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梁思成（中）和莫宗江（左）考察陕西咸阳顺陵。因胶卷有限，学社成员很少拍摄合影，类似的影像十分宝贵

1963年，全国政协在政协礼堂二楼为70岁以上的委员们举办了一场祝寿宴会，居首席的是92岁的朱启钤。这位老人从光绪年间开始做官，民国二年即兼代国务总理，三四十年前人们就尊称他为“桂老”（朱启钤字桂辛）了。50年代周恩来去家中看望他时，朱启钤仍关心着世界，开口第一句话是“苏联卫星上天，举世瞩目”，但已显现出记忆的衰退，把孙辈向周恩来介绍成“他们都是三青团员”，引得众人又惊又笑，孙子连忙纠正：“不是三青团员，是共青团员！”

虽是重要政治人物，曹聚仁称其“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袁世凯总统时期的国家柱石”，九十大寿时与朱启钤最亲近的群体却是中国建筑学界，专为他出了一本纪念集。当时建筑界著名的“南刘北梁”——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刘敦桢自称为朱的“弟子”和“门人”，他们请人为朱启钤摹了一幅丝绣小像并送上宋版《营造法式》残本照片，此外贺寿的还有故宫博物院单士元、清华大学莫宗江、同济大学陈从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刘致平、文化部文物局罗哲文等，汇聚了中国古建筑研究的众多骨干。30年前，朱启钤用领导一个国家的资望和视野，投入全部精力带领这些年轻人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最年长的刘敦桢、梁思成加入学社时分别为34岁、29岁，最年轻的罗哲文以练习生身份加入时仅16岁。他们做出了奠基性的事业：恢复出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

在南京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学者陈薇教授和图书馆白颖馆长向本刊记者展示了“镇院之宝”——数个不同版本、写满修改批注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这部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集体著作共改过8稿，主编是该校教授刘敦桢。连同梁思成于1944年抗战期间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共同构成了中国人自己对于中国建筑历史的最早系统论述——作为工匠“技艺”存在了数千年的亭台楼阁，由此成为进入思想、审美知识体系的“中国建筑”。陈薇教授说：“至今为止，两部通史中所蕴含的知识含量、思想内容、史料性和真实性、精准性和可靠性，尚无个人的中国建筑通史专著能够超越。建筑史首先是关于建筑历史真实的记录史，这个建筑历史真实档案的逐步形成和完善，肇基于1929年开始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

刘敦桢长子、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刘叙杰生于1931年，是目前唯一还在世的亲眼见过营造学社在北京办公情形的人。他向本刊回忆，依稀记得去找父亲时，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在故宫旁边中山公园的东朝房，几间屋子里，几个人安静地伏案工作”。梁思成的助手莫宗江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时学社每天工作6小时，上班时不说话聊天、不办私事，到休息时梁思成带头到院子里活动，整个班子工作效率极高。每隔一段时间，学社成员就要外出田野考察，刘叙杰小时候对父亲的记忆很淡薄，因他总是在外做古建筑调查。学社成员走过了全国近200个县，调查了近千处古建筑，其中许多是新发现或新识别的。

这个凭一己之力开创一个学科的学术社团，却只是私人性质，且存在时间颇短。1930年前后成立，1946年便宣告结束。主要的建筑调查工作更是从1932年梁思成、刘敦桢正式加入，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之间完成的，不到5年时间，正式成员最多时不过十余人。一系列的机缘，造就了这个无可复制的“传奇”社团。

古建筑研究的种子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内，一处二层空间被辟为“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这个小型博物馆还处在试运行阶段。除了学社当年珍贵的测绘手稿、照片、出版物外，一把银镐置于显眼的位置，这是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标志性文物，也可视作学社的最初起点：1915年6月16日，时任内务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钤，在北京正阳门（即前门）改造工程开工典礼上用这把镐拆去了旧城第一砖。

朱启钤主持的前门工程改造前和过程中情形，这是近代对北京城的第一次现代化改造

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内城正门，民国后此处商贩云集，加之箭楼两侧便是火车站，虽热闹繁华，但旧有的建筑形制造成了北京最初的拥堵，内外城交通严重阻隔。朱启钤决意拆除瓮城并打开部分城墙。计划提出后，舆论反对意见很大，袁世凯为表支持，专为这次工程特制了一把50余两重的银镐，其上字迹至今清晰可见：“内务部朱总长启钤奉大总统命令修改正阳门，朱总长爰于一千九百十五年六月十六日用此器拆去旧城第一砖，俾交通永便。”

改造前门打通京城东西轴线后，朱启钤还打通了府右街、南长街与北长街、南池子与北池子，开通了京城南北方向交通要道，奠定了日后北京核心区域的基本交通格局。除此之外，将北海、天坛等皇家御苑开放为公园，创办第一个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将北戴河开发为中国第一个旅游度假区，乃至确定春节假日制度，都由他直接提议或领导完成。这些变革时代的新政举措，尤其是大量涉及建筑工程的部分，为朱启钤日后发起学社工作埋下了直接的种子。

生于1872年的朱启钤，和梁启超、蔡元培等年龄相差均在三四岁以内，这一代人自幼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正赶上“戊戌变法”，经历社会的巨变和西方的冲击，“如何让中国走向现代”成为一代人的思想母题。朱启钤一直是统治系统内部的职业官僚，这与一些更激进的变革者不同，例如梁启超——变法失败让他流亡日本，长子梁思成就于1901年在东京出生。

朱启钤作为与梁启超、蔡元培等年龄相仿的“戊戌一代”，一生所涉事业范围极广——例如民国初年的传染病医院也由他参与创建（FOTOE供图）

据朱启钤生前秘书刘宗汉的回忆文章，朱幼年丧父，虽受传统私塾教育但未走科举之路，从小操持一个大家族的事务，反倒锻炼出办事才能，15岁时就被外祖母指定协办外祖父丧事。一些材料将朱启钤的字“桂辛”误写为“桂莘”，据刘宗汉解释，朱启钤是取《宋史》上的典故，为自己取字桂辛，又字老辣，意为“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日后人们回忆作为营造学社创办者的朱启钤时，他的形象总是一个慈眉善目、开明包容的和蔼老人，但其前半生在清末民初变幻莫测的环境中步步高升，绝非等闲之辈，而是有着相当的政治手腕。例如1916年朱启钤曾受托兼任中兴煤矿公司董事会长兼总经理，希望起用德国工程师并从西门子公司订购新设备，然而他接任以前矿井刚刚发生了约500人死亡的特大事故，当时的总矿师正是一位德国工程师，工人们的抵触情绪因此极为强烈，上告至官家。但朱启钤深知，若不用新技术，煤矿生产没有希望，于是一方面顶住工人反对的压力，另一方面积极协调分配利益，得以推行改革，使这个负债累累一度停产的矿井在他接手后扭亏为盈，后更建设成为全国第三大煤矿。

在曾任军机大臣的姨父瞿鸿禨的提携下，朱启钤20岁出头开始宦途生涯，很快崭露头角。这一时期维新变法的社会氛围及许多身边人都对他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他17岁时迎娶的比自己大3岁的夫人陈光玑。陈光玑自小被过继给叔叔陈远济，陈远济是清政府驻英法比参赞，她便随任出国，在巴黎长大，十余岁后才回国。陈光玑的异国见闻及陈远济带来的西方思想、图书，对青年朱启钤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启钤是晚清一代中幸运获得“知己伴侣”的改革者，他终身没有纳妾，这在那样年代、那种地位的人是罕见的。他对子女的教育也相当开明，允许女儿自由社交、参加舞会，这在当时也让很多人感到“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