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禹治水时就运用到了勾股定理，中国历史上的计量在秦始皇以前始终处于混乱状态，计量方式也非常多，仅称量小麦的就有5种单位，水稻有4种。度量衡真正广泛使用开来，是在战国后期。

度量衡

最早的度量衡器具，除了商代的骨尺、牙尺外，都在战国时期。齐国、赵国的铜权、量器上，刻着谁制造，用什么方式校准等;赵国的奔鹿图案的金饰背面，刻了极细的铭文“二两二十三朱四分朱一”，已经能计量今天的0.16克。在先秦最重要的一本科学技术文献《考工记》中，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工艺技巧有趣的描述，弥补了缺少实物的不足。比如对铜权的密度的测量，以听起来像黄钟的宫则为准;还有集度量衡之大成的车的制造，每一个凿孔都填入谷粒，谷粒多少就是标准。轮子泡在水中，以浮沉的多少求体积，再来测密度，比阿基米德至少早100年。

尽管各国工艺都达到了相当水准，还只是在小范围内实现标准化。度量衡成为统一计量最重要的工具。在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之前，有一部分标准是各国通识的，大多从西周就开始用，比如容量单位有十进制的斗、升、斛，重量单位有铢、两、斤、石。除此之外，各国自有的度量衡五花八门，相差极大。容量方面，卫国有盆，齐国有豆、区、釜、钟，魏国有益，燕国有觳。重量方面，魏国有斤，中山国有刀、石。进位制也各有一套，有24进位、12进位、4进位等等，中山国的刀，以800进位1石。据考古发现，丘光明所著《度量衡史》有明确的战国各国重量、容量一览表。1斤在楚国兑换250克，在中山国兑换9600克，1升在邹国等于200毫升，在燕国等于117毫升。

秦始皇推行的度量衡标准始于商鞅。公元前350年，商鞅第二次变法，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战国策·秦策三》记载，“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商鞅铜方升在秦国使用了100多年以后，也成为秦始皇统一时最重要的量器。现今保存在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是商鞅亲自督造的标准量器。左侧的铭文说，秦孝公十八年，齐国使团到秦国商讨事项，十二月冬，任大良造的商鞅制造了16.2立方寸为1升的铜方升。这个商鞅铜方升不再只铭刻一些简单的铸造地点、人名和少量事件，度量衡第一次被打上了皇帝权威的烙印。秦始皇和秦二世各自在这个方升刻上了诏书。

帝国的标准化出现了实物，所谓“两诏铜方升”“两诏秦权”“两诏秦椭量”都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使用的标准度量衡。“两诏”被后人挖掘，早在隋代《颜氏家训》中便有记载，说“长安民掘得秦时称权”，并有两块铭文。此后不断出土的两诏之物，有量、权和诏版三种。都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诏，“廿六年，皇帝尽并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秦二世元年的诏书大意为自己不敢和始皇帝争“法度量”的功绩。秦始皇的40字诏书被大量刻在衡器、量器之上，有的直接铸在铜、铁的权和量器上，有的则把诏书先制成铜诏版，再镶嵌在大型的权上面。这些量器被中央政府迅速地发往全国各地，至今日全国共发掘文物110件左右，北至内蒙古奈曼旗（燕国），南至江苏省（楚国），东到山东邹县（齐国），西到甘肃秦安县（秦国）、河南禹县（韩国）、山西左云（赵国），在秦始皇统一范围内，两诏度量衡都有出土。

除了商鞅铜方升，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存有两诏铜方升和两诏秦椭量都是秦始皇时代最精致的度量衡文物。这两件铜椭量和铜方升都略大于巴掌，黑绿色衬托得小字诏书铭文很清晰，尽管历经两千年，还是散发着油亮，而且椭量的沿口相当锋利，是秦朝为服役人员发放口粮的工具。湖北出土的“云梦竹简”和大量有关秦律的文献中，都记载着各级别国民发放、缴纳粮食的多少，比如免除劳役的老年男人，早饭定量半斗，晚饭1/3斗。陶量大体上都像盘和罐子，虽然出土地碎片很多，但很少有完整的。因为陶量上面的诏书铭文很特别，是用四字一印，共十印，像活字印刷的排版一样印在陶量上面。晚清时还掀起了一股“拼图热潮”，收藏家们乐于将收集来的碎片在文字上联成全诏。

秦权是天平的砝码还是秤杆上的秤砣？学者们一直有争执，大部分倾向于砝码说。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保留的在阿房宫发掘的“高奴石”秦权，实测重3075克，折算每斤256.3克。直观看是碗状的，秦始皇时期大多为扁的实心体，顶上有纽可以穿绳，到了秦二世，高起来成为钟状，中心为空，因为要内外都刻上诏文。从1斤到120斤不等，铜、铁都有。但256.3克为一斤的标准在秦始皇时代推广开来。

《史记》有关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只有一句话，“一法度衡石丈尺”。“云梦竹简”是20世纪秦文献中最重要的发现，其中记述的根据度量衡器制定的法律不仅多而且很详细。对秦始皇推行度量衡的方式的疑问做出了一些解答。其中《秦律》制定了专门条文:“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赢（累）、斗用（桶）、升，毋过岁一。”要求每年校正一次度量衡器，而且校正时间放在“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均衡石，角斗桶、正权概”。秋天也是一样。因为这时候，温度和湿度都比较稳定，避免误差。

