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第一个——“带着面具的呐喊”。

“呐喊”是鲁迅为他第一本小说集取的名字，也是他对自己的描述。他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他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主将，而只是一个摇旗呐喊的小兵。当然，这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中国的读书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习惯（传统），喜欢把自己的辈份、成就、作用都说得小一点。但鲁迅这么说，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他与其他投身新文化运动的很多年轻人，比如胡适、钱玄同，对于思想启蒙的看法并不一样——他远远没有他们那么乐观。所以当《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跑到他家里动员他投稿的时候，他这么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门窗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就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呐喊·自序》）

▲ 1928年3月22日摄于景云里寓中

其时鲁迅入住上海不满一年

那位编辑其实就是钱玄同，他回答鲁迅说：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很显然他们两个人讨论“铁屋子”的重点是不一样的。鲁迅说的重点是：现实。他已经40岁了，非常多的经验告诉他，这个黑暗的铁屋子是打不破的。而那位编辑说的重点却不是现实，而是：将来的希望。鲁迅当然知道，一旦说到将来，那些现在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哪怕他从现实经验当中得出了非常正确的判断，从逻辑上来讲，他也不能用这个判断去否定“将来的希望”，因为“希望”的根据是“将来”，不是“今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实际上运用的是一种古老的逻辑推理：即使太阳已经从东边升起了1万次，你也不能说它明天就一定不会从西边升起。

鲁迅因此就很矛盾。一方面“希望”是不能否定的，也因此，他愿意投身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通过宣传新思想来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运动，他要参与，大声呐喊，他就必须扮演一个演说家和鼓动者的角色，用积极乐观的理想去打动人心，唤醒青年人，铲除黑暗的专制。

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从现实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悲观的判断是：铁屋子是很难打破的。这样的判断又使他从心里面相信（他的原话是“确信”）他没办法否定铁屋子可以打破。那么，怎么办呢？

最后，他采取了这样的做法：不在“自己对将来的乐观的希望”和“自己的对改变现实的悲观”二者中选一个，而是把这两者都接受下来，心里面继续保留悲观的确信，手上却开始了写“呐喊”的文章和小说。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干脆带一副面具来呐喊。

▲ 1929年鲁迅在北京对群众讲演

《人民画报》1966年第10期

所以我们看鲁迅的文章，常常会觉得他同时在发出两种声音：一种是慷慨激昂，充满信心的，激烈地批判现实，号召年轻人起来斗争，要“摆脱冷气”（《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勇敢地向上走，生命的路是进步的，什么都阻挡不了。

他举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的自我反省。他认为一个民族里反省的人越多，这个民族越是永远向前，永远有希望。他又拿俄国十月革命举例，说这是“新世纪的曙光”（《热风·五十九圣武》）。这样的乐观的话，他说了非常多。

但他同时发出的另外一种声音却是相当悲观的。比如，他说“新世纪的曙光”的同时，他给一位东京的朋友写信，认为中国人很难真正接受外国的进步思想，中国还是会有动乱，但是这种动乱还是中国式的传统动乱，而不是俄国那种在动乱中创造新社会的情况。所以俄国那样的“新世纪的曙光”照不亮中国。

一般说来，在公开场合，人总不愿意说话自相矛盾，所以鲁迅往往在私人的通信里才比较放肆地说那些悲观的话。但是面具终归只是面具，不可能长久地把人都遮住，时间一长，写的文章一多，鲁迅内心一些悲观的“确信”还是会从面具的四边露出来，进入他公开的言论当中。

1923年，他去北京一所大学演讲，他本意要鼓励年轻人切实地争取人生的幸福，可他讲着讲着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说：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娜拉走后怎样》）

▲ 上海多伦路文化名人街鲁迅足印

这等于是重复了他关于“铁屋子”的悲观比喻。

在他的公开言论中，一旦这两种声音混在一起，就会使他的“呐喊”变得很奇怪。虽然是“呐喊”，但是同时，人们能从里面听出一种勉强，一种愤激，甚至让人觉得他的“呐喊”听上去非常刺耳，好像一种反话。

再举一个例子。他曾这样评论《新青年》杂志发动的思想启蒙运动。他说：

“假如有人偏向别出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自自己的路。”

他接着说：

“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但以为倘若不愿你扶，便不必硬扶，听他罢了。此后能够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终于翻倒，然后再来切切实实地帮他抬。”（《集外集·渡河与引路》）

鲁迅这些话里的意思还是很积极的，因为最后还是要帮“他”抬车。但是你仔细体味，就会发现这些话其实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放弃。

如果他们实在不肯听你的劝，那就随他们去——这就和启蒙的立场不一样了。因为启蒙是要改造社会，也就意味着不能够说“放弃”。如果不听你劝的“他”不只是一群遗老遗少，它更意味着形形色色的愚昧人群，意味着从“阿Q”到“吴妈”这些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如果这个“多数”将使整个民族都坠入灭亡，你还能够放弃吗？

在一封私人通讯里面，鲁迅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盖国之观念，其愚易与省界相类。”（热风·随感录三十五》）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举一个例子，上海有一个很大的岛叫崇明岛，现在属于上海，但是在历史上，崇明岛被多次划分给江苏，属于江苏的一部分。所以如果崇明人一定要说自己从来是江苏人或者从来是上海人，其实都没什么道理。鲁迅上面说的内容其实类似这样的逻辑。

鲁迅说：

“若以人类为着眼点，则中国若改良，固足为人类进步之验（以如此国而尚能改良故）；若其灭亡，亦是人类向上之验，缘如此国人竟不能生存，正是人类进步之故也。大约将来人道主义终当胜利，中国虽不改进，欲为奴隶，而他人更不欲用奴隶；则虽渴想请安，亦是不得主顾，止能侘傺而死。”（《致许寿裳》）

1921年，他更在一篇公开的文章中说：

“一个人死了，在死者自身和他的眷属是悲惨的事，但在一村一镇的人看起来不算什么；就是一省一国一种……”（《热风·随感录六十六》）

但是“如果他实在不肯听，就由他去”，这个“他”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就可以从上面那些话中看得很明白了。

我当然理解他的苦心，“实在不行就算了”这说法。人要避免这种“努力了，因为收不到效果就失去信心”的心理，所以他说这些话的根本目的还是在给人打气。但是这种自我打气的方式，即，先找一条心理退路的方式，让人仔细体会后心里发凉，因为他对启蒙无效的透彻预感，实在是表现得太刺眼了。

鲁迅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加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一代启蒙者的行列。这种独特并不在于说他的战斗热情比其他人高，也不在于说他的启蒙主张比其他人正确。他的独特是在另外一面——那就是对启蒙的信心，他的信心其实比其他人小，对中国的前途也看得比其他人糟。即使他发出最激烈的呐喊，他也清醒地估计到“呐喊”多半不会获得什么响应。就在他最热烈地肯定将来的同时，他的心里面也克制不住地要怀疑：这个世界恐怕只有黑暗和虚无，才能长久地存在。

▲ 鲁迅著《呐喊》封面图

尽管在不同的程度上，鲁迅那一代五四呐喊者当中的不少人（比如陈独秀），都有把内心的悲观隐藏起来的做法。但是像鲁迅这样戴着这么一副大面具，却依然不能完全遮住内心的悲观的情况还是相当突出的，但也因此鲁迅的“呐喊”比那些相信“呐喊”一定能改变社会才呐喊的人更了不起。

但是这个“了不起”是有代价的。这就要说到鲁迅思想的第二个特点：虚无主义的鬼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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