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湖上行得久了，有时会不由得停下脚步，追想曾经在生命里留下过痕迹的人与土地。那些支鳞片爪地闪回在记忆中的黄河谣曲与陇东影戏，从土灶蒸屉的白雾里鲜软浮现的晋中面花，那些苗人头顶的银饰，藏人身上的酥油气味，滇西一场淋漓的春雨以及牵着水牛冉冉走过村头的傣家少年，或许都会在某一个灯红酒绿的都市夜晚，令我猝然感到一种乡愁的寂寞。

对我而言，生命大抵如是。总是心动于远方的一声轻唤，便悄然上路，随着车行马走，再度搭上大地的脉搏。而我所恣意流连的，风景还是其次，那些有意无意间邂逅或者追访的歌者、艺人，那些默然厮守于一方水土的暮年老者，那些如飘蓬般散落异乡的异乡人，那些在荒野里操持一份孤绝信仰的信仰者，我总如兄弟一般与他们为伴，在他们的喃喃诉说或吟唱里，求得一份早已泯灭于喧嚣市井的纯真智慧，找寻一种埋藏在泥土深处的历史真实。

-桑畖秧歌-

正是陕北隆冬的季节，一场漫天风雪将黄河冰冻成一弯如钩的晓月。雪霁初晴时，向阳的坡面很快便现出梯田的沟坎，一道道地好像斑马身上的花纹，阴坡依然白森森地“惟余莽莽”，将就着远近的山河大势，正可入唐人的边塞诗，又或是明人的一幅泼墨山水。

延川县正是黄河边上的一片黄土地。纵横切割的沟壑坡梁，把一县的乡村各自圈围在相对隔绝的地块上。那些隔着山峁，将“牵手手，亲口口”的“酸曲”唱了一代又一代的陕北汉子与婆姨们，至今仍满心欢喜地在正月的年节里打起腰鼓，扭上秧歌，让天界的神灵与人界的众生都尽享这歌舞狂欢的尘世幸福。

桑畖是延川最深处一座几十户人家的小村，从县城坐吉普车过去要颠簸上三个多小时。正月十五的晌午，平日里冷清寂寥的打谷场上鼓声雷动。桑畖村“旧文化恢复协会”组织的社火队，在百十米见方的土坝子上狂放地舞将起来。高举一柄五彩纸灯的“伞头”引领着秧歌队逶迤前行。那把飘着流苏、贴满剪纸的灯伞如一面领军的战旗，神圣而不可冒犯。身披大红披风的会首老人威风凛凛地压住舞动的队伍，高声唱颂起吉祥的谣曲：“各路诸神在里面，保佑平安万万年。”

几个身穿黄袄、腰系围裙、头插三绺纸冠的精壮汉子，斜挎着腰鼓，粗糙的大脸更画上扫帚眉与络腮胡须，最是豪迈地跳在社火队的中间，显出古代战将冲杀征战的做派。红衫绿裤的年轻女子手提着状如莲花的纸灯，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娃娃们高举两三尺长的“枣牌”（将红枣串在玉米秸上，连缀成排，错落出菱形图案，又将蒜头、鞭炮等避邪的灵物悬在枣牌上，以求驱邪除恶，长命百岁），随着锣鼓声翩跹游走，又有扮成寡妇、赖汉的丑角们穿插其间，不时打个趔趄，跌个马趴，惹得旁观的乡亲哄然大笑。舞到半晌，“伞头”扎下人马，和另两个村中长老站在一方，齐声高唱：“四月里来四月中，桃花开得遍山红……”把一年各个时令唱个周全，正应着《诗经》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农耕古训。

陕北乡间“闹红火”，据说可以上溯到商周时代对“后土”的祭仪。西北诸省既是中国古代文明积淀最为丰厚的地区，也因为交通闭塞、民生艰苦，至今仍残留着许多前工业时代的文化因子。虽然被当作“四旧”破坏过，但一俟风土相宜，就由宿老乡贤们牵头，将这番“旧文化”再度铺张整治起来。除了秧歌、腰鼓这些渐已收编成大众“团体操”的民间舞蹈之外，黄河沿岸各乡每到正月十五必要设阵周游的“转九曲”、“盘子会”、“绕灯山”，都还埋藏着生殖崇拜与天人交应的深厚根基。

在一抹白了头的高坡之下，桑畖秧歌如一场舞了几千年仍未落幕的社戏。人与天地、自然、节气最本初的依存关系，还在黄河流转的沟沟畔畔里，如血脉一般地延续着。

-打铁与剜花-

打铁作为一门营生，曾经是前工业时代最勇武的男性职业。从农耕的犁铧到征战的刀剑，铁匠们用大锤和火钳打造出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在古希腊神话里，甚至奥林匹亚圣山的神殿与绝色美女（或许是最早的“智能机器人”）潘多拉，都是铁匠之神赫菲斯托斯的杰作。

