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虽然地处中国西南一隅，与中原地区关山远隔，却从来不是一片蛮荒之地。大理先民自数千年前繁衍至今，躬耕于沃野，游猎于深山，渔获于大泽，行商于远路，族裔既繁荣兴旺，文化亦绵延不绝，是中国重要的文明主体之一。从南诏、大理国开疆立国，到近现代成为滇西的十字路口，大理似乎从未泯没它“文献名邦”的声誉，斯文昌盛，弦歌不辍，令人常有孔夫子“礼失求诸野”的感叹。

  对于20世纪上半叶游历中国的海外人士来说，大理的主体民族“民家”（白族）虽与汉族多有差异，却温文尔雅，包容开放，是当时族群复杂、民风叵测的西南边疆少有的“开化”之地。也正因如此，往来于滇越、滇缅或北上藏边的异国旅人，通常会在大理驻留些时日，招募马帮，补充给养，甚至是享受最后的安宁与舒适。也有人因特殊的使命，如人类学田野研究或宗教传播使命，长住于苍洱之滨，与大理民众结下更为深厚的缘分。在他们当中，亦有长于摄影者，用图片记录其游历的风物景观与体验的民俗生活。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旧照作为一种影像文献，揭示了大理从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历史变迁，从中亦可辨析民家（白族）对于传统信仰与生活方式逾千百年而坚守不已的文化韧性。

  一、途观：经行者的影像散记

  作为滇缅与汉藏交汇的节点，大理自古即是文明碰撞与融合的前沿地带，19世纪以降，随着英国殖民缅甸，法国占领印度支那，继而向云南渗透，大理便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更为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传教士、探险家、植物标本猎人纷至沓来，南来北往的“洋人”也逐渐成为大理人淡然视之的常态。最早为大理留下图像记录的外国旅行者之一，或许是1903年自上海沿长江逆流而上，再从云南省会昆明一路西行抵达下关的美国人威廉·埃德加·盖洛（William Edgar Geil）。在其代表性著作《扬子江上的美国人》（A Yankee on the Yangtze）中，他用了一章的篇幅，讲述他在大理府短暂驻留时的见闻：“城市位于洱海西侧。在城墙的后面是点苍山，它舒缓而宽阔的山坡突兀而起，形成了高大陡峭的悬崖绝壁，常年积雪，高耸入云。”[1]盖洛转述了当地流传的观音降魔传说——也就是大理“三月街”的由来，也回顾了三十年前由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展现出一个旅行作家对神话与历史的特殊兴趣。

  在清朝兵勇的陪同下，盖洛游览了这座古老的城池，并拍下多幅大理城市建筑的照片。其中有四幅照片被选入《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中作为插图，包括大理城宽阔的城墙及其周边的民居建筑（图1）、大理府北门城楼与两侧的铺面、行人（为了拍摄通透的城门洞，他请兵勇将围观民众摒列于街道两侧）（图二）、以苍山为背景的崇圣寺三塔（图三），以及一座被改造为传教使团驻地的官员府邸（图四）。盖洛赞美大理府是中国西部最美丽的名胜之一，林立的宝塔使原本普通的场景变得如诗如画。而那幢被教会以1100两白银购置得来的宅院，虽然富丽堂皇，却很难吸引本地人皈依“洋教”，只有很少的人加入了新教教会。盖洛在大理稍作休整，便继续向南，踏上了前往缅甸的艰难旅程。他附录于书中的四张照片，虽然简略，却具有标志性意义，勾勒出晚清大理城市与人民的时代剪影。

  （图一）大理城墙与民居

  （图二）大理府北城门

  （图三）崇圣寺三塔

  （图四）被教会购买的官邸宅院

  盖洛辞别大理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陆续有欧美、日本的旅行者在大理留下了影像行踪，其中又以法国人谢阁兰（Victor Segalen）和美国人约瑟夫·F·洛克（Joseph Charles Francis Rock）最具声望（日本曾在1924-1942年间发行《亚东印画辑》，内有大理风光照片多幅，但摄影者身份待考）。谢阁兰是一名法国医生、旅行家与考古学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曾经于1909-1917年间四度深入中国腹地，对古老的中华文明遗址进行实地勘察，出版了多部中国主题的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并感悟到“这样，不停步也不失脚，没有笼头也没有马厩，没有功绩也没有辛劳，朋友，你将抵达的不是永世欢乐的泥沼，而是‘多样’这条大河中醉人的旋涡”[2]。

