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顶流”阵容的国产大剧，能否再次“封神”？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今天·阅读时长23分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曾于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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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玉在前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海玛治县深陷贫困，百姓生活艰难，毗邻的博拉木拉无人区既是藏羚羊等珍稀生灵的家园，也蕴藏着可能改变当地命运的矿产资源。
副县长多杰（胡歌 饰）在县长林培生（李光洁 饰）的支持下组建巡山队，初衷本是探矿脱贫，但多杰在目睹藏羚羊被大规模屠杀的惨状后，毅然转变方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反盗猎与生态保护中。年轻女警白菊（杨紫 饰）怀着满腔热血加入巡山队，与队员们一同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猖獗的盗猎活动、匮乏的资金支持，甚至严峻的生死考验等挑战，始终不改其志。
《生命树》剧照
反盗猎题材确实少见，却不缺经典，《生命树》前方矗立着两座艺术高峰。
2000年播出的纪录片《平衡》，始于首任治多县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的壮烈牺牲。索南达杰在可可西里巡逻时，与穷凶极恶的盗猎者正面交锋，因寡不敌众而牺牲，直至最后，他的遗体仍保持着端枪射击的姿态。
纪录片的主人公扎巴多杰原本担任青海省玉树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有着优渥且安稳的工作环境，但为了告慰索南达杰的英灵，为了守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他毅然辞去了州人大的职务，成为可可西里藏羚羊保护工作的新任领路人，组建了西部野牦牛队，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艰辛与危险的守护之路。
《平衡》剧照
《平衡》记录了西部野牦牛队面临的重重困境：可可西里无人区幅员辽阔，环境极端恶劣，高海拔、缺氧、严寒、风沙肆虐，队员们驾驶着破旧的车辆在雨雪与泥泞中颠簸前行；治多县本身就是全国贫困县，财政连干部工资都难以保证，队员们没有工资，罚没收入一度是巡山队的主要经费来源；扎巴多杰出入各个部门寻求支持，争取社会各界的募捐与援助，但寻求援助之路充满艰难与心酸……
面对镜头，扎巴多杰这样说，“几个月工资拿不出来，一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出差费拿不出来的情况下，就这样工作干下来，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一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随后，他情绪激动地补充道，“但是我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保护藏羚羊的人埋头做事却拿不到工资与出差费，而一些无关的人却借着环保的名义获取利益，扎巴多杰的愤懑隔着屏幕直击人心。
《平衡》剧照
纪录片最悲壮的是它的结局：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在家中被子弹击中牺牲。警方调查结论是，扎巴多杰系自杀。扎巴多杰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揭示了守护者们所承受的远不止自然环境的险恶，更有理想在严酷现实中反复灼烧所带来的难以言说的精神重压。
2004年公映的电影《可可西里》用艺术化的手法，将盗猎的残酷与反盗猎的悲凉推向了极致。上世纪九十年代，欧美市场对沙什图披肩的需求让藏羚羊绒的价格暴涨，无数盗猎分子涌入可可西里对藏羚羊进行大肆屠杀，藏羚羊的数量从1985年的一百万只，几年之间一度锐减至两万只。一支民间巡山队在队长日泰的带领下，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与盗猎分子进行殊死抗争。
