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晓宇

75岁，塔里克·阿里（Tariq Ali）还在“战斗”。他刚刚和远道而来的学者录完也门危机的对谈，见到我时猛拍了一下脑门，想起来还有自己的采访。“对，你是来谈马克思的。”他的头发胡子雪白，走起路来晃悠，但身体硬朗，思维清晰，言辞上没有衰老迟缓的迹象。我问塔里克如何能保持旺盛的精力。他回答，想起未完成的事，停不下来。这恐怕是他对于马克思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践行。学者、作家、记者、电影人、历史学家，这些头衔都不如活动家的身份更能精准地反映塔里克的一生。

1943年，当他出生于拉合尔时，这座城市还是英属印度的领土，1947年印巴分治归于巴基斯坦，之后数次受到两国冲突的波及。受到父母共产主义信仰耳濡目染的影响，塔里克儿时就接触了左派思想和团体。1956年，13岁的他在私人宴会上遇见了访问巴基斯坦的周恩来和贺龙。周恩来同他握手时，悄悄地指着贺龙说：“你可要小心他，他之前可是军阀出身。”这时候贺龙转过来，向塔里克张开双手，做了一副鬼脸。这个场景让幼时的他印象深刻。

在他的自传中，1956年是“获得政治自信的一年，对往后的境遇影响非凡”。年纪渐长，他开始组织青年运动，反对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干涉。父母担心他的安危，在朋友的建议之下，把塔里克转到英国牛津大学就读政治、经济和哲学。

英国的生活非但没有让塔里克远离喧嚣，反而使其更加躁动积极。他当选为牛津大学学生会的主席，以杰出的演说和组织能力闻名，在60年代结识了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还有约翰·列侬、小野洋子等人。马龙·白兰度在观看过他与基辛格的电视辩论之后，邀请他在伦敦会面。受到罗素基金会的支持，塔里克在这段时间探访了柬埔寨、越南、玻利维亚，深受“越战”和拉美革命浪潮的冲击，成为国际革命主义者。1967年，他在玻利维亚参加法国活动家雷吉斯·德布雷的审判，离切·格瓦拉最终被俘获的地方不远，他自己也被当局怀疑和逮捕。当表明自己不会说西班牙语时，审讯他的官员说：“我们有办法让你说话。”塔里克镇定而不失幽默地回答：“如果你拷打我一晚上，第二天我就能说西班牙语的话，这辈子都对你感激不尽。”他安全回到英国不久，传来了切·格瓦拉的死讯，“我不记得肯尼迪被刺杀的那一天，而听到切死去的消息时，我记得当天的每一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