  在谢阁兰1914年2月至9月的第三次访华考察途中，大理是其归返故乡前的最后几个驻留点之一。自丽江经大理至昆明，谢阁兰对于护送自己完成旅程的马帮颇有兴致，拍摄了一系列以马帮行动为主题的照片。在滇西崇山峻岭的背景之下，谢阁兰策马缓行，随行的马帮或追随其后，或歇鞍围坐，在草地上稍作歇息。这种马背上的长途旅行，对于生活在现代欧洲的谢阁兰而言，无疑是一种富于诗意的体验，因此，在他之后的文学作品《出征：真国之旅》中，“马帮”成为了一个特别的意象，甚至有专门一章《驮夫》叙述行迹。“每一次上路，每一个动作，每一声出发的呼喊还有前路，这里展示的一干人物，目的都不是把我带到目的地，而是不断的使争执爆发出来。”[3]换而言之，谢阁兰在大理途中所拍摄的马帮与驮夫，象征着将他从对中国的想象带入到现实世界的文明引路人。

  （图五）谢阁兰行进于丽江至大理中途

  （图六）马帮装卸货物

  （图七）谢阁兰与马帮同行

  1922年，又有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奥地利裔美国人——约瑟夫·F·洛克，受美国农业部委派，自泰国、缅甸一路北行进入云南，探索这片生态与文化都异常丰富与神秘的中国边地。他的目的地是深藏于高山峡谷之中的丽江，因此，大理仅是洛克途中经行的一个驿站而已。在他后来完成的著作《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洛克将大理设为从昆明前往丽江的第十三站，并强调“大理有极大的历史意义，可惜不在本书的范围以内。”[4]即便如此，他短暂的大理行程依然丰富多彩，既登苍山赏雪，拍摄了多种本地植物，又下洱海观渔，欣赏鱼鹰的捕鱼技艺，更往来于大理城内外，将葆有数百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崇圣寺三塔、五华楼、大理古城的城门、街道，甚至三月街集市上拥挤的人群记录在他的照片之中。

  （图八） 大理五华楼

  （图九） 从城内钟楼西眺苍山

  洛克在云南生活的重心是丽江，他所热衷的也是那些“西方人从未涉足”的所谓“秘境”，而“（大理）与省内其他汉族城市无多大区别”[5]，因此，在风土、文化上与汉族地区更为接近的大理并不符合他的研究趣味，也鲜少成为他的写作主题，尚好洛克的摄影天赋弥补了他文字的缺失，每一张经他拍摄的大理照片都气韵生动，耐人寻味，似乎凝固于其中的历史瞬间能够逆着时间的流水，再度鲜活起来。

  （图十 ） 苍山脚下的“三月街”赶集者

  二、凝视：人类学者的影像深描

  与匆匆过客式的威廉·埃德加·盖洛、谢阁兰和约瑟夫·F·洛克不同，真正在大理社会扎下根来，悉心体会这里的风土人情与传统文化精神者，是出生于英国的人类学家费子智（Charles Patrick Fitzgerald，1902-1992）。他在1936-1938年间，以大理为田野点，遵循人类学的经典研究方法，研究民家（白族）的语言、风俗、经济模式与宗教信仰等内容，论证民家是一个与虽然汉族接近，却迥然不同的独立民族，并完成了一部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民族志作品《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A Study of The Min Chia of Tali,Yunnan），这也是有关大理的第一部人类学著作。[6]

  不仅于此，费子智还是一位热忱的民族志摄影家，他在进行田野调查的学术工作中，自觉地采用了影像拍摄的方法，记录他所观察与参与的种种文化事象，并有数百幅照片存留至今。[7]如果我们了解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摄影手段从事考察与记录的人类学者在全世界都寥寥无几，就可进一步感慨：费子智留给大理后人的是一笔何其宝贵的文化财富！

