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文轶）

( 贫富差异的场景在神木街头四处可见 )

外来者

与大多数贫困的陕北城市一样，神木县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在赤字财政的泥淖里挣扎。这里倒是有几家半死不活的老国有企业。李志卿1984年到这里担任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时，以农业税为主体和少量工商税构成的财政总收入才380万元，而光全县的人头开支就是财政总收入的一倍以上。“我记得当时整个神木有14家小型国有企业，每年县政府把税全部退还他们，还亏180万元。”李志卿向本刊记者回忆，“最后只有政府贴企业，国家贴政府。”

“吃补贴”在陕北当时不是件不光彩的事，革命老区的逻辑理所当然地成为很多和神木一样的县向国家伸手的理由。自从1985年中央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后，这种理由就变得更充分。地方经济研究者苏哲富对本刊记者说，截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陕西全省赤字县达80个，赤字累计8.8亿元，每年大约有70多个县的工资不能按时发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