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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谁塑造了我们·第二季》音频课，我是刘成国。上节中我们聊了聊王安石的一个对手司马光，本节中我们要谈一谈王安石的另外一个对手，苏轼。 

认为人与道德比制度重要

苏轼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去世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四川眉山人，就是今天四川省的眉山市，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又考中制科。神宗熙宁初，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外出通判杭州，后来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担任知州。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哲宗继位后，苏轼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后来又出知杭州、颖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为新党执政，苏轼被贬惠州、海南等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他获赦北还，途中病逝于常州。宋高宗时，苏轼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诗歌方面，他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作方面，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散文方面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书法方面又是所谓的宋四家之一。他是一个天才式的人物，他和王安石的关系一直就比较纠结。

他比王安石年轻十几岁，他的官位也远远不如王安石。可是他对王安石的激烈的批评，却丝毫不逊于司马光，而形式上则丰富多样。在他的诸多的奏章、诗歌、散文、笔记，还有对儒家经典的注解中，时时可以看到，他对王安石及王安石学术思想的批评。在嘉祐二年至嘉祐七年期间，苏轼写下了多篇的策论。在这些文章中，已经呈现出他和王安石之间政见的不同。比如王安石特别强调制度，特别强调变革制度的重要性；苏轼对此则不以为然，他针锋相对地提出：

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大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

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王安石指出当今社会的所有的弊端归结起来，它的根源就在于法度不力，制度方面出了很大的问题。而苏轼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当今的法令虽然有点未妥，但是根本的问题并不在于法制，而在于任人。各级官吏不称职，这是最大的问题，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出了问题。他还说：“夫法者，末也，又加以惨毒繁难，而天下常以为急。”

王安石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王朝，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有好的制度，要有好的法制。而苏轼就说：法者，末也。法制，根本没那么重要，天下的人很头疼法制。苏轼还说：

夫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

什么意思呢？苏轼认为，法律、法制、制度，这些东西难免会出错的。古代的先王知道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把法制交给人去处理去推行，只要不至于害人，没有必要去变法。由此可知，在对于北宋社会弊端的认识上，王安石和苏轼都认为社会出了问题，需要改，但是二人的变革的思路却大相径庭，甚至说有点针锋相对。

王安石认为，要想解决当前的问题，必须要建法立制，必须要改革制度，要学习儒家经典中的制度。而苏轼却认为制度没那么重要，无所谓的，只要不至于害人，没有必要去改变它，最重要的还是任人，要选择称职的官吏，要提拔真正的人才，这才是解决王朝弊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时候，他极力地反对宋神宗重用苏轼。熙宁二年，宋神宗想提拔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他说：“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

苏轼《枯木怪石图》（图片来自网络）

王安石说，你不要重用他，你现在让我来推行改革，但是却让苏轼到我的手下来起草一些改革的规章制度。苏轼，他的学问和我的学术，还有平时的政见都不一样，你不要让他担任这个职务。而苏轼也不遗余力地抨击新法，熙宁二年，苏轼给神宗上万言书（《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他提出当务之急，在于“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当务之急，你要团结人，不要轻易地改变先朝的法度。对于新法当时出台的各项措施，比如说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均输法等等，苏轼都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他指出，“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什么意思呢？苏轼认为国家兴盛衰亡，它的关键在于道德的浅与深，并不在于你国家的强与弱；国家能够统治多长时间，在于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你是富一点，还是贫困一点。

这些批评，它立论的基点，与苏轼在嘉祐年间所撰写的各篇策论一脉相承，体现出苏轼“论政之观点既根本合于传统儒家”，“较为守旧”。这些观点充斥着对王安石“富国强兵”主张的针对性批判，体现出了重视道德教化与注重功利的两种儒家政治思想之间的分歧。

提倡多元，反对同质化

熙宁四年（1071年），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外出通判杭州。那么在具体的政见之外，王安石、苏轼彼此之间真正的对峙是什么呢？苏轼有两封书信，书信中说：“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于俗学。”什么是俗学呢？俗学就是王安石的新学。

俗学之患，枉人之材，窒人耳目，诵其师傅造字之语，从俗之文，才数万言，其为士之业尽此矣……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型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 

苏轼说，现在的士人都不是真正的人才，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由王安石的新学培养出来的。王安石的新学就好比是脱椠，案其型模而出之。王安石的新学在培养人才的时候，就好比是从雕版印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全都一模一样，没有个性，没有创新性。你想期待这样的模式出来的士人，想成为人才根本不可能的。他还说：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苏轼说，现在士人写文章，写得是非常的糟糕，根源是由于王安石。王安石本人的文章写得未必不好，但是他最大的祸患就是，他让所有的人都学习自己的文章和学术风格。王安石要把他自己的学问，要把他自己的思想，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强迫天下的人来学习它。这样最后只能够导致“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从上可见，苏轼其实是以一种多元性、个体性来反对王安石的所谓“一道德而同风俗”。在熙宁以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的教材，士人们要想做官，就得通过科举考试。科举考试考儒家的经典，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就必须以王安石的解释作为考试的标准，这其实是用王安石的一家之言来强行地教导天下的读书人。