  费子智的文字著述与他在大理拍摄的图片，是一种互文、交汇的民族志关系。他细致、深刻的学术描写，在其摄影作品中得到直观而饱满的呈现；后者所蕴含的丰富影像信息，更为语言不能表达之义，提供了一种感受与领悟的理解路径。如果我们将《五华楼》与《大理1936-1938》两书并置，彼此参照，便会发现费子智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描述了大理的自然环境：“在滇西的崇山峻岭中，有一块狭长的、富饶的稻米之乡镶嵌在苍山和洱海之间，这里就是大理——民家的家。”[8]在《五华楼》的开篇，他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文体，介绍大理的地质构造和生态特征，“整个坝子南北走向，西靠苍山，东临洱海，在洱海的东面有一群山脉从洱海上升起，并将整个坝子从四面环绕起来。”[9]而他所拍摄的一系列照片，则更为全景式地展示了这方水土的地理景观：冬日白雪皑皑的苍山、雨后环绕山间的玉带云、山巅寂寞清冷的洗马潭、清碧溪奔流的瀑布、树影横斜的洱海湖湾，以及横卧于苍山与洱海之间的田野平畴与宁静村落——大理的自然风光，在费子智的影像表达中更富于诗情画意。

  （图十一）苍山玉带云

  （图十二） 苍山洱海之间的肥沃稻田

  作为一名长期生活在大理乡间，致力于探讨当地族群文化特性的西方人类学者，费子智研究与摄影的重点当然是在大理民家（白族）的历史、文化与习俗上。他在《五华楼》中，细数民家对稻田的热爱，甚至将稻米作为衡量贫富的标准：“用稻米和其他商品直接地以物换物，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连房租也是用稻米来衡量和支付的。”[10]由于其民族志描写了稻作在大理民家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因而在其拍摄的图片中，同样仔细地记录了民家农人对水稻的精耕细作：犁地、耙田、插秧、灌溉……在苍山脚下，翠林村外，费子智镜头中的农人头戴斗笠、身姿起伏，宛如一幅传统的中国水墨画。费子智还拍摄了大理民家在耕种水稻之外的其他生计，如在洱海中驾船用鱼鹰捕鱼，在苍山上开采石料刻碑雕石等，这些图景均与他在民族志中的描述一一对应。人类学格外关注的交换环节——特别是大理的民间集市，更是成为这位英国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在其著作与摄影作品中，都得到了显著的体现。

  （图十三） 大理民家农民插秧

  （图十四）大理民家鱼鹰捕鱼

  在《大理城》一章中，费子智不仅统计了城内的商店数量与类别、每日的菜市和每月两次规模较大的集市，还细致地描述了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两个大型民间市集：“‘三月街’通常在阳历四月，在雨季来临之前；而‘渔潭会’则是在八月，即阳历九月份，那时雨季也即将接近尾声。”[11]由于这两个集市人群密集，买卖兴盛，成为费子智观察大理商业与族群关系的重要窗口。他发现“三月街”是藏族人贩卖药材与马匹的主要卖场（“三月街”的赛马会也是出于展示良种马的商业目的），半数以上的买家则是北部和东部的外乡人，他们的参与使得“三月街”在整个中国都名闻遐迩。费子智在“三月街”拍摄的大量照片，都在强调大理作为“东西主干道和南北马帮道上的交叉口”所独具的文化融合价值：头戴鸡冠帽的白族少女，“披星戴月”的纳西族女子，在骡马市场等候买家的藏族男子，还有从广东、上海深圳欧洲舶来的商品。而在集市当中，不同族裔、年龄、性别的参与者既通过纷繁各异的服饰相互区别，又在这一交易与交流的场域之中，成为一个有机的贸易与文化共同体。

  （图十五）“三月街”期间的骡马市

  （图十六）参加“三月街”的纳西族妇女

  相比起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超越了“地方性”系统的大理“三月街”，每年夏末初秋在洱海北侧上关沙坪举办的渔潭会规模虽更为盛大，却在大理之外鲜为人知，费子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无论买卖双方，大都是本地农民或商贩，“鱼潭会上人山人海，90%是民家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妇女”[12]，交易的商品也多为日常农具、渔具甚至嫁娶物资为主，对外来的交易者缺乏吸引力。费子智对渔潭会的拍摄，更侧重于展示民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不同地方民家支系的服饰特征，相面、武艺等集市杂耍，从洱海水面泛舟而来的赶集者，以及通过船只运送到各个村庄的家具、石磨、棺木等大宗商品等。特别是民家女子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再没有其他场合能见到如此众多的民家姑娘，她们穿戴着整齐的民族服饰，在人群中自由闲逛……并羞怯第感到自己被男士注目观看和赞赏的目光。”[13]由费子智用影像记录的这一系列民家众生相，直到今天，依然散发出馥郁的人间烟火气息。

