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艺批评家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

一种幸存者

1940年1月，11岁的乔治·斯坦纳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纳粹点名的时候，他碰巧躲过。虽然没有亲历过大屠杀，但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受伤的幸存者”。欧洲发生的大屠杀与他的犹太人身份密不可分，这种身份无论在哪里都伴随着他。他的名字未出现在纳粹的花名册上，仅仅是因为偶然的好运而已。身处大洋彼岸，那段历史深处古老的仇恨仍然纠缠萦绕着他。

斯坦纳的父母在1924年就离开了维也纳。他的父亲是银行资深法务人员，却在自由开放的维也纳文化下，嗅到了对犹太人的仇恨即将爆发的气味。实际上，那个曾经辉煌的维也纳是纳粹主义的摇篮。它的反犹市长卢埃格尔正是希特勒的榜样。在斯坦纳看来，纳粹主义和“最终解决”的疯狂根源，更像是奥地利民族性的反应，而不是德国的反应。

早在1933年以前，他的父亲曾不断提醒仍留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亲友潜在的危险性。所有人对他的悲观和紧张预言只是一笑置之，认为他犯了犹太人歇斯底里的毛病。斯坦纳的许多亲友都拒绝离开欧洲，希望与希特勒和平共处。他父亲的洞见和警觉是无助的。

大屠杀是20世纪频发的极端暴行，从索姆河、凡尔登到古拉格群岛，从集中营、亚美尼亚大屠杀到卢旺达种族灭绝，从柬埔寨、印尼到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它们都是对人类的蓄意谋杀。这些大规模的屠杀是怎么发生的？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些屠杀动机和自以为的正当性？“说不出口的羞辱、拷问和屠杀技术，出自于从未解决的对魔鬼的信仰；只须指明这种种恶行，就足以使语言留下伤痕，去除语言中的人性。”这就是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一书中试图探讨的主题：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可能正是欧洲基督教出于自我仇恨而在地球上创造出来的、以具体呈现想象的地狱镜像；通过大屠杀，“时空变成了苦难的静止永恒”。

20世纪的屠杀如此之多，认识到它们非人性的恐怖，进行深刻的反思，却不是与屠杀同步发生的事。纽伦堡审判在历史书里是一场战争结束后似乎不证自明的正义审判。通过对审判过程的理解，我才意识到，身处历史之中的人，与历史之后和之外的人对那段历史的意识完全不同。2006年BBC拍摄了纽伦堡审判的专题片，分三集。最恐怖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受审判的纳粹高官在庭上观看了集中营的录像后，纷纷露出震惊厌恶的表情；尽管他们对集中营的暴行有零星听闻，但并未阻止。在政府文件中，纳粹空军总司令戈林曾有过谈及关押犹太人数字的记录，但他对犹太人死亡的“具体手段和方式”并不知道，只是把它作为一项移民政策来理解，甚至认为法庭提供的屠杀规模难以置信，从技术上根本不可能。正是现代通信，把这些正在发生和过去发生的恐怖事件的信息和图像推送到人们眼前，才让我们对它们超乎想象的残暴有了切身认识，产生了“感同身受”的情感，由愤怒到想要介入——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纪录片出现在电视画面中，我们再也不能对无法承受之事视而不见；这种知情产生了悲伤情绪，悲伤让我们稍微心安，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自己的罪恶感。然而，随之而来的却是逐渐麻木和遗忘。

纽伦堡审判

斯坦纳盯住不放要不懈追问的是：在这些悲伤情绪之外，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巨大的惊愕吗？这些大规模战争、大屠杀、大型乌托邦政治工程的解体，参与其间的每个执行者和牺牲者都变得不再像人；人性的门槛被一再降低，甚至人类自身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人类是如何从一个自由繁荣的时代，集体无意识地跨越那条非人性的界线的？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辉煌的文化为何未能阻止这一切？为什么这种文化反而造成了大屠杀中普遍存在的共谋现象？很多共谋尚是未解之谜，历史已揭露出了冰山一角：无论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们都曾低飞着炸开过法国监狱，营救出法国抗德游击队的队员，却对每天造成9000人死亡的毒气室视而不见；尽管已收到犹太人和波兰地下组织的恳求，德国政府也公开表明过“最后的解决方案”要靠铁路运输才能实现，英美空军也没有轰炸过通往贝尔森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铁路线；当纳粹国防军和党卫队涌入苏联，苏联的情报机构迅速注意到他们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斯大林却出于不为人知的原因禁止将此事实公之于众；在乌克兰，当地人还帮助德国人围捕躲藏在地窖和树林里的犹太人。

当我们阅读发生在集中营内的残暴故事时，斯坦纳思考的是这种残暴镶嵌于怎样一种整体环境中。为什么暴行从始至终都处于世界的沉默中心，居于默契的正中，像一个虚无的留白？他无法抹去对这样一种诡异景象的想象：如果希特勒在1938年“慕尼黑事件”后并未发动对外战争，这些犹太人集中营就将在20世纪欧洲文明中安然运行，没有一个外国政要会采取行动。游客可能会涌向德国高速公路和水疗中心，经过距离并不远的集中营；会有许多权威人士和新闻工作者出来保证，关于集中营的消息很多是夸大的谣言；一个犹太人如果悄声问不是犹太人的邻居：“如果知道了集中营的事，你会做出努力救出我的孩子吗？还是按计划去参加阿尔卑斯山下的滑雪派对？”——这个犹太人很可能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