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一名男性戴着口罩走在北京王府井街头

堵路

这是大年初六的下午，按常规，春节长假就要过去了。我回到自己在宋庄的家去取一些资料。村口新设了门岗，两位老年人在那里守着，他们不让我进村，原因是我不在他们大年初一登记的外来人口名单上。等了一会儿，村干部来了，我请她把我登记上。她说已经封档了，没在档案上的不能进村。我问她能不能打电话找管理这件事的人，她说不能。僵持了很久，我感到无助。但对法律的信念还是帮助了我，我闯了进去，留下他们紧张地呼喊着。

傍晚，我看到了北京市政府关于村民自治、拦车封路的通告，又过了两天，最高法的关于“严打新冠病毒‘战疫’的9类36种犯罪”的紧急通知下来了，未经批准擅自设卡拦截、断路阻断交通等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疫情爆发后封堵道路先是发生在武汉周边地区，大刀长矛的堵路场面网络上疯传着。现在连远离疫区的北京都有很多村庄自觉“封了村”，可见全国上下封村堵路之严重，可从法律的角度，具有正当性的堵路行为寥寥无几。堵路算违法了，但诸如买菜只能在上午，社区便利店全关闭，购物只能上大超市的土政策却仍在个别地区执行着。

堵路对经济的伤害有多重？最早出现的损失来自于疫区的养殖业，那里道路封锁后饲料物运中断，很多养殖户面临无米之炊。因铁路、水运、公路等物流通路堵死，饲料运不进来，湖北存栏的4亿只家禽、1692万头牲畜面临断粮，大多数养殖企业面临破产、关门。

堵路堵得最严实的还是人。没有了返工的劳动力，“中国制造”这台按下了暂停键的机器就没有办法再启动，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初七，也就是往常正常返工的时日，北京还有800多万该回还没回来的旅客，意味着将近40%的常住人口被各种原因挡在了大门外。北京如此，相信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是如此。通常，建筑装修、五金建材乃至批发零售等季节性行业会推迟到元宵节以后开工，但大面积的返程潮早就该出现了。大面积的封村堵路无疑加重了人们的担忧，返工的人流被阻碍了。

我乘着夜色在村子里四处探寻，寻找着无人值守的道路，却失望地发现，在堵路这件事情上，那些对病毒知识有限，却擅长体力劳动的村民真是把篱笆扎得太实了，所有的道路不仅用土堆隔离，上面还扎了铁丝网。加之这两年美丽乡村工程留下的围挡，真是插翅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