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弗洛伊德在1906年就去世了，那就不会有心智的结构化理论，不会有复杂化的心理玄学（弗洛伊德曾叫作“女巫心理玄学”），也不会有超越快乐原则的推测，不会有对宗教的彻底批判，也没有死亡驱力。而只是一个关于梦、性、笑话、失误的理论，为精神分析实践提供了有趣的线索，这已经足够了。也不会有弗洛伊德后来主持的精神分析运动，他的作品将由他的追随者们自己去理解，而不是由一个大师监督进行。要判断精神分析到底是什么还为时过早。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分析的后续历史可被划分为那些希望弗洛伊德在1906去世的人，以及那些不这么希望的人。

如果弗洛伊德在1906年就去世了，他给我们留下的就只是他关于无意识工作的复杂叙述。在《性学三论》中，一种引人入胜又自相矛盾的发育描述，既遵循严格的达尔文学说又反对达尔文学说。性行为被描述为始于婴儿期，其本质是有悖常理的、贪得无厌的、不稳定的、过度的、有危害的、普遍存在的。因此，到目前为止，以弗洛伊德惊世骇俗同时又谨慎的观点来看，这基本是难以理解的。性行为在寻求快乐上具有令人惊奇的巧妙和创造性，残酷是快乐的本质，最快乐之时，就是最痛苦之时。换言之，性行为本质上是施虐与受虐的，生殖既是偶然的又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最根本的是，将性描述为社交性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叙述的方式，是现代人最渴望做又最害怕一起做的事情。性行为总是标准化的，因为它总是受控于限制性的规范，但规范是可以改变的，尤其是通过精神分析本身。一旦性的形式被视为社交的形式，我们就有可能把精神分析看成是一种政治，让许多人以一种现代的视角来思考新的群体生活作风和方式。当然，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新的医学学科，正处在它自己的团体生活的边缘，作为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它既产生了糟糕的影响，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精神分析团体很快因其不文明和缺乏善意而变得声名狼藉。弗洛伊德最初在1912写了《图腾和禁忌》，后来在1921年写了《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就像他所说的那样，他试图“解决”这些精神分析团体严重的不宽容。

如果弗洛伊德在1906年就去世了，他最后给我们留下的是：通过《癔症研究》和朵拉的案例充分表达清楚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而非精神分析实践的处方，其他著作也隐含地表达了这些原理。屈指可数的个案史使精神分析的潜在缺陷更加明显：其潜在的厌女症、教条主义和传教式的劝服；分析师总想代替病人说话，以为知道什么对病人才是最好的；对分析师和病人一对一关系的迷信。这时候，精神分析既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临床实践，它还未被常令人感到焦虑的制度化所窒息和僵化。事实上，弗洛伊德在1898年至1905年的写作引起了一种恐慌，因为它们揭露了被压抑、被禁止的社交活动形式——现代人被活埋的生活，他们无法解决的渴求和性生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弗洛伊德开始的精神分析师，只能通过压制精神分析本身的发现才能从恐慌中复原。弗洛伊德在1920年发表的《超越快乐原则》中首次提出死亡本能，他在最失常的病人身上发现，有某些像假定存在的死亡本能一样强大的东西，一种如魔鬼附体般的强迫性重复，它们与生命能量和性能量背道而驰，使大量的能量受困。现代个体身上及精神分析本身具有的生机活力需要一个解药，一方面是通过神经症，另一方面也许可通过精神分析，特别是以它那超越制度化的形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06年之后，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精神分析这个职业更执着的是执行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规则，而不是思考这些规则是被用作什么。按照传统的犹太人的方式，对律法的渴望将压倒一切其他的欲望。起初，不仅是弗洛伊德的批评者，大家对精神分析师持什么样的法律立场并不清楚，但它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在达尔文之后，人类似乎是唯一的把性变成了一个问题的动物。弗洛伊德想要描述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年轻的弗洛伊德已经意识到——尽管他并不急于完全承认这一理论的根本意义——性的问题关乎律法，通过重新描述性，你可以改变支配它的标准。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在这些年里一直说来说去的无非就是，人们或者因他们的性欲望而受苦，或者因他们对性欲望的自我治疗而受苦。神经症的症状是否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在性欲和对性欲的防御之间做出的糟糕的神经症性的“妥协”，它需要有更好的折中解决办法；还是像他后来的追随者们所认为的——维特尔斯（Wittels）和赖希（Reich）是最坚定的——精神分析是对欲望的一种释放（正如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后来所说的那样，压抑是不管用的，这就是一个证明）。换言之，在精神分析形成的这些年中，弗洛伊德之所以对性强调——强调性是一种语言游戏，是想了解：对于现代人来说性意味着什么？这个词指什么？等于定义性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做了这两件事情。