随着产业革命的惊涛骇浪席卷了整个世界，潮涌而来的工业产品迫得靠手艺吃饭的匠人们无处可以安身立命。那些勉强操持着家传祖业的铁匠早已在城镇里销声匿迹，“叮当”起伏的打铁声即便偶尔还得以听闻，也只是在交通闭塞的山村老寨里。

陕西安塞是西北名县，腰鼓耍得震天响，但深沟大壑里也藏着不少穷乡僻壤。西河口村就歇在一个山凹子里，连坡带坎地爬进去要走好长一段路程。冬日农闲，村里少见人烟，几个娃娃聚在一片柿树林里，坐在麻绳拧成的秋千上悠悠地荡着。

几孔窑洞错落地嵌在黄土腰上，山墙一围，便是自家的宅院。这时就听到铿锵的敲打声从一户人家里传来，推门进去，院中一具炉台里火烧得呼呼地正旺，操着风箱拉杆的竟是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先生。阳光透过头顶的芦棚和蒸腾的青烟，在他身边打通一道冉冉的光路。火苗随着气流的出入起伏明灭，如乐律一般流淌着。

老铁匠大号郭怀宝，已是80岁往上的年纪。自小学得一手锻铁的本事，也曾到安塞县里开了个铁匠铺子。后来五金店卖的铁器价钱越来越贱，渐渐地打铁生意维持不住，郭怀宝索性就回到西河口老家，接一些邻里乡亲们的零活，为农人修补损坏的耕具，打几件家用的铁器。如此围着黄土炉灶转来转去，就一直转到了耄耋晚年。

村子里的婆姨媳妇们常找郭铁匠打剪刀。商店里卖的剪刀形制单一，平常扯布裁衣还能凑合，但逢年过节要剪纸“剜花”，就显得不那么趁手。郭怀宝打出的剪刀刃口锋利，又能依着各人手掌的大小粗细，调整把手的尺寸，最能合她们的心意。那天，老人手头上正做着一把剪刀，两根一尺来长的铁料在炉膛里烧得通红，放到铁砧上大力地敲砸着，先打出刀锋和曲柄，再慢慢地淬火、开刃，打孔、栓接，真不是一两天就能做成的物件。

以这样琐细的工序，自然无法和流水线上生产的机制品相抗衡，然而这火炉里锻造、砧板上打磨出来的剪刀，却往往最得婆姨们的宠爱，都要绣个五彩的罩子套起来，平时舍不得用，等到剪纸、绣花的时候，才拿出来向妯娌们显摆炫耀。

我常怀想一千多年前，当关羽和张飞请涿郡铁匠打造出“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枪”的时候，想必也如那些陕北女子一般，望着只属于自己的这柄利刃心潮彭湃；也只有在那样的时代，铸剑的大匠才甘愿跳入熊熊的火炉，以性命和鲜血成就一柄传世的宝剑。

当西河口村的郭怀宝老人默默地修补起一把崩裂的锄头时，我知道那时代早已悄然隐退了。其实何止是商店里买来的锄头刀斧，连我们自己都只不过是身份证上的一串号码，后工业时代的一种“人工智能”而已。

-剪纸招魂-

吕胜中《剪纸招魂》1991年

中唐安史之乱，诗人杜甫从长安仓惶出逃，挈妇将雏，一路辗转而至陕西白水县彭衙村。村中故友劝酒压惊，盛情款待。老杜感动之余诗兴大发，写下《彭衙行》一首以致谢忱。诗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千年以降，如今“洗脚房”在城市里依旧大行其道，而剪纸招魂却早已鲜见于当世，只有杜甫曾经投宿的陕北故地，尚还有些汉唐的遗风依稀可辨。

延川县土岗乡的黄土塬上，有一个正月里社火闹得比较热烈的小村子。头年几场秋雨，把村里唯一的外销物产--红枣--大半沤烂在果仓里，所以今年村民的裤腰带恐怕更要收紧些个。日子虽穷，日子也还是要照过。五谷杂粮吃出毛病，方圆十几里又没有郎中可以诊治，于是，土生土长的乡巫神汉们便多少派上了些用场。我一来村里，就刚好赶上“梦仙”毛老先生大开道场，为本村一位名叫旺财的病汉施法招魂。

