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江涛
2022-09-27·阅读时长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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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您已购买,请登录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描述一间理想书房的陈列设置:“斋中长桌一,古砚一,旧古铜水注一,旧窑笔格一,斑竹笔筒一,旧窑笔洗一,糊斗一,水中丞一,铜石镇纸一。左置榻床一,榻下滚脚凳一。床头小几一,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闲时置蒲石于上,收朝露以清目。或置鼎炉一,用烧印篆清香。冬置暖砚炉上一,壁间挂古琴一,中置几一,如吴中云林几式佳。”
如果循此标准来观察故宫博物院“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意与象”中的书房用品,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抛开实用功能的文房用品里的瓷器,作为文人案头桌几上的瓷器清供,长期受到肇始于宋代美学、经明人反复描述的“雅宋”的古陶瓷鉴赏观念影响。乾隆留下200多首咏瓷诗,以咏宋瓷最多,据台湾学者谢明良考证,“尽管乾隆以帝王身份得以博览内府收藏,但其鉴识能力的养成应归功于明代文人的赏鉴心得。”
如此,我们在他的文房赏器中看到那件哥窑灰青釉八方贯耳穿带壶,便尤为注目。由于宋人对瓷器的文献记录很少,后世对所谓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的珍重,多源自明人记述。宋人审美尚清淡、含蓄、天然,“贵铜瓷而贱金银”,不仅完美体现在瓷器本身釉色与造型体现出的美感,同样反映在其他艺术方面。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袁泉所说:“玄素清淡,意蕴淳古,或可与古希腊雕塑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作比,器形线条流畅凝练,无论是窑器、金工、髹器,北宋晚期的各种官方艺术,实际都呈现出这种雷同的审美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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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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