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读历史的过程中追求什么？怎样看待过去，怎样阅读历史，怎样才是一本好的历史研究著作，怎样才能称之为好的历史学家？ ……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中说他的研究很难说始于何时。但大概在上大四（1979年秋）的时候，他不经意听了高家龙（康奈尔大学历史系教授）的中国史的课，从此希望能从事中国史研究。这看似“不经意”间的决定，其实暗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

青年彭慕兰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档案逐渐向西方学者开放，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加入到中国史特别是近现代史的研究队伍中。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极深远地影响了世界经济、文化的大事——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使得西方学者可以更便利地进入中国本土查找资料，也使得更多人好奇：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曾经发生过什么，将来会变得怎样。对于一个熟读欧洲史的西方人，中国与欧洲的同一性或是差异性等方面都深深地吸引着当时的彭慕兰去进行研究。

在未见到彭慕兰之前，我对他的想象是高大、严肃、极具学究型气质的知名学者。后来，见到教授并短暂相处了一段工作时间后，我发现他是和蔼的、敏捷的，并且具有美国人典型的乐观开朗的气质。拿着收好的伞冒着小雨走在路上，你能感受到他对外物似乎显得有些不拘小节。然而，他又在学术上显露出极高的敏锐度。

彭慕兰

1985年，还在攻读博士的彭慕兰第一次踏入中国，前往济南。人们以为他是不是对于义和团起义、抗日战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产生兴趣。而事实上，彭慕兰对“事件发生史”更感兴趣：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什么影响了历史的发展潮流？人们处在这些历史变迁中，帝国的衰落、运河的干涸、土地流失、家人离散……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他们又会对这些有哪些反应？

对于“事件发生史”的探索驱动让彭慕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随后在这一基础上出版了专著《腹地的构建》，并于1994年荣获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回顾整本书，“事件发生史”也许是本书的最好概括：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黄运地区衰落的产生，进而推进了随后的历史进程？

《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

社会和经济（1853—1937）》

[美]彭慕兰 著  马俊亚 译

彭慕兰在书中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的变化，特别是对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国”。然而，再读《腹地的构建》时，我们还能发现作者有一个比较核心的论点，即“传统”与“现代”在彭慕兰的著作中是共时性的，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乃至一段历史，它们的传统性和现代性是共存的，都是历史组成的重要部分，比如他论述到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就了另一个地区的“落后”；地方社会接受了北美高产棉种，导致了产棉率的大幅度提升，但这也造就了拾荒者到了传统拾荒季节几无收获，从而给地方暴乱、反抗新棉种种植等等社会动乱埋下种子。

这与他后来在《贸易打造的世界》中所表现的史观几乎照应：历史事件的发展对人类命运的影响无好坏之分，他们所造成的结果是进步与失序并存，是落后与先进共进。历史的产物共同演绎成为今天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这种对历史发展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判断，使得他的作品读起来能常读常新，并且给人打开思维的可能。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彭慕兰没有自己的史观，但我们可以说他的史观恰恰表现为更持久的包容性和可能性，如《腹地的构建》提到国策对于地区命运的影响，恰恰是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最能感受到的；而《贸易打造的世界》中对于代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事件，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发明产物（电灯）等等都基于历史史实重新书写其纷繁的面貌，以供读者发散思维，从而打开对于人类自身、对于历史无限想象的可能。这一点在其作品《大分流》中其实展现得更为淋漓尽致。抛开其对于史料梳理、摘选以及比对是否恰当等等方法论的探讨，其本身的核心思想，以“抛开欧洲核心论，重塑世界历史发展观”，这一雄心壮志和目标就极为让人敬佩。

加州学派

敏锐的历史观察视角不仅使他的作品能常读常新，也使他找到了更多志同道合的研究者，也就是被学界所熟知的“加州学派”。彭慕兰是“加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加州学派”并不是一个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命名的学派，是由金世杰（Jack Goldstone）首次提出，用以归类对“西方中心论”“西方的兴起”等问题有着特定回答的学者。[1]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加利福尼亚州各大学任教或访学，彼此之间长期保持着密切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故名为“加州学派”。

“加州学派”有着较为明显的学术风格和诉求：

1. 反思并试图应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学术理论和方法；

2. 强调世界经济体系和全球化并不是完全由欧洲最初建立的；

3. 注重中国研究，尤其是自明清及其之后一段时期的研究；

4. 注重比较研究，基于历史资料整理出来的数据比较尤为擅长。

“加州学派”的研究也不仅局限于中国的明清时代，同一时期的欧洲、印度和日本也在他们考察的范围之内。可以说，“加州学派”试图探讨现代社会发展早期的世界历史及其重大历史问题，用以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和局限[2]，代表人物如彭慕兰、李中清、王国斌、李伯重、安德鲁·弗兰克等等。

“加州学派”并非没有自己的局限，较为被人诟病的是其较为单一地否认西方发展模式，试图建立现代社会诞生多元论的核心思想，恰恰也是陷入了另一种“单一性”。沃勒斯坦认为，“承认西方在近几百年的独特作用才能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本身，才能实现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普遍主义愿景，这才是他认为的最接近‘加州学派’核心思想”。

回到最初见到彭慕兰教授的印象中，他比我想象中稍矮、活泼、健谈、精力旺盛，冒着小雨走来，笑嘻嘻地向我们打招呼，仿佛能看见年轻时候步伐轻盈的样子，持续着对历史、对现代社会的追问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