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2020-02-12·阅读时长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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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我们每天都在不断讨论各种疫情相关的话题,甚至还在朋友圈、微信群里就某一话题进行激辩,尽管我们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自己正以社会学家的方式思考。譬如说,为什么武汉在发现了第一例感染案例后,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新增案例?为什么不同的省市在疫情防御中采用了不同的尺度和标准?为什么我们会对疫情产生如此之大的恐慌和畏惧?
正是这种“反身性”社会学思考的渗透效果,才对社会造成了最大的改变和影响,让我们正视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融入其中,带着问题不断思考自己的社会行为,思考我们周遭的日常制度的实践,思考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
这一次疫情在全国范围内的爆发,目前来看,大部分都属于输入型感染,即大部分都是去过武汉或者和武汉有关系的病患者。这就导致在全国范围内,牵动起了一场对武汉人的歧视。从阻止湖北车辆,到无处不在的举报和返乡人员信息泄露,很多地方,大到省市,小到村和街道,都采取了“宁错不漏”的方式,大力排查武汉人。仿佛一夜之间,武汉人成为了疫情的代名词。
在社会学里,这实际上是一种污名化的贴标签过程。所谓“污名化”,英文单词是stigma,早期指的是用灼热的烙铁在奴隶或者罪犯的身上留下特定的记号,以表示其社会等级的低下。后来其意义扩大为对社会中特定的人和群体,进行特殊的身份标记,从而形成某种特定的负面偏见,而被标记的人或者群体,因为经常遭受到侮辱性歧视,就会导致他们降低自我的社会认同和自尊,并出现很多抑郁与沮丧的负面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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