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要毕业的时候，选择了一份外派工作。前往马尔代夫的时候我并不高兴，我想去更广阔，更多彩，也更艰苦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度假目的地。

宿舍就在离海几米之外，最浅处有1.5米左右，下水往里一点就是深海，从高处可以明显地看到海水由蒂凡尼蓝急剧加深的变化，每天晚上都听着很大的浪声入睡，早上会被巨大的货轮经过的声音吵醒。

在这印度洋小岛的工地上，我遇到了来自孟加拉的劳工，斯里兰卡的技术工人和文员，还有很多印度商人。住在岛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都乏味极了，哭泣当然是少数的，但快乐也不算多。

基本上，我和大多数下了十几年工地的同事们没有太多共同话题，除了........差一点就想不起那个大高个儿的名字了。

他的孟加拉语名字发音是“Shago”，几个中国同事叫他“杀狗”。

我和杀狗

跟大多数孟加拉工人一样，杀狗的英语很差，但他对我要显得更愿意亲近一些，每天我出去办事，进出营地都要经过他的门卫小屋，躺在垫子上听音乐的他都会起来跟我问好，努力攀谈两句。我脸臭，他常常问我，Madam why not happy？

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我还没有负责管理工人的劳务关系，只是有一天晚饭前大姐在厨房门口跟我闲聊，说这个傻楞楞的大高个儿在工地上干活笨手笨脚，又派他去给营地打扫卫生，也是笨拙懒散，于是差点被开除，她看一个大高个憋着眼泪的样子可怜，说情给他留了下来。

隔天开始，杀狗就变得特别勤快，五点钟起床干活，有时候一个上午来我办公室打扫两次。

杀狗协助我们的采购师傅去买东西，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出去，利用职务之便，他买整条香烟回来，在工地上做起了散烟生意。

他有一个笔记本，用铅笔划竖线，记录谁买了几根烟，钱一般是月结，本子被小心地藏在床垫下面。那一年杀狗已经29岁了，在孟加拉的穷人中算是比较晚婚的，他说在这边存500美金，就可以回国娶媳妇。

采购师傅的儿子和杀狗身形相仿，他从国内过来玩的那周，杀狗几乎一直跟在左右。临走，杀狗非要去机场相送，采购师傅骂骂咧咧，但又忍不住笑，叫杀狗上了车。

他穿着采购师傅的儿子身上扒下来送给他的那一身衣服，灰色CK短袖，米色大短裤，与穿暗淡的格子纹纱笼时大不一样，有一米八的底子，平日那种傻气全无。

他很爱这身衣服，穿到后来灰色的短袖泛着白，CK的字母也模糊了。

有一次我一大早要带两个工人出去体检，因为开门的问题，与守卫处的人之间闹了点不愉快，那个类似于国内武警角色的人一路凶我，转身前骂道：You Chinese people！So hard！我觉得委屈极了，不顾身边还跟着两个人，一路走一路哭，喘不上气来。

到下午我办完事回到门口时，杀狗赶紧迎上来，“Madam cry today？You no problem，the person problem。”

在工地上，他们叫我Madam，一方面因为我是女士，另一方面，我并不是他们眼里真正的Boss。

大多数同事，并没有看得上我这种“没吃过什么苦”的刚毕业的“小姑娘”。

工地上一共四个女人，两个跟丈夫住在一起，另外两个就是我和室友，我们都习惯洗完澡裸着从洗手间出来，仔细抹好身体乳，再换上干净的睡衣躺上床吹空调。

这一天我还没洗完澡，就听见她从外面回来，急匆匆敲洗手间的门，“你穿好衣服再出来，”她说，“外面有人在偷看。”出了洗手间，我走到窗前掀开薄薄的玫红色布帘子，沙滩上没有人影，也看不出脚印。如果不是室友和朋友在房子背后聊天，无意中瞥见这边有人影，我们可能还要被偷看很久。

其实我们对这些南亚劳工本来就没有那么信任，劳务中介和在这片混得久的中国人都告诉我们，孟加拉劳工一旦逃跑，很可能会把雇主的电脑等办公设备以及现金全部卷走，比起偷盗，大家也怕两个单身女孩碰到其他危险，没过多久，师傅们就给我们这个房间装上了防盗窗。

