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7年7月18日出版的《申报》每周增刊上，编辑吴景崧以“杜若”为笔名，发表了题为《国人对卢沟桥事件应有之认识》的评论，明确指出：“中国无论怎样退让，也没有可了结的时候。”“我们只有集合整个的力量，才能御侮救亡；我们也只有严整全国上下一致的步调，才能获得外交上、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全国现在均已不把这件事当为地方事件，而把它当为全国安危所系的重大事件……我们今日整个民族的唯一出路，只有集合起来共赴国难。

如同后来投笔从戎的诗人穆旦在1941年12月中国对日正式宣战后写下的那首诗——《赞美》：“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