窑洞前不大的院落里，摆放了一张香案，桌上的木盒插了几支细长的木杆与点燃的线香。三、五缕流苏似的纸穗挑在梢头，簇拥着当中一列黄纸剪成的小人，手手相连，被乡人称作神鬼难敌的“拉手娃娃”。在黄昏的光影和缭绕的香烟里，飘荡在微风中的娃娃们此起彼伏，有如注入了生命的气息，让围观的村民都有些窃窃私语。

窑洞之中，卧床不起的旺财躺在炕上。头扎黄纸法冠，压住满头白发的“梦仙”毛师父，将他的法器--一柄形如双叶扁铲，另一端缀着几枚粗环的铁镲--“呛喨喨”地摇出节奏，开始高声吟唱他请神的祭辞。老先生信步出门，围着不大的祭坛，按东西南北中的方位遥拜五方诸神，在他的观想里，那都是些顶盔贯甲、跃马横刀的天界武将。

遥祝既毕，神灵到位。旺财的三位亲人各拿着铁锹、菜刀、笸箩和扫把走出院门，先点燃一张黄表纸，再把一撮泥土装进篮里，用笤帚催促着，一唱二和地叫道：“旺财，回来啦！旺财，回来啦！”忙着把走失的魂魄往家中解送。“梦仙”也返身回窑，一边作法让游魂归位，一边挥舞长鞭，驱除附体作祟的妖孽。这些“魍魉魑魅”被他逼入另一组“拉手娃娃”身上，让病人吹几口气，再点火烧化，唤人端出去泼到土地上。毛师父将三支竹筷竖着立在炕沿上，竹筷岿然不倒，意味着法术灵验，家人脸上都有了些笑容。

“呛喨喨”的铁镲声再度摇响，祭坛上所有的纸人、纸絮都被一把火烧光，神仙们也就各自“得胜还朝去者”。至于旺财第二天一早能否病去灾消，那也将是众说纷纭的一桩闲事。毛老先生褪下纸冠，收起法器，恢复了普通的乡民打扮。据说他在“文革”的时候曾经是本县造反派里有名的“司令”，还为此遭过两年牢狱之灾。但“毛司令”如何竟成了“毛梦仙”，老先生微微一笑，不作一声。头顶上一轮西北的大月亮，圆得更让人无话可说。

-剪花娘子-

虽然这些年来，随着民俗工艺品的流行，西北县乡里剪纸卖花的汉子也日渐多了起来，但传统上“剪花”还是妇人们操持的手艺。你无法胜数那些散布在黄土窑洞里生就一双巧手的“剪花娘子”，正如你无法唱遍每一首信天游，无法穷尽每一种刺绣的纹样一般。

在晋陕两省的乡村里，剪纸与绣花一样，曾经是每一个女子自幼修习的功课。心思的纤巧，手足的伶俐，都能从窗花或纸样的精粗、文野里看出个一二。岁月凋零了野花的芬芳，而红纸剪出来的生命记忆，还在广袤深厚的黄土地上绵延不绝地流淌与积存。

陕北安塞县的井坪河村，如它的名字所勾画的那样，朴实而宁静。村中最有名气的剪纸能手潘常旺大娘，和她的老伴杨猎户，住在这山沟沟里已有六七十年的光景。潘大娘十七岁嫁到这村子里，那时方圆几十里的山上还是莽莽苍苍的大林子。她围着炉台操持家事，杨猎户就拎起《水浒传》里解珍、解宝们惯用的三股叉，在山间逡巡游猎。

“早年打死过几十只狼，还有三头豹子。”早已经老糊涂了的杨猎户坐在小院里，整日里讷讷无语，只有在提起打猎的时候，他混浊的双眼才忽然泛起了精光。手中的旱烟管也微微抬起来，像是要刺入豹子的喉咙。但如今这黄土满面的荒山秃岭，别说豹子，连个野鸡都未必藏得住。杨猎户的时代早已湮灭在历史的荒诞剧里--从“大炼钢铁”到“农业学大寨”，他曾仰赖半生的森林就这么成了传说中的海市蜃楼。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足不出户半辈子的潘大娘才算有了一点“名声”。安塞县文化馆派人下乡普查全县妇女的剪纸花样，井坪河村这位农妇的“剜花”手艺，让县里的文化人赞不绝口。一问姓名，却发现除了娘家姓潘，嫁给了老杨家，年过半百的女子竟然没有个名字。文化馆主任朱笔一挥，于是“常旺”这个官名才算扣在了潘大娘的头上，又随着她的剪纸载入图册，渐渐传出了陕北的深沟大壑。