  （图十七）渔潭会多售卖剑川木匠制作的家具

  （图十八）渔潭会上的相面摊

  作为人类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民家社会的宗教信仰在费子智的学术著作与摄影作品中均占有较大的篇幅，是其最费心血的民族志描述内容。在《五华楼》中，他概况道：“民家崇拜很多不同的神，有佛教里的菩萨，有道家的玉皇大帝以及一些本地的神灵。他们也崇拜祖先，在这种崇拜上，方法、供神的地点和供神的礼仪大相径庭。”[14]费子智将民家信仰分为“祖先崇拜”、“众神”、“巫术和神话”三个篇章，分门别类加以阐述。而在其影像民族志中，他所拍摄的“祖先崇拜”部分包括一系列葬礼、祭品、坟墓以及祭祀祖先的照片，图中所见的送葬与祭仪场景，与今日的白族丧葬仪式并无较大的区别。“众神”部分除了展示大理主要的佛教场所，如观音堂、鸡足山寺庙、崇圣寺三塔等之外，也呈现了民家本主信仰的多个方面，如“神都”圣源寺的香会、女性信仰团体“莲池会”的唱诵祈福，特别是最具民家特色的“绕山林”（Gwer Sa La，又译绕三灵）活动。

  （图十九） 民家坟墓，形制与当代没有区别

  “绕山林”在每年阴历四月二十五日举行。费子智称这一祭祀仪式为民家所独有，汉人从不参与，它“更像一个节日，而不像一个宗教活动。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天相当于狂欢节，是一件少有的盛事”[15]。在这种狂欢的气氛里，人们都显露出更具个性的表情与姿态，因此，费子智所拍摄的“绕山林”照片，在他所有关于大理的图片作品中也最具有灵气与感染力——无论是儿童簇拥下头戴柳条帽、口吹横笛的老人，还是以仰角拍摄的面带眼镜、手持折扇和巾帕的民家青年，或是一身长袍马褂的表演者，都带有一种世俗之上的精神力量，超越了民族志的“客观表述”价值，也令人睹图深思：这一大理白族的民间信仰之所以世代不绝的生命本源。

  （图二十） “绕山林”的民家仪式参与者

  费子智所关注的大理民家社会，并非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封闭区域，而是与外部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的枢纽。他甚至在《五华楼》中专辟一章：“与国外的联系和交流”，主要讨论天主教与基督教在大理的传播与局限性，同时也谈到了中日战争对大理以及滇西地区的影响，特别是正在修建中的滇缅公路，“在这儿修建公路是最复杂的，也是最艰苦的业绩。到缅甸的路是因抗战需要而修建，除此之外，没有一条云南公路的货物运输的商业价值足以支付修路的高昂代价。”[16]他甚至专门考察并拍摄了这条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支持战略物资运输的交通要道。也许是意识到民家的基督教信仰者稀少，身在大理的异国传教士及其教会活动并没有被费子智摄入其摄影作品（或者是未在中国的摄影集中正式出版），倒是大理天主教伯大郎耶稣圣心司铎会（La Congregation de Sacre Coeur de Betharran）的传教士们，留下了一些珍贵的影像文献。

  （图二十一 修建中的滇缅公路）

  （图二十二 带着民家斗笠的费子智）

  三、回瞰：天主堂的影像余晖

  在大理古城深处的新民路巷内，有一幢中式风格，斗拱飞檐的天主教堂，一直是这座小城最为引人注目的观光景点之一，直至今日，它也仍然是天主教大理教区的主教座堂。

  据相关史料记载，天主教于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传入大理，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主要由巴黎外方传教会负责传教事宜。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削弱了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人力资源，从1924年起，法国伯大郎耶稣圣心司铎会法籍传教士叶美章和比利时籍传教士艾佑园等三人到大理传教，逐渐接替了前者的教区管辖权。

  （图二十三）最早抵达大理的三位伯大郎圣心会传教士

  由于1925年的大地震摧毁了大理原有的教堂建筑，主持教务的叶美章主教决定采用大理本地的白族工匠、技术和传统建筑风格，花费近三年时间，将一座极富艺术美感与宗教功能性的天主堂重建起来。“礼拜堂重檐歇山顶、 回廊抬梁式石木结构建筑,共用了49根落地柱，通面阔13.15 米，通进深32.1米。整个建筑由厅堂、门楼和钟楼有机组成，门楼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外留两柱间距的空间为门廊。门楼为典型的白族‘三滴水’式有厦出阁门楼，门楼翼角突出、上翘。”[17]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教堂模样。