《可可西里》剧照
电影中的盗猎者装备精良，组织严密，对藏羚羊的屠杀高效而血腥，枪声过后，茫茫雪原上只剩下成片被剥去毛皮的尸骸，控诉着这种掠夺的极致残酷。坚守到弹尽粮绝的日泰队长，在盗猎者的包围中拒绝了贿赂，然后便在一阵突兀的枪声中像他守护的藏羚羊一样永远倒在雪地上。盗猎者头目冷漠地补枪，然后带着手下扬长而去。
而通过马占林等角色的塑造，《可可西里》揭示了罪恶链条如何在贫瘠的土壤中蔓延、渗透。马占林及其儿子们本是当地牧民，因草场退化、生计无着，被迫沦为盗猎者的帮凶。贫困将普通人异化为生态破坏环节上沉默而可悲的一环，也折射出盗猎活动在当时得以猖獗、甚至获得某种底层默许的社会根源。
《可可西里》剧照
《平衡》与《可可西里》以不同的媒介和叙事风格，将盗猎的猖獗、环境的险恶、守护的艰难，乃至人性在绝境中的复杂灰度，都推向了某种震撼人心的极致。
珠玉在前，《生命树》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也承载着巨大的期待。
对与对的冲突
巡山队的组建、自然环境的极端恶劣、盗猎者的凶残、队员们的伟大与牺牲，这些相似的元素构成了青藏高原反盗猎题材共同的叙事基底。
《生命树》剧照，下同
但电视剧的体裁赋予《生命树》独特的优势：更长的篇幅，更从容的叙事节奏。剧集有机会去填补或深化那些在纪录片和电影中或因篇幅所限、或因视角聚焦而未能充分展开的叙事冲突，特别解答了观众心中的普遍疑问：既然藏羚羊保护如此重要，为什么当地政府不给予更多的支持，以至于守护者们频频陷入缺经费、缺装备、缺支持的绝境？为什么不能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这份无奈就构成了《生命树》最核心的冲突——对与对的冲突。
剧中，玛治县是一个高度依赖农牧业、深陷贫困的小城，当地百姓的年收入甚至不及一张藏羚羊皮在黑市上的售价零头。在这种贫困现状下，发展经济成为了玛治县各级官员的首要任务，也是当地百姓最迫切的需求。在县长林培生看来，只有先让百姓吃饱穿暖，摆脱贫困，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盗猎盗采行为；只有通过开采矿产资源、招商引资，让玛治县的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精力，去开展生态保护工作。
多杰最初组建巡山队，初衷与林县长一样。可当他目睹藏羚羊被盗猎者残忍屠杀、尸横遍野的惨状，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多杰计算过，按照这个趋势下去，藏羚羊最快三年就会从博拉木拉无人区彻底消失。老百姓的生计非常重要，但高原的生灵、生态的平衡也很重要，因为生态一旦被破坏就很难恢复，藏羚羊一旦灭绝就再也不会重现，这份损失是金钱无法弥补的。
两人的冲突不是“善与恶”的冲突，而是“对与对”的冲突。发展经济，让玛治县的百姓摆脱贫困、吃饱穿暖，这是对的；保护好生态，守护藏羚羊、守护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生态平衡，这也是对的。可这两个“对”，在当时无法兼得。观众由此更透彻地理解，为什么《平衡》与《可可西里》中的守护者们会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不见得是不想重视、不想作为，而是贫困的现实让所有人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除了发展与环保的宏观冲突，《生命树》还将“对与对的冲突”具体到了巡山队的每一个人身上。巡山队员们对于藏羚羊保护的信念与坚持，当然是对的，但这一抉择多少也遭遇来自家庭的阻力。比如多杰不断补贴巡山队而耗尽家里继续，甚至背上债务，妻子为家庭生计忧心，这是对的；白菊的养母、援藏医生张勤勤一度反对女儿进山，这是一位母亲对孩子生命安全本能的保护，也是对的……正因为经历过这种左右皆“对”的撕扯，巡山队员的最终抉择才显得格外有分量——那不是未经审视的冲动，而是在充分知晓并承担了所有代价之后，内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的价值排序。
通过层层嵌套的对与对的冲突，《生命树》丰富了《平衡》与《可可西里》留下的叙事空白，解释了守护行动为何如此举步维艰。不只是因为盗猎者的枪口和自然的险恶，也因为其背后是整个区域发展模式的选择之困，是个体在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间的摇摆之难。观众在为巡山队员的坚守动容时，也理解了他们的坚守所背负的是何等沉重而复杂的现实压力。
温和的代价
