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晞，来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我们今天讲最后一讲：传染病、近代卫生制度化与社会变迁。

对于中国的卫生建设，我们上一节已经讲过，但是建立在卫生普及的基础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维新人士，包括改革派想要改变中华民族卫生落后的形象，除了接收西方传来的卫生观念，就是从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去改变。因此除了引入了卫生概念、进行卫生普及工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也是推进中国卫生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际广泛流行和爆发的传染病。

我们今天会从三次疫情出发来探讨这些传染病与卫生建设之间的关系。

《英咭唎国新出种痘奇书》

第一个是广州的天花。差不多在1805年至1806年，世界上最有名的疫苗接种方式就是牛痘接种，其通过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传到了中国。但牛痘接种技术刚传到中国，西方医生想对中国的老百姓进行接种时，中国百姓是不能接受的，因为中国人有自己传统的接种方式。但有趣的是，正好在1805年到1806年期间，两广地区爆发了一场天花流行。当时西洋人通过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进行免费的牛痘接种。当时十三洋行大厅有一所种痘局，其工作人员在外面分发优惠券，以吸引大家到那里去接种牛痘。英国医生又出了一本《英吉利国新出种痘奇书》，通过本书介绍了西方的种牛痘术。

在此情况下，西方的种牛痘术在中国一下子传播开来，很多人都进行了牛痘的接种。这个牛痘接种也引起了地方官员的重视，他们发现牛痘接种这个方式是有利于对付天花的。他们又意识到牛痘接种仅仅靠西洋人，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是不够的，于是开始培养出中国的徒弟。当时的医生带出个徒弟叫邱熺，邱熺又将这个种痘的事业扩大化，形成家族事业，并从中国南方一直传播到北方。当时的广州地区还有其他人也把种痘术传播到了北方，因此中国各地很快陆陆续续出现了种痘局。

外国租界种牛痘之宣传画

有一个特点需要指出，因为中国传统的种痘术都是由医生来实施的，也涉及到收费的问题。而可种牛痘的机构有两种，因为华人开办了牛痘局，也是家族企业，因此种牛痘都会进行收费，因为涉及到疫苗的保存。但这会造成一些中国百姓不愿意去种牛痘。在当时中国各地，还有一大批的陆陆续续出现的教会医院，这些教会医院开始免费种牛痘。因此，在中国就形成了疫苗接种这种形式。教会医院进行免费种痘，而种痘局进行收费种痘。在上海后来发展成了，当地租界的工部局粘贴告示告知免费接种牛痘（我们在《申报》中可以看到），并安排教会医院医生在华人集聚的地方，在一天的某一个时间段内都可以种牛痘，这就开启了免疫种痘的一个特征。

后来这影响到很多中国官员，尤其是外交官，他们在海外生活一段时间，回到中国以后，都会带着孩子到这些种痘局去种痘。牛痘从1805年进入中国以后，其传播速度是比较快的，最早从两广传入到福建和湖南，1827年又进入湖南地区，36年进入到扬州和芜湖，40年就到了江西，51年就到了四川，52年就到了天津，很快就进入到北京。到了1860年以后，北京各地基本都有了种痘局。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疫苗接种的情形。

1927年7月2日《申报》关于霍乱疫苗的公告。

第二个是差不多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东南沿海地区爆发了霍乱流行。而在这个时期，一直有商船来到中国的上海和厦门地区，厦门跟日本进行商贸往来。于是，东南亚的霍乱开始通过这两个港口进入中国境内。居住在厦门跟上海的外国人就提出来要进行海港检疫，即现在所谓的熔断。在这场疫情爆发以后，差不多在1873年，由总理衙门，就是清政府颁布了4条检疫章程，要求所有来到中国的有疫情的船只都要在中国要进行检疫，这是中国最早的卫生检疫的章程。

这是另外一场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对付传染病的第二个变化，就是卫生检疫制度建立。很快，厦门也建立了卫生检疫制度。日本也在本国建立了卫生检疫制度。因此这个体系，日本、中国上海、厦门差不多是在同时代建立的，起因就是这次疫情。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那场鼠疫抗争真正揭开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工作序幕，它在组织管理、措施实施、医疗救护、防疫检疫等方面，留给后人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传染病控制行动，至今控制未知传染病的办法依然是参照伍连德的方案。