公历新年过后，我去了机场的健身房，记得好像只要差不多25元一个月。困扰的是，健身房根本没有女生。我就在一个教室那么大的健身房里胡乱跑跑步，按健身软件上的课程扑腾一下，在他们播放的印巴音乐里大汗淋漓。

健身房里碰到的人多数都会表露出善意与好奇，但也能明显感觉到有些人对女性的不欢迎，我跟一同办了卡的中国男同事说起这种尴尬的感觉，他说我不该穿短裤去跑步，他碰到过别的中国女生在那里锻炼，穿的是长裤，但我根本没有适合跑步的长裤。

杀狗话少，沉默得几乎忧郁，我有时在他门前站一会儿，两个人一起丧气，不知道各自丧气些什么。他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让身边英语更好的Dida翻译给我，Dida又把我说了什么翻译给他。

我和"滴答"（左二）

孟加拉工人里，一共有两个人会说比较流利的英语，一个是滴答，一个是去迪拜工作过的Yamin，Yamin聪明，懂得怎么磨洋工，滴答相较而言就幼稚简单一些，他也知道，如果耍小聪明的话很容会被看穿，总体而言就比较诚恳老实。

滴答全名叫Didar Mia。那年26岁，身形瘦小，早年跟随亲戚在新加坡当船员，具体是做体力活还是服务类的活不太清楚，因为心脏不好接受了手术后，他不能再回到新加坡从事船上的工作，便辗转来到这里，却没想到中介给他介绍的活也很考验体力。

滴答作为“工草”被发掘出来前，一直跟其他工人一起做体力活，短短半个月的时间，本来健康的浅棕色皮肤就被晒得干燥发黑，他把一张纱巾压在帽子底下，从后面围过来，遮住脖颈和半张脸，强光下劳作又不得不戴着墨镜，所以过了好多天，才有人发现他的盛世美颜。

不过很快他就从民工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一名小小的管理员，担任我们与孟加拉工人的翻译工作，还兼任一些跑腿工作，当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英语好。

滴答的工作很清闲，基本就是做些通知、翻译沟通工作，偶尔会被采购叫去帮忙，多数时候，杀狗打扫完卫生回到小屋，滴答已经在里面躺着吹风扇听歌了。

滴答用的是一款比较笨拙的智能手机，能上FB，喜欢Po自以为很帅的照片，配文永远是“ME”，非常自恋。熟悉了之后，一直追着我问我的FB叫什么名字，非得要我亲手把名字输入他手机里，Fo了我才罢休。

有事情要汇报的时候，滴答经常打给我们，响两声，然后等我们打回去，一般这种时候，我们就打电话过去，说Didar，come，滴答很快从小屋里翻身起来，小跑到办公室里来。有时候他没事，室友会差他去买点汉堡王，他如果说不清要点什么，会打电话回来，室友在电话里跟店员点单，拿到吃的后给他一点小费。

滴答给中国人当久了翻译和跑腿，同伴们其实有点讨厌他跟我们走得近，有些事情如果派滴答单独去通知，会出现没有人愿意配合的情况，滴答甚至还会被呛几句。其实我能理解这种谴责背叛式的反感和敌意。

杀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稳重，他会拉住滴答，拍拍他，劝他不要往心里去。

杀狗要木讷一些，又不会说英语，所以看起来是滴答罩着杀狗，我倒是觉得，中国人的人情世故，印斯孟三国工人间的鄙视链，杀狗心里都明白着呢，他只是不会说，但是都看见了。

滴答和杀狗这对身材一大一小的孟加拉人，是我在工地的日子里最喜欢交往的两个人。

经过安保小屋的时候，杀狗如往常一样忧郁地坐在那里塞着耳机听歌，而滴答有时候会卧着跟女朋友打电话，“Madam，Girlfriend calling.”他说。生怕我找他布置什么任务，马上就要挂电话样子，而我只是凑过去看一眼而已。

在老家的这个女朋友是个女大学生，根据滴答描述的意思，我推断她应该是学土木工程，今年刚好毕业，要当工程师。滴答给我看过小小的女孩坐在一丛植物间的照片，穿着紫色的纱丽。

而滴答只是一个小小年纪就辍学到新加坡打工的穷小子，这样的感情在任何一片土地上也不容易受到祝福，女孩注定被许配给别的人家。知道消息的滴答很伤心，工作不在状态，差点被凶一顿，杀狗替他说情：“Madam，Didar girlfriend marry，many cry.”

