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了不起的石窟。我是杭侃，刚才我们讲了一下，现在我们为什么去看石窟，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石窟。现在我们就要讲一下：石窟作为宗教艺术，它有什么样的特征？以及我们为什么看到现在的洞窟形态？

石窟的产生跟佛像的诞生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魏书·释老志》，《魏书》是二十四史里面第一部出现的给少数民族政权做专书的，也就是给以拓跋族为主的北魏政权做的一本专史，《魏书·释老志》又是二十四史里唯一一个给“释”、“老”做志的，“释”就是释迦摩尼，“老”就是老子。元代的佛教也非常发达，在《元史》里有一个《释老传》，“传”就侧重于人物，“志”侧重于典章制度。

在《魏书·释老志》里记载，北魏第三个皇帝拓跋焘，结束了北方长期动乱的局面，把北凉政权给灭了，北凉政权是非常崇奉佛教的，把北凉政权给灭了之后，说“沙门佛事皆俱东，像教弥增矣”，也就是他把崇奉佛教的北凉政权（给灭了），北凉政权是以现在甘肃武威为都城的，在河西走廊影响挺大的一个政权，非常崇奉佛教。北魏把北凉消灭了之后，就把很多的人迁都到了现在的大同，迁都到大同以后，里面的这句话叫“像教弥增”，我觉得概括得非常好，“像教”就概括了佛教是通过形象去传播的。佛教通过形象传播能够更有效，因为毕竟佛教的教理也是比较深的，也没有那么多的读书人，于是把佛的前世叫“本生故事”、佛的一生叫“佛传故事”，包括其他的教义进行了图像化，这样一般的老百姓就能看得懂，所以像教对推广佛教，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当然石窟的产生跟佛像的诞生又是有关系的。像教的历史很长，在佛像没有诞生的时候，佛教借助其他形象来传播，有悠久的传统，后来受了希腊化影响，佛像本身诞生了。在石窟的早期，因为按着佛教传播的发展脉络，石窟也有相应的发展。比如在早期的时候“唯礼释迦”，小乘佛教更强调只崇拜释迦，而不像后来的大乘佛教，它有十方大千世界，有千佛，甚至可以化身无数多的佛，这是侧重点不同。早期比较重视所谓的禅观，注重僧人在远离世俗的环境之下去禅修，那是他们达到觉悟的一种手段。所以这些都是早期的内容和后期的内容，会有不同的变化。

另外涉及到具体的佛像，又是根据一定的造像仪轨，我们称之为“造像量度”，如果大家看过唐卡绘制，就会发现唐卡的绘制有严格的比例，它的肉髻占了多少比例，额头占了多少比例，到鼻子那是多少比例，全会规定好。在不同时期，随着审美观念的不同，会逐渐发生变化。佛教艺术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所谓的中国化过程其实更加符合我们民族的审美。

东晋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叫戴逵，他在艺术史上非常有名，他就曾经塑过佛像，这尊佛像是从外面传来的佛，一个是比较古朴，另外一个不太符合我们的审美，结果他怎么办？他用一个帘子遮着，躲在帘子后面，听大家对它的议论：这个地方不美了、那个地方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审美习惯了...这样慢慢他就造出来了符合中国人审美的造像。这个故事，一个是可以说明佛教艺术的中国化，第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命题，我们的造像艺术首先有一个规定，一般的工匠只能按照这个规定来。西方比较爱提赞助人，给你出钱的这个人，他会给你一个样式，工匠也不敢创造，或者至少要让主家同意了之后（再创造）。但是什么人可以变？大艺术家，比如戴逵，像唐代的周昉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观音样式，一般的观音都是比较正统的，结果他给你（造）出来一个水月观音，其实有点不太符合宗教仪轨，但是他画出来了，大家就欣然接受，然后就跟风。所以像这样艺术风格之所以会变化，除了时代审美，有些大艺术家在中间（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戴逵画像

石窟的观看有多少重维度？

我们看石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一个从历史方面，我等会还会再展开来讲，这个历史背景包括的内容不仅仅是处的时代，像我们现在去看石窟和古人看肯定是不一样，虽然我们都从古代艺术里汲取养分，但是侧重点不一样。

第二，作为宗教美术的一大门类，我们去欣赏石窟寺的时候，还是要有一定佛教的知识储备，当然石窟也不仅仅是佛教，也有道教的，甚至还有摩尼教的石刻等。但是不管怎么说，石窟寺中佛教是最主要的。在这个过程中，要是想看懂这些石窟寺，有必要的宗教知识储备还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艺术欣赏，虽然美是一种感知，是带有主观成分的，但是它的主观感受，你如果是有意识地去了解了之后，和无意识的，收获还会是不一样的。

另外，石窟的价值实际上在不同时代产生着变化，比如北魏时期，它是国家工程，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像云冈石窟的开凿，我的导师宿白先生说，这么大的工程，应该说是平城最大的国家工程，在开凿过程当中，一定需要有些条件，这些条件概括地说：人力、物力、财力。人力从哪儿来？刚才我说在佛教诞生过程当中，后来又称之为像教，“像教弥增”，北魏的佛教就是从北凉过来的，其实不仅仅是北凉，在征服北中国地区的时候，从不同的地方，尤其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聚集了很多宗教人才、工匠，成为石窟开凿的人力资源。鲜卑民族是一个从草原上下来的民族，草原民族有一定的共通性，不像农耕民族，它善于储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有点像打草鼓，部队出去，带一点干粮，抢到哪是哪，再把它抢回来。在建都平城的将近100年时间里，我导师的统计是，往这儿聚集的人力、人才大概要超过100万。再加上当时丝绸之路的畅通，文化的交流、艺术的交流都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创造了云冈石窟。但是这么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的云冈石窟开凿出来，为什么？它一定有着非常现实的作用。现实的作用是指对当时的人来说，我的理解，一方面还是为了统治需要，从宗教方面来说，他们认识到“不依国主”，如果不依靠国主“则法事难举”，实际上推广佛教是有困难的，但从统治者来说，认为佛教可以“助王政之禁律”，就是帮助国家去进行统治。

云冈皇家礼佛浮雕墙

有了这种客观需求之后，世俗和宗教界都有了这种需求之后，用什么去表现？这取决于它能不能成为国家工程。结果主持开凿云冈第一期工程的昙曜，他就上了一个奏，说实际上是为五个皇帝开了五个洞窟。这样一来，表现当今统治者就是佛的理念，这种理念很容易被统治者所接受。

云冈昙曜雕像

然而在当时统一北中国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部族、民族，这些民族的想法都不太一样，用武力统一了之后，在思想上怎么样去统一？不同的民族政权都经历过汉化，所以汉化不仅仅是孝文帝的时候。一个是走汉化的路，第二，利用宗教，在利用宗教上，北魏是比较成功的。所以在这个形势下出现的石窟国家工程，是为了用宗教的形象去凝聚社会共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文献里也记得非常清楚，这些石窟开凿出来之后，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现在媒体报道、纪录片、图片都很多的情况下，很多第一次来云冈的人，还都跟我说真看到实物的时候，还会觉得很震撼。那么在古代，如果千辛万苦，前面都没有什么具象化的东西，突然看到为皇帝开凿（的）洞窟，会觉得人生的渺小，会觉得震撼，所以当时它具有非常实用的现实价值。但这种价值，随着北魏（灭亡）或者不那么崇奉的人群（增多），它就会减弱得很多。

走进珍贵的佛教宝藏中
开启一场石窟漫游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