  作为已有近九十年历史的宗教建筑，大理天主堂的建筑史原本已经湮没无闻，但是通过神父们拍摄并存留下的照片，我们才得以看到教堂修造的整个流程：从森林砍伐、运送木料、抛光打磨木柱、用石料为教堂奠基、树立施工脚手架、营造教堂的木制构架、为屋顶覆瓦、最终将教堂落成完工。这些图片资料让大理天主教堂的每一个修造环节历历在目，构成了一套简明扼要的影像营造清单（共计十一幅），蔚为珍贵。

  （图二十四） 从林中运输教堂建筑所需木材

  （图二十五）教堂的木制框架建造完成

  （图二十六）教堂屋顶覆瓦

  在伯大郎圣心会保存的老照片中，还记录了1930-40年代大理天主教传教活动与生活的诸多图景：弥撒结束后教堂院子中云集的信众、在神父的率领下举行宗教游行的孩童、被教会收养的孤儿，以及在滇西的高山激流之间穿梭往返的传教士们。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照片展现的是传教士与滇西各地教会学校学生的合影——除民家子弟之外，还有罗罗（彝族）、掸族（傣族）等多个民族的青少年，这也与费子智在大理对天主教会的观察和评论相符：“天主教的传教士更关心他们所居住地方的社会，要不断地给他们教诲，尤其是孩子。为此他们开办了宽敞一流的学校，就如其中的一位神父所说：我们认为，培养一个基督徒需要三代人的时间。”[18]这些半个多世纪以前拍摄的照片，呈现给当代人一幅既熟悉又陌生的图景：大理古城中的天主教堂依然举办宗教活动：弥撒、唱诗，特别是每年圣诞节，这里更成为欢庆的焦点，然而，曾经与大理相伴多年，并一手建造起这座美丽教堂的伯大郎圣心会传教士们，早已被淡忘在历史的烟尘里。

  （图二十七）在大理教堂广场上Spissé神父带领的节日游行

  （图二十八）弥撒结束后的天主教堂庭院

  法国伯大郎圣心会的传教士于1952年被新中国政府遣返出境，他们随身携带的物品当中，有三本拍摄于大理的相册，记载了这些异国旅人在大理二十八年的生活记忆。1938年结束了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费子智，虽然在他的后半生始终与中国结缘，却再也没有机会重返大理。但他的女儿费晓璞回忆说：“在他的床头，有两张放大的照片一直陪伴着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张是从他在大理的住宅一眼望去的苍山和庭园，另一张则是洱海普陀岛上的寺庙。年轻时在大理度过的时光是如此刻骨铭心，那里的一草一木早已成为他往后岁月中最难以割舍的记忆。”[19]或许正是这一幅幅凝记生命瞬间的大理老照片，让那些浪迹天涯的异国旅人屡屡相思，最终埋葬在他们的苍山旧忆里。

  （图二十九） 洱海普陀岛寺庙

[1] [美]威廉·埃德加·盖洛：《扬子江上的美国人》，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

[2] [法] 谢阁兰：《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车槿山，秦海英译，2015年，第114页

[3] [法] 谢阁兰：《出征：真国之旅》，上海，李金佳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4] [美] 约瑟夫·F·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刘宗岳译，1999，第15-16页

[5]  [美] 约瑟夫·F·洛克，《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刘宗岳译，1999，第15页

[6] 参见张源、杨清媚《“地方之上“的人类学——20世纪前期学人眼中的大理社会与民族志叙述》，《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3期，第1-8页。该文作者认为费子智着意论证民家与傣族有联系之“泰人种理论”，但费氏在书中亦明确说明民家对滇西傣族并没有感到任何亲缘关系。

[7] 费子智拍摄的大理图片生前并未发表，身后由其女儿费晓璞（Anthea Fizgerald）委托大理白族文化研究所编辑成册，以《大理 1936-1938》书名于中国出版，民族出版社，2006

[8]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3页

[9]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7页

[10]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11]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5页

[12]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59-60页

[13]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62页

[14]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15]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16] [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

[17] 杨淑华：《大理天主教堂》，《大理文化》2009年第3期，第63页

[18][澳]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88页

[19] 费晓璞（Anthea Fitzgerald）：《序二》，载于费子智:《五华楼:关于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刘晓峰,汪晖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IX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