在营造学社工作期间，费时最多的任务之一，成果内容和篇幅也远超学社的此前工作。《孔庙计划》更成为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罕有的专号之一，并且还得到了单独刊行。

2021年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20周年，林佳和王其亨先生撰写了《<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与中国建筑遗产修缮事业》，对《孔庙计划》的划时代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写到：

“梁思成于1935年为曲阜孔庙修缮工程编制的《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是我国古建筑修缮设计方案的最早蓝本，对中国遗产保护事业影响深远。这部为国家工程而制定的方案体系完整、理念科学、技术合理，为当时方兴未艾的建筑遗产保护修缮事业提供了范例和标准。虽是工程方案，但梁思成并未完全着眼于技术，而是致力于以科学精神重新定义遗产修缮，创制基于现代保护观念的保护体系，并着力向社会展示宣传孔庙建筑的价值，以期完善国家遗产保护制度，提升国民对优秀遗产的价值认同。”

他们认为《孔庙计划》“不仅为中国的古建筑保护工作带来完整的思想体系、科学的修缮理念、正确的程序和保障体制，更提供了理念超前且符合我国遗产特点的实施技术，并为设计方案的编制提供了标准的范本。”

古往今来的国家工程

1994年12月15日，曲阜三孔，即孔庙、孔府、孔林，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在官方的介绍中，如此评价孔庙：“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曲阜的古建筑群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特色，应归功于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对孔子的大力推崇。”

▲航拍曲阜孔庙孔府全景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如此高的评价，与60年前梁思成先生在《孔庙计划》中的表述如出一辙，可见梁先生的认识之高，眼光之远。梁先生曾经感慨到：

“单纯从历史演变的立场上看，以—座私人住宅，两千多年间从未间断地在政府的崇拜和保护之下，无论朝代如何替易，这庙庭的尊严却从未受过损害，即使偶有破坏，不久即修复，由三间居堂至宋代已长到三百余间……其规模制度与帝王相埒……由建筑史看来，可以说是世界上唯—的孤例。”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梁先生在接受这项工作之初，即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显然，作为国家工程的修缮设计方案，《孔庙计划》必须具备极高质量，才能直面当时怀有不同评价标准和期待的各方审视。

更何况，梁先生还背负着诸如“梁任公之长公子”“对于东方古代建筑极有研究”等极高赞誉带来的压力。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黄河决口，造成山东、江苏两省的严重水灾，赈济灾民和黄河堵口复堤工程需要巨额款项，本来就争议重重的大修计划，最终无限期搁置下来。

直到1959年，中央人民政府拨款20万元修缮曲阜的孔庙、孔府、孔林，准备三孔的重新对外开放，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曲阜才又—次进入公众视野。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道统主要指儒者之“道”的传授谱系，也可以理解为借由孔子的学术地位，力争教育学术的自主性，只不过，在传统专制皇权的环境下不易达成而已。道统是需要教育体制来维护和确保延传的，而这种教育体制的物质载体之最具代表性者即为“庙学”。

所谓“庙学”，简单说，“学”指的是中国古代传授儒家经义的官方学校，“庙”就是与“学”相互依存的祭祀孔子及其他儒家杰出代表的孔庙。

学子们在庙学里，除了学习经典之外，也景仰圣贤，知识教育与人格熏陶均在庙学完成，理性研习和精神崇拜的结合，也正是独具东方精神的可贵所在。

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以专制皇权建立的政治秩序兴衰不定，而以孔子作为“主神”的道统则屹立不倒。当孔子被认为是“百世帝王之师”时，正是传承道统与彰显权威相结合的最佳说明。

那么，是道统重于权威的表达，还是道统反被权威利用？这是个耐人寻味的历史问题。

专制皇权出于帝国统治的需要，将孔庙塑造为被称为“素王”的孔子身后存在于现实世界的理想系统。这种儒家文化体系下的国家机构化行为，将儒学道统外化为官方的意识形态，这也使得“庙”与“学”二者的受关注度，恰恰是由适时性的统治策略所决定的。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建筑学回应，“庙学”建筑的空间构成解析可以看作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而曲阜孔庙，作为天下孔庙的表率，极具典型意义，可以看作是解读普遍意义上，孔庙建制和建筑空间的参照系。   

欢迎转发分享海报

一起感受跨越千年的中国古建筑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