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

钱先生这样一说，我又明白了一层，语言问题本来就是个政治问题。

1924年2月，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给赵元任写了一封信，鼓励他放弃一种发明出来的语言，转而使用一种有一大群人“自然地把它作为母语”的“活语言”。高本汉，这位汉学家能说一口带山西口音的汉语，自称“本来就是个汉人”，他说，你不能人为地编造一种语言，让它在一群分歧很大的方言之中成为一种自由使用的语言。如果你不放弃乌托邦式的努力，一种语言就越过你的头顶，自然发展成一门不那么高级的语言。赵元任、钱玄同和黎锦熙成立“数人会”，放弃1913年的“杂交”国语，转而提倡北京官话。这就是电影《无问西东》中的那一段戏的由来。

1916年民国政府解体，军阀割据，知识分子不情愿地承认，他们再也不能把中国的衰弱归咎于满族人了。革命者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典籍，将其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随着新文化运动在北京——这座曾因为与满族的联系而被妖魔化的城市——的兴起，这个国家的首都被赋予了新的光彩。选择北京的语言就是选择一种与革命热情有关的语言，而不是与失败的朝代有关的语言。

我能听到溥仪说话的录音，能听到老舍说话的录音。这两位都是满人，说的正是北京话，我听着很亲切。

1917年8月，钱玄同给陈独秀写过一封信，号召新文化运动要担当制定“标准国语”的任务，他说，难道该让那些专讲“干脆”“反正”“干吗”“您好”“取灯儿”“钱串子”，称“不要”为pie，称“不用”为pong的人，在共和时代还仗着他那“天子脚下地方”的臭牌子，说什么“日本以东京语为国语，德国以柏林语为国语，故我国当以北京话为国语”，借这似是而非的语来抹杀一切，专用北京土话做国语吗？陈独秀回复说，用国语为文，当然采用各省多数人通用的语言。北京话也不过是一种特别方言，哪能算是国语呢？

迅说：“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

北京话实际上和满蒙语的发音和语法差别很大，如果非要说有点联系的话，那就是咕噜噜的儿话音有点满蒙语的意思，这些儿话音在标准普通话里也被“消灭”了。北京话的形成算是语言学的一桩悬案，老...

曼达林

1916年民国政府解体，军阀割据，知识分子不情愿地承认，他们再也不能把中国的衰弱归咎于满族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