《生命树》有着正午大剧的质感，比如实景的拍摄、逼真的服化道、一流的摄影，它有顶流杨紫与转型为实力派的胡歌的加持，它也有区别于《平衡》《可可西里》的表达……但剧集的播出数据却算不上太亮眼，云合给它的最初评级只有S，换句话说，剧集没“爆”。
是因为题材太冷了吗？显然不是，毕竟题材同样挺冷的《山海情》，正午阳光可是把它拍成了爆款大剧。
就笔者个人的追剧体验，《生命树》很有质感，拍得很用心，但缺乏那种特别强烈的追剧吸引力，而是略显温和，甚至温吞。这并不是说剧情不残酷，冬智巴、张扬、贺清源的相继牺牲，无不揭示了盗猎与盗采团伙的冷血凶残与猖獗无忌——这也是《可可西里》所着力呈现的，且电影因为篇幅的压缩，残酷性的浓度和密度要更高。
《生命树》的“温和”更指向了，它并未深入去揭示理想主义者的孤立困局，它有意或无意地削弱了来自最基层、最广泛民众层面的对立视角和戏剧冲突。这是一个显著的视角缺失。
具体来说，《生命树》并未充分展开当地普通牧民与百姓的复杂生态：他们对盗猎活动持何种态度？是普遍的痛恨与抵制，还是像《可可西里》中马占林一家那样，因生存所迫而无奈参与、甚至默许？他们对巡山队又持何种态度？是将其视为守护神般感激，还是因巡山队打击盗猎、限制开发而影响了生计，从而产生不解、埋怨甚至对立情绪？多杰力主将原本计划中的“经济开发区”转为“自然保护区”，这一重大转向直接触及当地民众最切身的利益，原本可能获得采矿就业机会，如今只能继续守着贫瘠的草场，民众对此的反应是什么？来自民间、源于最直接生存考量的态度与选择，是反盗猎斗争中真实的、令人纠结的，也是具有戏剧张力的冲突之源。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山海情》，主人公“说服”民众，或者说与民众“斗争”的过程，构成了这部剧的主体部分。
扶贫干部们想要带领百姓们种蘑菇、搬移民，却遭到了大多数百姓的反对。有人安于现状，不愿意离开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不愿意去尝试新的事物；有人对扶贫干部充满不信任，认为他们只是“走过场”，根本不会真正帮助自己摆脱贫困；有人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故意刁难扶贫干部，破坏扶贫工作的开展……
老百姓的反对，是在贫困现实中的本能反应，是对未来的恐惧与迷茫。也由此，《山海情》的剧情重点是客观地展现了双方的立场与苦衷，展现他们之间的矛盾与磨合，展现扶贫干部们如何耐心劝说，以身作则，一点点打动百姓。“说服”老百姓的同时，也“说服”了观众。
《生命树》更需要这样的“说服”过程，林县长都要多杰费如此大功夫去说服，更何况普通百姓。而事实上，巡山队与当地牧民的理念隔膜很深，在《可可西里》里，这种隔膜甚至非常残酷。电影毫不避讳地指出，盗猎之所以能形成庞大的产业链，是因为它在贫瘠的土地上与当地民众的生存困境形成了扭曲的共生。盗猎者需要牧民帮忙剥羊皮、运送藏羚羊绒，躲避巡山队的检查；而牧民需要靠着盗猎者给予的微薄报酬，勉强维持生计。
比如《可可西里》有一个塑造得很经典的角色马占林，这个年长的老人精明狡猾，在巡山队面前装可怜、找机会逃跑，但他又并非十恶不赦，在巡山队员生病时让自己的儿子尽力施救，并在盗猎头子枪杀了日泰后，救了尕玉……他是被贫困和绝望逼到悬崖边的普通人，在当时的可可西里普遍存在。由此，巡山队要对抗的何止是武装盗猎分子，更是这片土地上因贫困而滋生的对生态掠夺的麻木与依赖。
我们原本期待在《生命树》更长的篇幅里，能看到对这种深刻社会矛盾的正面呈现与深入探索——守护者们如何面对、理解并尝试化解这片土地上的这种“生存之痛”。比如多杰、白菊们，是如何说服“马占林们”的？建立自然保护区这个正确决定背后，所必须承担的具体的民生代价与漫长而艰难的社会说服工作，又是如何破解的？
很可惜，《生命树》付之阙如。剧集虽然聚焦了环保与经济这种宏大理念的辩证冲突，却主动或被动回避了那些更灰色、更纠结、也更“不和谐”的基层社会图景，剧中虽有白及这样“误入歧途”的个案，却未能或不敢像《可可西里》塑造马占林群像那样，去直面一种普遍性的生存伦理困境。甚至剧情重点发生了偏移，比如对于白菊在内的四个兄弟姐妹的爱情、工作、“误入歧途”的成长，乃至“骨科”兄妹情着墨甚多。如果更长的篇幅是用来拍摄类似的情节，哪怕很适合短视频传播，但对于整部剧的主线来说却显得涣散游离。
诚然，展现理想与贫瘠现实的惨烈碰撞需要更大的勇气与更深刻的笔力，但那也是《平衡》与《可可西里》成为经典、直击人心的核心力量。选择“温和”的《生命树》付出了代价，“双顶流”加持的它，最终未能将题材的潜力与深度完全转化为足以穿透圈层、引发广泛共鸣的戏剧力量。
排版：球球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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