伤心了一段时间之后，滴答又恢复了“笑眯眯，我最帅”的样子，他跟我们说，家里给他物色好了一个女孩，是可以结婚的对象，时机合适，他们会在电话里起誓。

滴答的英语水平没有好到我可以问他关于爱情和婚姻的更多问题，不过看得出来，他至少为自己能取上一个适龄女孩感到高兴，他26岁了，但不用像杀狗一样到29岁还打光棍。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会发一袋水果，我吃的速度慢，天气太热了搁不住，就会趁水果还好的时候，叫滴答来我这儿拿，并嘱咐他一定要分给杀狗。

我经常要到劳务公司去拿资料，整个办公室从主管到下属几乎都是妹子，总能叽叽喳喳聊会儿。有一次我剪了头发，过去拿东西，办公室的姐们儿跟我说：“You look different today.”我以为她要夸我呢，正准备说谢谢，她说：“much fatter.”

工签办理的流程基本上是，申请工作签证配额，入境，提交体检报告，购买相应的保险，办理工作签证，拿到工签卡 ，就可以在很多地方享受跟当地人相同的待遇。

我刚来的时候，就在一家破败的私立小诊所里等了很久，接受了基础体检：验尿，抽走两管血。诊所里接待的都是办理工作签证的人，一同等待的，有一个看起来貌似老板的大爷，带着约10个韩国（或朝鲜）船员。

后来移民局不再承认这家体检机构的资质，我们换到了本地一家比较正规的大医院。我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还后怕了一下，万一这个小诊所针头不干净呢。

他们也经常会离开。那一年公历新年刚过的时候，听人讲起今天有个斯里兰卡工人请假回国的前因后果。在这边，兰卡雇工有十个左右，是相对高素质的技术人员，一般每个人都能说基本的英语。

要走的那个人，老婆在家被蛇咬了，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他想回家看望老婆，照顾孩子。主管本想问他是否还来，如果不再来，要结清所有工资，如果还想来，可能一月份刚出头这几天的工资就先不结。

听说这个情况后，兰卡的工人们背着他来找主管，说他老婆中午已经去世了，但大家还瞒着他，希望Boss理解，尽快批假，并且不要告诉他这件事情。

说到这里，几个兰卡男人都哭了。

下午我在厨房门口帮大姐给她的帮工解释考勤问题，正好看见这个兰卡工人穿着干净的新衣服，扛着沙地上拖不了的箱子动身前往机场，听说他回到科伦坡，还要坐一天汽车才能回到北部的老家，工友们送他去机场，浩浩荡荡一队人往外走去。

倒不存在中国人非要为难这些工人，是因为之前有个狡猾的老头刚来工作没两天，就称自己得登革热需要回国治疗，违约一走了之，所以这边的财务结工资的时候一般都要求他们押半个月。

新年之前，一个斯里兰卡的工人要回家探望重病的母亲，因为不愿意押工资，跟财务协商不好，便一直没有去领钱。徘徊在财务室门口，垂头丧气的，拖了一天还没订机票。也是这帮兰卡男人围成一圈来替他说情，他不作声，却急切盼望一个结果。

那天下午，下工后洗好澡穿着纱笼的兰卡男人们又来了，他们请求财务让他领走所有工资给妈妈治病，若他不再回来工作，违约金由大家平摊。

财务跟他们确认，是在这里工作的所有兰卡人平摊，还是来说情的几个人平摊。他们确认所有人都会替他担保，并签下了各自的名字。领导觉得这件事做得仗义，答应给这个男孩出单程机票，若回来工作，就给他报销。

工地上总有意外。 斋月开始前几天我去出差，正想着回去就没吃的了，趁现在多吃点，就突然接到室友的短信，说有一个工人出了点事故，手指被机器碾断了。

回去后听说这人不是技术工，也没有学过操作机械，因为想加班多挣点工钱，所以一直很积极地去帮忙，结果就在主管一转身的瞬间，他上前切割一块材料，手指被割伤了，中指和食指一个割断了一截，另一个也只剩皮肉连在一起。受伤后同伴们全都围在他身边，用穆斯林的方式祈祷平安。