当然，弗洛伊德并没有发现性，他在这段旷日持久的文化对话中增添了一些东西，将性作为社交内容，我们使自己的社交能力脱离了性，这是他增添的内容。性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却像政治作家一样，必须密切关注当权者的脸色。

所以，米歇尔·福柯在写到弗洛伊德的赞颂者时，只是陈述了一个明确的事实：

他们将这些完全归因于弗洛伊德的天才，实际上它们已经经历了漫长的酝酿期。他们把性在我们社会中发展确立的总体时间搞错了……他们以为，性被否认了这么久，最后是弗洛伊德通过突然的逆转恢复了它应得的名分。他们没有看到，弗洛伊德这个伟大天才是如何将其置于了一个关键点上，这个关键点是18世纪以来以知识和权力的策略为标志的。他打破了世俗禁令，推动了性的研究，并将性变为正式的讨论话题，就此而言，他影响力巨大，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最伟大的精神之父和古典时期的领头者。

据此，我们很容易（也有教育意义的）把弗洛伊德的早期生活简单看作是一则现代寓言，即一个不寻常的人在一种特定时期的特定文化里重新发现性的故事，就像哈夫洛克·埃利斯、劳伦斯或威廉·赖的人生一样。但是弗洛伊德在关键的这段时期里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再熟悉不过的、人之常情的性的紧急迫切，而是探索身体如何变成了（两重意义上的）性的语言；文化是如何翻译（用弗洛伊德最喜欢的类比之一）身体无意识的、被禁止的欲望的，如何翻译一个人觉得不能承认的愿望的。弗洛伊德并不是把性回归其“应得的名分”，而是去研究那名分会是什么。

至20世纪初时，弗洛伊德对无法避免的文化适应过程越来越感兴趣，这个过程被福柯归于“知识和权力的策略”（这是福柯的贡献：在解读后续的精神分析史时，这是一个有用的切入点），但他没有可用的语言去理解这个过程。这时弗洛伊德的工作闹出来一个真正的丑闻，用他的一个术语来说叫“替换”，即他的思想转移到婴儿性行为上来了。他发现现代人类作为自己生活中的无意识艺术家，是多么具有独创性，多么地令人困扰。这是他们能力的表现——寻找方法和手段，以伪装或自我挫败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欲望；如梦、失误，或异常和神经质的症状，这些都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对于无形的、不可同化的性欲望和攻击性可以做些什么呢？如何做呢？弗洛伊德意识到，他的病人们正在努力寻求精神上的生存，但像是个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他们精神世界的原材料是个人的经历，被编码在他们的性欲中。他们不是经验主义者，也不仅仅是浮光掠影，他们是幻想家。他们的适应方式富有想象力，却是极其痛苦的，他们被卡住了。他们的症状相当于作家遇到了障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说话者遇到了障碍。事实上，弗洛伊德正在成为他们新的专注的倾听者和他们的维护者。他能够理解他们奇怪的说话方式，并能利用它们做些什么。他像一个友善的父母，或一个优秀的艺术评论家，能够欣赏他们所做的和能做的，并为之提出充分的理由。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创造了“梦工作”这一术语，因为梦在他看来是做梦者创造出来的。他在这部著作的第6章中谈到了梦工作的四个机制：“凝缩”“置换”“象征”和“润饰”，它们实际是做梦者自动的无意识技能，做梦者用白天（“造梦日”）感知到的材料“编织”了所谓“伪装的童年愿望”。来自遥远过去被压制的欲望利用现在的材料，招募做梦者制定了他想要的梦内容，但以伪装的形式绕过稽查员。弗洛伊德提出，在梦里，我们是自己愿望的历史学家，而非档案工作者。我们会根据过去的愿望创造自己期待和想要的东西，它提醒我们：曾经想要的可能是什么，由此，现在想要的是什么。

