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彩虹

几年前，日本家庭妇女山下英子搞了个“断舍离”，出书立说，受到追捧，在中国也蔓延开来。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渊源很深，儒家、释家和道家均有牵连。按说中日传统文化不推崇极端性的生活实践，山下英子的“断”“舍”“离”，都是毅然决绝的做法，想来是生活的境遇，让她苦不堪言而咬牙切齿地下了狠手。

从经济学理解来看，山下英子是从需求方来行事的，“断舍离”说白了就是减少需求。许多学者说，日本失去了“十年”或是“二十年”，经济要死不活，或许与这种“断舍离”不无关系。想想也是，政府、商家外加学者不论如何刺激、广告、引诱，打死也不买，买了的还扔出去，再劝说全日本人民比照执行，日本经济要还能好，岂非咄咄怪事！再一想，中国的男女老少若是“断舍离”起来，我们的经济会走到哪个地步呢？

在过往的经济生活中，物质产品的丰富，几近就是人类追求的目标；物质产品的拥有，几近就是人类自由和幸福的别名。这与过往物品贫乏的短缺经济相关。确实，要这物件没有，要那东西不在，人类哪来自由，幸福更是遥远。它激发起人类生产的高度热情，引动了市场制度的强烈扩张与繁荣。结果是，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发达区域、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了某种形态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

就在各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一次又一次地政策刺激、结构调整和消费鼓噪，试图消化整个社会的“产品过剩”和战胜“经济危机”，再掀起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时，回头一看，老百姓家里的“产品过剩”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居住空间被越来越多的产品占据，附着在产品上的自由和幸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过多的产品反过来限制了人的活动时空，使用产品的人被产品奴役。

过往的经济生活反映到经济学里，“生产理论”或“供给学说”一直是主核，“将馅饼做到最大”成了经济学追随的头等重要目标。

不论是主流的还是非主流的经济学学说，无一例外地努力去发现生产提升的奥妙，经济增长理论始终占领着经济学的大半壁江山；人与市场的关系甚至可以简化为人与生产的关系；经济学里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几乎完全等同于物质产品。

鉴于源自经济生活的“生产”经济学，反过来会“教化”人们去从事经济活动，经济生活也就更为偏重“生产”；偏重“生产”的经济生活，又以叠加的方式，反复强化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就这样，“生产的”经济生活和“生产的”经济学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制造出了人与市场关系的一种巨大倾斜—供给优先，供给为王，供给就是一切；甚至于有这样一说，“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言下之意，物质产品供给再多，人类的需求都能够消化，而且是自然而然地消化。

可悲的在于，当物质产品的丰富达到某种高度，经济生活已经出现社会性的“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时，经济学囿于自身历史的惯性或“路径依赖”，仍然从生产或供给角度思考问题，寻求答案，提出新的经济增长政策建议。那些以“供给学说”为名的诸多经济学理论，完全不睁开眼睛看看面前的现实，我行我素地坚持在“供给”一方海天阔论。在这些经济学看来，“供给”才是解决“产品过剩”和“经济危机”的最终和最佳药方—“以毒攻毒”从来不只属于自然界，也属于社会经济生活；只有“供给”越多，产品才越不“过剩”。

然而，这种有悖于经济生活常识的经济学学说，如何才解说得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