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与林斤澜合作的关系，李陀在那段时间与汪曾祺走得近了。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文学圈里开始重新对汉魏晋六朝及至唐代小说产生兴趣，似乎由汪曾祺引发话题起。似乎是西方各种各样的流派、各种新鲜的写作方法，在七八年间迅速被我们追逐一遍后，忽然失去了新鲜。这时突然发现古人的写作方法其实是那样高明，我还记得初读《燕丹子》给我的冲击力——古汉语在简练中能凝聚那样惊人的信息量。记得曾与余华专门讨论过汉魏小说如何有想象力，余华就因读汉魏小说，写出了《世事如烟》。而李陀有一次到我家，与我们说起，他和汪曾祺讨论起“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说起古文魅力与今文中大量欧化语言烦琐的堆砌，李陀说了一句在当时很令我们震惊的话。他说，汪老头说，这样的话，真得回到文言文了。我记忆中，当时大家无语。回到文言文？回得去吗？而这个语境，我没想到，在李陀后来的汪曾祺研究中，却导致了另一个方向。

真正认识到汪曾祺的重要性，也是80年代后半期了。汪曾祺1980、1981、1982三年，连续在《北京文学》发表《受戒》《大淖纪事》和《故里杂记》，大家都认为好，却未意识到真正的好处，还都沉浸在形式更新的快意中。王蒙就占了当时形式更新引人注目的好处。那时其实有一段沈从文热，但奇怪的是，沈从文没能引申至汪曾祺，却指引叶蔚林、古华为代表的湘派作家，串联上俄苏审美体系了。汪老头在边缘。汪曾祺的重要性凸显，在我看，与阿城的出现，贾平凹《商州初录》的出现，何立伟的出现，与“寻根”有直接的关系。读了阿城、贾平凹、何立伟，才发现汪曾祺的文字，哪怕是一篇小散文《葡萄月令》都回味无穷。1987年始，古人的笔记小说成为大家的新话题。那时扬州广陵古籍出版社影印了民国时进步书局的《笔记小说大观》，16开本36册，成为紧俏货。从阅读的角度，这套书其实很考验眼睛——影印虽然清楚，字却很小。上海书店影印吴曾祺编的《旧小说》四册，32开本，字更小。

80年代末，李陀去了美国。后来，1991年，查建英的丈夫本杰明与李欧梵合作，在芝加哥大学做一个有关“公共空间”讨论的学术交流，我有幸第一次到美国。那是一次难忘的芝加哥热闹聚会，李陀、刘再复、甘阳、黄子平都在芝加哥，北岛后来也赶来，他那时好像在丹麦。我们频频地聚会，话题天南地北。我们到密歇根湖边烤肉，下水游泳，那时小查夫妇、李陀夫妇都住在湖边的公寓里。我们到甘阳家包饺子，饺子一煮出来立马就被抢光，怎么也吃不饱。小查夫妇与李欧梵、唐小兵开车，我们一起去芝加哥郊区，躺在草地上听梅塔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露天音乐会。记得清楚的是，每次聚会，黄子平夫人张玫姗都准备水果沙拉，而张暖忻那时热衷做三杯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