尽管常常不为我们和他人知道——至少意识上如此，我们不自觉地去曝光我们不被接受的欲望，使之公开化。在弗洛伊德看来，这就是梦、笑话、失误和神经质症状所做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类似的，都是根据其功能被结构化的产物；每一个都使用梦的工作机制将无意识的愿望转化为可接受的知识和行动形式。而且这些产物也让我们想知道，就像弗洛伊德在1930年出版的更偏社会学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里想弄清楚的一样——我们创造了什么样的社会，为此需要这些痛苦、这种艺术以及这种令人沮丧的适应性发明？在弗洛伊德看来，所有这些产物最重要的是揭示了人们不能被接受的意图；如他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所引用的那个例子，奥地利的议会主席在会议的开场白中说道：“先生们：我注意到全体会员都到场了，现在我宣布闭会。”21弗洛伊德不断地向我们展示，人们在对自己和他人说话时，实际表达出来的总是比意识上打算说的要多，这是多么常见的现象。他认为，人们在开口前就想阻止某些事儿的发生，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阻止它们，这是现代人困境的一个象征。弗洛伊德并不是仅仅想表明我们对自己是不能接受的，而是想告诉我们，我们比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更复杂，而且有更多的一厢情愿和沮丧，还有我们需要的或多或少的自我分裂。

弗洛伊德早在这几年里就已开始对无意识“制造”产生了兴趣，他想知道：我们的身体欲求是如何转化为愿望的？我们的愿望又如何被公开化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被最广泛阅读的作品，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发行了11版，翻译成12种语言——是一本关于失误制造、精神病理性制造的著作，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也许毫不奇怪，弗洛伊德在把自己塑造成精神分析学家的过程中写下了他最核心的关于制造的5本著作——梦的制造、错误的制造、性偏好的制造、笑话的制造，还有最重要的是根据他命名的职业制造出的症状。在“朵拉”的案例分析中，他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医生必须做些什么来使自己成为一个实践的精神分析师，无论是从更好的方面说还是从更糟的方面说。虽然弗洛伊德作为一名科学家声称自己发现和描述的是“自然”过程——他以生物学语言，按照功能对结构进行了描述。不用说，他这些年来将人们视作艺术家，描述了做梦者、糊涂虫、充满性欲的人、爱开玩笑的人、神经症患者，实际上还包括精神分析师（有时是打闹剧，有时不是）。他描述了人们在创造精巧、微妙、吸引人的、有趣的精神产品方面的非凡天赋，这些精神产品都具有繁殖的意义和用途，是为精神的生存而服务的。苦难艺术家的浪漫神话已被弗洛伊德转变成了每个人的故事。随着这5本杰出著作的出版，弗洛伊德想要发现人们被自己制造的东西塑造成了什么样，这写就了精神分析的历史，同时也是弗洛伊德后半生的历史。在欧洲分崩离析陷入两场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的年代里，精神分析作为一门革命性的新科学开始兴盛。有许多才华横溢的怪人被吸引到弗洛伊德身边和他的工作中来，经过积累酝酿，形成了国际精神分析运动。

不像早年生活，弗洛伊德在50岁后结识了一批出类拔萃的男人和少数女人［其中两个女人是萨宾娜·斯伯瑞和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她们对精神分析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尽管处于中欧政治走向崩溃的环境下，弗洛伊德在这几年里修正和完善（有时候转为反对和背叛）了他的第一本真正的精神分析著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人生阶段，他因精神分析的理论创见而闻名，最重要的是，至少从弗洛伊德自己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成果丰厚卓著的创作期。无论是就其真正的意义来说，还是从其产生的影响、带来的辐射作用来说，他在本世纪初写下的都是5本伟大的著作。此刻，我们可能忍不住会预先想到不幸的败局即将来临。

一百多年后，作为这门学派的继承者和发扬者，亚当·菲利普斯从世界历史风云际会的宏观角度和个人奋力抗争超越家族命运的微观角度向读者解析了精神分析形成与创立的思想源头和背景。《成为弗洛伊德》这本传记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记，它是一位权威的精神分析师对精神分析创始人进行的专业解读，没有小说化的情节动人的故事，但是深刻、犀利、视域开阔，而且态度真诚，即使对作者自己所从事的精神分析工作的解读也坦然无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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