对此苏轼是深恶痛绝。苏轼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多元性，一种个体性。他的哲学可以称之为水的哲学。在《灔澦堆赋》中，苏轼说：“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他还说，“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

苏轼承认，在万事万物的背后存在着那种必然性的、一致性的、共同的一种理，这种理可以称之为道。可是这个理，这个道，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律和教条，而是一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这种共性要在具体的个体身上，要在具体的特殊的背景中，呈现出不同的具体的形态。就比如说普遍的规律，必须要同不同的具体的实控的背景相结合。

苏轼《江上帖》（图片来自网络）

强调个体的感知体悟

那么士人如何去认识普遍性的道呢？苏轼在承认这种“道”的普遍性的同时，他非常地强调每一个个体，对儒家之道的一种独特的真切的感知和体悟。他反对把这种“道”设为一种教条，通过官方的力量来强迫每个士人去学习。他有一篇文章《日喻》，文章中说，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日也。日之与钟籥，亦逺矣，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逹也无以异于眇。逹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槃与烛也。自槃而之钟，自烛而之籥，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这里面用了一个比喻“瞎子”，天生的瞎子，他不知道太阳是什么样的，他去问人，别人就告诉他，太阳的形状像一个铜盘，他用手去敲击铜盘，知道铜盘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了。改天他听到钟的声音，他以为这就是太阳。又有人告诉这个瞎子，太阳的光像烛，他就摸一下蜡烛，知道蜡烛是个什么样的形状。改天他又摸到蘥，籥的形状跟竹的形状有点相近，他以为籥这种乐器就是太阳。

苏轼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王安石的新学被朝廷封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朝廷以此来强行地要求天下的士人去学习新学，以为学习新学就可以了解儒家之道，就可以掌握治国平天下的一些道理和规则。苏轼认为，这种做法就好比是眇者识日，他们这些学生们，这些士人们对于儒家之道并没有真切的体验，自己的真切的感知，而仅仅是凭着朝廷强行约束他去学一些教条。

这样的话，他们当然不会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之道，就好比是这位眇者，仅仅凭借着铜盘的声音，仅仅凭借着籥的形状，他们也绝对不会知道太阳是什么样的。苏轼进一步提出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

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茍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

这是一个游泳的例子，苏轼说南方有很多会潜水的人，这些人每天和水打交道，7岁的时候就能够过河，10岁的时候就能够游泳，15岁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地就能会潜水了。这些人不需要别人去教导他潜水的道理，他自然而然地就会潜水了。可是北方的人，他没有这种真切的体验，没有和水打交道的这种经历。他想学游泳，想学潜水，他就问南方的人，南方的人告诉他潜水的一些道理，北方的人听了这些道理之后，以为他就会潜水了，于是就去尝试着潜水，结果就被淹死。

苏轼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对道的认识，必须要结合不同的个体，要结合不同的具体的人，要对“道”有真切的领悟才行，而不能够依靠别人教给你的教条，以为别人给你的教条，这就是真正的儒家之道了。他所说的北方之勇者，当然我想应该就是隐喻那些希望通过学习王安石的新学，就能够掌握儒家之道的那些士人们。

从中心到边缘

以上，我们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的思想略做讲解。在我们今天的哲学史的教材中，还有哲学史的叙述框架、视野中，他们三位都是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但是在北宋当时，他们却是占据着学术思想舞台的核心的人物，他们的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北宋，以至于南宋的学术思想界。只不过南宋以后，理学逐渐兴起，成为元明清社会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苏轼《一夜帖》（图片来自网络）

理学家看不起欧阳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阳修对于心性的问题是避而不谈的。王安石其实是北宋的思想家中最先参与到心性问题讨论中的，而且他是引领了心性问题讨论的潮流的。因为他比二程都要年长，而且政治地位也高，成名也早。所以蔡卞的《王安石传》中说，自从王安石写下了《淮南杂说》之后，天下的人才开始学习王安石来讨论儒家的心性的问题。这个说法当然有所夸张，但是基本上也还符合事实的。

那么理学家为什么看不上他们？原因当然有很多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认为，王安石和苏轼在探讨心性问题的时候，并没有自己的创见，他们只是借鉴了佛教中的一些学说，来讨论儒家中的心性的问题。理学家自己以为，他们在心性方面的讨论，体系性更加完整，更加精深，情况也的确是如此。

但问题是王和苏，在他们的学术思想体系中，心性只占了一小部分，他们学术思想的主流的发展的方向和理学家是不一样的。所以理学家是凭着自己最擅长的心性方面的这种建构，来批评王安石和苏轼，说他们的心性问题的讨论很浅，而且很杂。

而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特别是王安石、苏轼的学术思想，由于在北宋的时候曾经是理学的对立面，所以后来随着理学的兴起，他们就被边缘化了。在《宋元学案》中，我们看到王安石和苏轼的学术思想都是被当作异端置于全书的末尾，这与北宋学术思想的史实是不相吻合的。

好的，到这儿关于王安石和他的对手们的内容就讲完了。在本次音频课的最后，我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份书单，以供大家延伸阅读。我是刘成国，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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