他很快被送进当地最大的医院，但医疗条件实在太差，割飞的手指别说已经找不到了，就是找回来也接不上，另一根手指的第一个指节用钢针固定起来。这是斋月开始的第一天。

我出差回来后去医院看望他，感觉钢针固定起来的那个指节看起来似乎有些坏死了。

滴答和其他的孟加拉人轮流在医院陪护，所有人还在坚持把斋。滴答英文好一些，所以大部分时候是他在那里，一夜夜熬着，挂着两个黑眼圈回来，跟我说病人的情况，噙着眼泪：Madam，finger cut，no work，this man life finish。

工地上，斯里兰卡工人有的说泰米尔语，多数说僧加罗语，有个印度安全工程师，也说泰米尔语，他和那工人沟通起来就比较容易。斯里兰卡的工人都是技术工，驾驶设备或者修理设备，需要孟加拉劳工帮忙，互相之间的沟通也很困难。

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一样。斯里兰卡人信佛，或者信基督，孟加拉人信伊斯兰。由于马尔代夫也是伊斯兰国家，所以，孟加拉人在那边的生活就比较容易一些，周五的时候还可以轮流去礼拜，附近就有一座清真寺。

从中国雇过来的建筑工人主要负责直接带工人，教他们做一些技术类的活，每个人带一个斯里兰卡或孟加拉工人班组，也负责他们的考勤。这些中国工人又按工种，分别受中国管理层管理。我和室友开玩笑的时候说起这几个工人，会模仿外国人的感觉说“shifu”。

这几个中国工人都是同一个村过来的，不会说普通话，而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所以我跟他们几乎没有过任何交流。

下班后，他们有时候会打牌，有时候会去首都地区唯一卖酒的一家酒店喝啤酒，都不是我的爱好。他们看起来耿直善良，每次碰到我们都会点头笑一下，算是打招呼。

有个工人曾经做过理发匠，到工地这边自己备了一套理发工具，不仅自己解决问题，也会在休息时间给工友们理发，挣点额外小钱。找他理发费用约一美元一次，在洗剪吹里算是很有良心了。宿舍旁边有个休息棚，他常在那里借地做小生意。

中国师傅和经理们也会找他理发，Boss free，他说，不收中国人的钱。

一个师傅觉得太热了，找这个理发匠过来理发，动手后索性要求他剃了个光头。半天工夫就晒得掉皮，只好天天戴着帽子不敢脱。

更乏味的在于岛上没有娱乐。

没有便宜的酒精，对外酒店的酒水售价也不是我们常去消费得起的。当地人喜欢和能量饮料，这对他们来说是酒精的替代，而我喜欢柠檬苏打水，相当健康了。偶尔奢侈的时候，我和室友去酒店泳池边喝一杯，享受一点点远离工地的时光。

我还从菲律宾服务员那里听说，当地女人不仅会在头纱里垫东西，使头巾更高花样更多，会在裤子穿“假屁股”，还听说女人们会买很性感的衣服，在家哄趴的时候穿得极为性感，很遗憾这些就不能亲眼证实了。

其实这个缺乏娱乐和发泄的小国家，暗潮汹涌，街头会有黑帮捅死少年，机场海关会抓住藏毒的少女。那一年反对党的活动轰轰烈烈，很多人从别的小岛赶到首都来参与游行。

饭后，我会去屋后海边坐一会儿。

营地对面是马尔代夫的看守所，一座小岛，孤零零地在那里，跑完货运公司、海关和移民局的一天，日落之后终于回到住处撒掉憋了很久的尿，我就坐在屋后看着看守所，那是我的禁闭岛。

雨季到来之前的小岛格外闷热，坐渡船经过平常翻涌的海面，连一丝风都感觉不到，忙碌一天回到房间，我赶紧脱光了去洗澡。

回国前，我远远看见杀狗戴着耳机，用老式的砖头手机听歌打扫卫生时，不忍心告诉他这次有去无回。他一直以为我只是像其他人一样回国休假，托我给他从中国买一款能听歌拍照，能上Facebook的智能手机，不要太贵，五六十美金左右，给我现金。

那时我带了一台备用机在身边，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回国后不知放到了哪里，想起来很后悔没有送给他。

人来人往，我走以后，很快有另一个Madam接手了我的工作。不知道杀狗结婚没有，不知道他们回国还是辗转到别的国家打工，还记不记得我。

■ 节选自作者的每日书，本文编辑赵景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