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证明，新技术的正确使用能够提高教学效率。图为北京市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的一场开学典礼

摸着石头过河

2017年，郭洪生从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教育督导室调动到葫芦垡中学担任校长。学校有初中3个年级，200多名学生大多数是原葫芦垡乡8个自然村的孩子。到校一摸底，郭洪生觉得压力大得很：每年小升初入校，全区排队，葫芦垡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倒数一二。在校三年，他们的中考成绩能够达到房山区的中上游水平，可是代价巨大，“咱们形容就是时间加汗水加泪水”。怎么能让老师、孩子们减减负，又能在成绩上再进一步，校长一筹莫展。幸运的是，很快，郭洪生觉得自己遇到了“脱贫攻坚”的“救命稻草”。北京师范大学的“智慧学伴”项目要在房山区落地。这是一个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老师、孩子和家长可以在手机和电脑上登录客户端，获得教学资源，完成测评。郭洪生请求区教委一定将葫芦垡中学列入10所试点校。“我和他们说：我不怕你们不爱听，我们总说摸着石头过河，以前前期也做过很多工作，可是摸着摸着都沉下去了。这一回我一定要摸着石头上岸，做出点名堂来。”

葫芦垡中学成了试点，但怎么用这套新东西，到底能不能有效果，老师们心里没底，积极性不高。郭洪生想了个办法，他把副校长、工会主席、教务主任都动员起来，大家重上讲台，一试究竟。一个月以后，由教务主任亲自上示范课。

郭洪生爱好历史，兼职当起了初一的历史老师。备课的时候他一有疑惑，就在平台上找资源，琢磨那些北京市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的视频，向他们学习。有些视频不直接讲知识，陈述观点有理有据，比他讲得精彩，又更直观，他就直接拿到课堂上播放，或者推送给孩子们，让他们回家用手机、电脑自学。从前，全班孩子做同一份作业，现在，他通过平台，给每个学生推送不同水平的检测题。每次大小考试，从每个学生到每个班级、年级，平台都会给出大数据诊断分析，清楚显示孩子们学科素养的短板在哪儿。

郭洪生没有食言。刚接手这一届初一的时候，全区36所学校综合测评，葫芦垡位列倒数第三，半年以后孩子们到了第十，一年以后是全区第八。这样的大飞跃，在第二年新入学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复制。郭洪生最大的感慨是老师们变得自信了。自从陆续有人获得全区教学大奖之后，他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逼着”老师们追求专业进步了。

葫芦垡中学的故事是中国中小学教育的缩影。互联网、大数据这些技术与手机、电脑这些终端已经在进入和改变着我们传统的课堂。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教授、远程教育研究所所长方海光告诉我两个数据：中国中小学互联网的接入率已经超过96%，多媒体教室的覆盖率已经达到93%。“从技术手段的普及程度来说，中国在亚洲处于引领地位。国家也已经开始推动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

说起自己研究了20年的教育技术领域，方海光很感慨：“一批批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站起来，又倒下，这是一辈子的事业，但是技术会把从前的一切颠覆。”这20年，他有三次感受到了这种颠覆性。第一次是因为移动终端的变革。1999年，摩托罗拉推出了第一部智能手机，2000年，微软推出了首款平板电脑。方海光感到非常兴奋，他意识到，和从前五花八门的学习机不同，这样的终端设备能够集合所有资源，在课堂进行各种普世应用。“当每个学生手上都有一个终端，传统的教学模式就被打破了。以前老师讲的内容可以通过终端学习，内容不再来自于老师，老师就不再是从前的老师。”第二次冲击是在2016年。业内人士把2016年称作教育领域的大数据元年。“当终端使用到一定程度，我们对于收集和分析数据就有了经验。比如大家都在看一个视频课程的内容，数据可以显示，这个视频的哪个部分大多数人都看得比较慢，需要反复看，那么我们就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困难的知识点。教师可以根据数据来评估成果，制定下一步的教学。这个过程不断循环，对于教学的完善是颠覆性的。”第三次冲击就在当下。“人工智能技术用于教育，有些东西它能够比老师做得更出色。老师们开始需要和人工智能合作去服务学生。”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未来是什么样子，谁也给不了一个准确的答案。但学者们普遍相信，未来的教育将完全不同于今天：在技术的帮助下，它是个性化的，充分实现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学习将无处不在，随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