在冬日午后的太阳底下，潘常旺和杨猎户并排坐在窑洞门外的小板凳上，像一幅木版年画。老先生“吧嗒吧嗒”地吸着烟袋，心思或许还在六十年前那三头豹子的身上。潘大娘低头剜着红纸，剪出些“抓髻娃娃”、“麒麟送子”的样子来。虽然村里逢年过节贴窗花的人家越来越少了，但托人拿到县上，或许还能卖给外地来看安塞腰鼓的游客。三两只鸡在他们身前来回地踱着步子，因着阳光映照而澄黄一片的土窑顶上，几枝枯萎的蒿草在湛蓝的天色里瑟瑟地摇摆。

有时一幅画面竟成了记忆的终点。我离开井坪河村五天之后，潘常旺大娘便悄然辞世。陕北乡间的“剪花娘子”又走了一个，还没有剪成的红纸早晚也将褪尽颜色，正如她几十年的生命一样，归于尘土，湮没无闻。只剩下杨猎户一个人，呆坐在空寂的院子里，吧嗒着那根旱烟袋，追想他壮年时代打死的三只豹子，娶过的一个巧手婆姨。

-陇东皮影-

村口的小路上黑生生地晃过几条人影，摸进一房庄户人家的庭院里。窑洞的门扇敞开着，大人矜持地招呼着客人，娃娃们蹿进跃出，等待即将开场的好戏。一张白色的帐幕（行话称作“亮子”）在窑洞的土炕上撑开，麻油灯点亮，箱子盖掀开，艺人们躲在幕后各安其位，五彩斑斓的文官武将排成几列，吊在随手可及的绳子上。随着一声渔鼓砰然开场，“亮子”的正面幻化出一堂金銮宝殿，几个乱世英雄。一口沙哑粗豪的嗓子，在影人的舞蹈下高亢地唱念着：“家住山东，济南府……”

这是甘肃东部环县乡间的一个寻常夜晚，或许是才散了红白喜事的流水筵席。向晚无事，主人家照例要请四乡最红的皮影艺人来演几出神戏。如果是城关的“史家班”，曾经在意大利展露过绝活的史成林就会唱些谐趣的“相公招姑娘”、“八戒背媳妇”；如果是陈旗塬的“敬家班”，当家的敬登歧一把四胡拉得炉火纯青，称得上是陇东第一把胡琴；如果是县上“谢家班”，幕布后面明明灭灭的一盏电射灯，就更有些高科技的气息，不但武打出众，班子里还有皮影界极罕见的一两个女艺人，不时为女将、娘娘们佐唱发声。

环县地处陕、甘、宁交界的深沟大塬上，因其偏远，红军曾经在这里建立过革命根据地。而境内兴隆山又以道教圣地名动西北五省，每年农历三月三，来此烧香赶会的信众数以万计。相传“道情皮影”，正是此间道人以幻像喻尘世，以说唱渡众生的一道法门。清末民间大师解长春将这门“电影先声”发扬光大，不但把道家渔鼓、简板的粗陋形制改造成吹拉弹唱、五音交响的“光影大戏”，更在陇东八坡九峁的村寨里，点燃了道情皮影荧荧不灭的火种。

皮影一艺，全靠挑线的先生在幕后比手划脚，操练那些牛皮雕镂的小人。一会儿是登台拜将，一会儿是疆场厮杀，单人双手一卷台本，就可意态酣畅地“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而班子里伴奏的伙计们，击鼓拉琴之余，乘着逸兴，在先生耍到动情发力的时候，便一哄而起，合着调子高声唱和一番，是为助兴的“嘛簧”。看皮影的人若是对戏文烂熟于胸，也会相跟着抖一嗓“嘛簧”过瘾。都是粗声大气的农人，放开喉咙一通宣泄，戏场里有如滚过一阵惊雷。所以“道情皮影”又有个诨名，叫“吼塌窑”。其质朴粗犷，由此可见一斑。

文革一劫，陇东的老皮影箱子大都被小将们付之一炬。如今残存的几副，大半也流落在古董贩子的货柜里。皮影偶人烧了还可以再刻，但一路涤荡的经济大潮却彻底动摇了中国乡土文明的根脉，偏僻如甘肃环县，也逐渐少了皮影戏班四外游方的身影，让鱼骨刺一样林立的电视天线，接驳起大都市里喧腾浮躁的娱乐气息。

“从空中飞下了一群古雁，苦苦叫啼是：国泰民安哪啊……”那神采飞扬的影人，吼塌窑洞的合唱、千军万马的征杀，随着油灯吹灭那一缕青烟散去，终于与我们的时代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