第三个事件是1910年在哈尔滨爆发的鼠疫。，这对中国医学是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其实在1910年东北鼠疫爆发之前，1894年香港已经爆发过一次。在香港这次爆发的鼠疫中，一位法国科学家和一位日本科学家在这些鼠疫病人身上找到了鼠疫杆菌。于是，人们终于确定鼠疫的病菌是杆菌。很快，香港这场鼠疫扑灭以后，鼠疫杆菌又通过海路传到了旧金山。1900年前后，旧金山也爆发了一场鼠疫，最后也是通过隔离的方式把鼠疫控制住了。

不曾想，到了1910年，在当时的哈尔滨地区，俄罗斯人建造了一条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进行商贸，就在这条铁路沿线爆发了鼠疫。而这个阶段正面临着一场很重要的政治危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争夺权力，大家都想控制哈尔滨的这场鼠疫。但当时东北还在清政府的名义下，虽然清政府在那里权力是式微的。当鼠疫爆发以后，北京东交民巷的外交官马上做出了反应。他们在东郊民航外拉了一条防线，华人不被进入这个地区，因为华人会把鼠疫带进这里。同时，各个列强又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如果你们不去控制东北的鼠疫，八国联军就会进入东北。

在这些前提下，清政府委派了钦差大臣施肇基，施肇基又委派了当时刚从剑桥获得医学博士回国的印尼华侨伍连德到东北抗击鼠疫。伍连德到了东北以后制定了几个措施，这些措施在我们今天听来是非常吃惊的。因为他当时在东北所实行的所有措施，在我们近年抗疫同样在实施。首先是隔离患者，将当地疫区分为4个区，像我们现在会分成高、中、低风险区3个风险区。其次是，在这些地区派驻军警、警察和军队进入该地区。在每个区域当中， 4 个区的居民要佩戴上红、白、红、黄、蓝的证章，如果他们要从一个区进入另外一个区，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没有警察与士兵的放行，不可以随便进入。

第三个就是清洁与消毒。一旦有疫情爆发，人们就会使用碳酸石灰喷洒消毒，消毒空气、墙壁、烧掉死者的衣服。更重要的是一点，这场鼠疫爆发于冬季的东北。在东北的12月份，天寒地冻，土地结冰无法挖开，于是这些尸体堆在马路上。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就是申请中央要求集体火化，最后中央也同意了。为了集体火化的顺利进行，政府还在上海的《申报》和各大报纸开始舆论宣传，指出佛教徒都是进行火化的，希望中国百姓能够接受火化。因此在那一年的春节，在哈尔滨进行了一场集体的尸体火化，同时又封闭了哈尔滨山海关，阻止关内外火车的出入境，最终把鼠疫控制在了东北境内，鼠疫最后被消灭。在这场鼠疫中，死亡人数多达六万。

万国鼠疫研究会，是由清政府主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在奉天（今沈阳）召开，有中、美、奥、法、德、英、意、日、墨、荷、俄11国34位专家学者参加。

我们想告诉大家的不止于疫情的防控措施，更重要的是，我们最大的收获是在这场抗疫中形成了科学家共同体。因为当时进入到抗疫区的科学家们来自俄罗斯、日本、英国、法国，还有中国。最开始这些科学家都是各司其职，大家都想要掌握话语权。但最后面对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科学家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共同对抗这场疫情。疫情结束以后，在东北召开了一场万国鼠疫大会。在这场万国鼠疫大会中，将近20多个国家集聚一堂，讨论如何应对鼠疫，以及在这次鼠疫中所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可见，传染病的传播可能是全球化的产物，但它又形成了一个新的产物——科学家的共同体，它不会因为疫情的阻隔而中断。因为人类社会面对疫情的时候，必定是协同合作，共同去应对疾病。

从中国整个国家策略来看，这三场疫情带来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传染病开始慢慢地投以更多关注。对传染病的关注是比较有意思的，疫情爆发时，国家颁布关于传染病的立法措施是从军队开始的，因为如果传染病流行，一定会降低军队的抵抗力。所以，中国最早的传染病条例是关于军队的。1912年12月30日，民国政府建立，国务院总理熊希龄和陆军总长周自斋共同颁布了《陆军传染病预防规则》，规定了10种传染病。从这个时候开始，开始由国家来颁布，什么是传染病，什么不是传染病，什么是慢性传染病，什么是急性传染病。这不是科学家个人能够决定的，一定是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研究出来后，与国家管理机构，包括跟世界各国科学家共同协作，最后去确定传染病的范围，共同制定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和策略。

好吧，我们关于中国医学的观念、技术的变化的本课内容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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