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苌苌）

( 比尔·布莱森（左）和他的作品《闪亮的日子》（中）与《“小不列颠”札记》 )

读比尔·布莱森的书经常令人捧腹，他的幽默很明显继承了两种风格：英国式的板着脸孔说笑话，高雅地挖苦别人；美国人的极尽夸张之能事的幽默方式。这和他早年生活阅历有关。1951年，比尔·布莱森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得梅因小城，这也是本书的落脚点。大学毕业后，他去欧洲游学，曾经徒步从挪威走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后来在英国定居娶妻生子，根据《“小不列颠”札记》中讲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作为左撇子，在这个开车靠左行驶的国度倍感适应。那些年他做记者、编辑主任、自由撰稿人，直到1996年，为了让他的4个孩子感受不同的文化环境，或者如他在书中讲的，当听说当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测验表明，370多万美国人都认定自己曾遭外星人劫持，他大呼一声“祖国需要我”，便携全家返回美国安居。此时，他已经被誉为是世上最风趣的旅游文学作家。刚翻译出版的《“小不列颠”札记》，是他在要离开英国那年写的，他形容为就像是长跑比赛的冠军到达终点后，向观众致敬跑的那一圈。之后在《人在故乡为异客》中，他记录了刚返回美国时的感受。而令他获得最大商业成功的则是《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译者简单翻译成了《万物简史》，与肯·威尔伯讲灵修的《A Brief History of Everthing》中译本重名），这本从宇宙大爆炸讲到物种起源的科普读物，因为受到奥普拉的青睐而常年停留在畅销书榜单上。

《闪亮的日子》之所以有趣，可能因为比尔·布莱森的回忆也唤醒了我们对上世纪50年代以及80年代的集体记忆。他精读那时候的出版物，只看到纯粹乐观和失望的奇怪混合。美国的50年代竟也如此“跃进”：政府有人曾认真实验并考虑用火箭投递邮件，或者把氢弹用于民事工程的建设。在50年代，美国的报纸正是用这样的信息鼓舞人民。城中时不时进行“原子时代的空袭演练”，理发师领着他们刚理成阴阳头的顾客涌向防空洞。“我们不仅擅长制造真正的巨型爆炸，而且还擅长制造我们解决能力范围之外的后果。”布莱森写道，在比基尼岛上的试验，使得邻近岛上温顺的土著居民得了永久性耳聋，更别提辐射尘埃全部朝着与专家预料相反的方向飘移。此外，还有1000个核弹头在美国本土做爆炸试验，空气里都是原子的味道，1958年美国小孩身体里携带的锶90是前一年的10倍，而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政府公告，没有人肯承认这些惨败。看上去，没有荒唐，只有更荒唐。

即便是生活在战后美国GDP在10年内上升了40%的年代——从1950年的3500亿美元到10年后的5000亿美元——在大萧条时期出生的布莱森的父母，也无法克服根深蒂固的贫穷记忆。他的妈妈厨艺不精，喜欢搜集废弃的塑料包装盒，他的父亲是个优秀的体育专栏作者，专门跑全国各地去看职业棒球的训练和比赛。有一年，父亲买了一辆寒酸无比的车，带着全家穿越美国中部去迪斯尼乐园，这构成布莱森童年最快乐的记忆。新式家用电器轮番登场，每个家庭都很容易买得起。布莱森记述了刚有电视机的时候，20多个小孩挤在第一个有电视的人家的窗外看电视。他哥哥看到一个“只花65美分就可以看彩色电视”的广告，而邮购来的一块彩色透明的塑料薄片，使用说明要求他们把它贴在电视屏幕上。无独有偶，相信很多人会记得这项“技术”在80年代初的中国也有应用。“在50年代没有伤感的余地。”他写道，在文明过度发展之前，那是一段短暂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小汽车尚未有安全带和气囊；电影院都是很热闹的大礼堂，而不像现在隔成一个个小厅；香烟随便抽，无论在电影院还是在飞机上；食物都是好的，糖给我们能量，红肉让我们强壮，冰激凌令我们的骨头结实，而咖啡令我们清醒且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