国家强权的手段在度量衡上体现得更为明确。每一种计量器具都允许误差，如果超过则惩罚直接责任人，也就是各级官府的长官。“衡石不正，十六两以上，赀官吝夫一甲。”一石的误差在十六两以上就惩罚长官一副铠甲。其他各级误差责罚不等，称黄金的小型权误差在半铢（约0.3克），罚一盾。量器也是一样。秦始皇时期的徭役极多，因此度量衡也就应用极广。每一种刑罚，从死刑、割鼻子、挖膝盖到一天的劳役，都有着精确的缴纳物品多少的换算。而不合规格的任何赋税，比如布匹的长宽有违标准，都会被官府拒收。对于度量衡的保护也是很谨慎的，以防任何人做手脚。把官府下发的度量衡弄丢，哪怕已经找回，也不能免罪，和误差同罪处罚。在度量衡的使用方面，“云梦竹简”也有体现，《田律》规定了缴纳田税的定额，《仓律》除规定仓廪的粮食出入必须称量，对粮食加工、种植、刑徒每日配给都有严格定量，手工业也有规格要求。“云梦竹简”在远离咸阳的湖北出土，秦始皇制定的法律在中国范围内都有明显效果。

汉刘邦令张苍根据秦制“定度量衡程式”，直到西汉末年，王莽时代才有了对度量衡制度的整理和总结，分别为审度、嘉量、权衡篇，中国的封建王朝首次明确了度量衡三者单位名称、进位关系和相应的标准器制造等，但是度量衡的内涵和标准，秦制得到了继承。

秦钱

虽然秦始皇统一的圆形方孔钱沿用至清末，小农经济下的中国人离消费还很遥远。所以用现代的金融货币观念，很难解释秦始皇时代的货币。在找到政的父亲子楚前，河南商人吕不韦来往于中原各国，花了许多钱来打造子楚，但是一个非秦国人如何运用各国货币在许多地方进行贸易？至今也没有各国货币之间汇率的文字记载。对于秦始皇统一之下的大部分中国人，钱的出现大多与官府的赋税、刑罚有关，日常贸易并不普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焦南峰所长说，他从事考古研究多年，还没有在秦民居发掘中出现大量钱币。“一个普通人家最多也就三五枚钱。在秦始皇陵的造墓人身边只有一枚钱。”

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前，中国货币以各种形态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抛开原始部落和奴隶制社会的零星的玉石、贝类，《管子》中明确了春秋时代“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的货币通用准则。正是因为齐桓公任用管仲，齐国的货币制度才能领先各国并迅速积累国家财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货币起源大体分为三类：南方以楚国商业文化为代表的金、贝、蚁鼻钱；东北以齐、韩、赵、魏农业文化为代表的布币、刀币；中西部也就是秦国，货币出现得最晚，但是圆圜方孔的形状却成为中国两千年来最具有威力的符号之一。

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各自沿用了多年的货币，因为交通贸易往来有限，还不至于造成太大的麻烦。因为各国的上币都是黄金，朝贡、赏赐、献礼、处罚、贿赂、大宗贸易等都以黄金为主。黄金这一等价物出现在战国至秦文献中的次数相当多，燕太子丹“得赵人徐夫人之利匕首，取之百金”。“云梦竹简”也有“黄金镒一盖四两”买种子的记载。实测和文献也可以得出黄金的单位镒（43.2克）、（3.6克），但是除了盛产黄金的楚国的小金币“爰”，春秋直至秦灭，始终没有实物证明黄金在大范围内以货币形式的存在。

青铜钱币的大量出现是从战国开始，各国铸造形状、单位、成分完全不同。从农用铲发展演化来的布币，在魏、赵、韩、燕形状都不相同，而齐国刀币含铜60%，燕国刀币含铜40%左右。各国基本上兼仿造其他国家的刀、布、圜、蚁鼻等货币，加上每一种币有自身的演变序列，造成了战国时期货币杂陈的情况，考古也可以证实。这个时期的钱，除了秦币，几种主要货币和代表性的币样，都铸有地名。这种混乱的极不发达的货币形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秦始皇推行的货币为什么没有在形状、成分上达到完全的统一。

《史记·平淮书》和《汉书·食货志》对于秦始皇统一币制的记载基本一致:“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秦始皇统一货币的举措，是将六国货币全部回收，熔化后重新铸造成半两钱。秦国自秦献公“初行为市”时就有了本国的圜形货币，除了半两，一两、十二铢、半钱和两锱钱都曾经在秦国长时间流通，这些圜形钱形状相似，只是中间的圆孔逐渐变成了方孔。秦始皇将半两作为全国统一的法定货币，但是不发达的商业经济使得半两钱依然以不规范的各种形式存在着。

现今考古挖掘出的秦代钱窖和零星文物中，秦半两以完全不标准的样貌出现。按照道理，“重如其文”的半两钱应该重8克左右，古代的考古学家也曾经以“重如其文”作标准，不精确重量的都当作秦始皇以前的先秦半两。但是正如《史记·汉书》记载，“然各随其时而轻重无常”。由于秦半两的大量出土，我们能够看到从0.2克到15克的半两钱，形状上，直径1至4厘米各异，还有黄豆大小的，有的孔大有的孔小，刻字倒都是“半两”二字。而且秦初半两沿袭了先秦的半两，两者很难区分。但秦统一后以直径3.8厘米左右的半两钱居多，而且其他货币的名称也消失了。并以斤、两、铢等基本单位固定下来。

保障流通和铸造的货币的立法存于“云梦竹简”。比如《封诊式》中规定，秦代由官府统一铸钱，严禁民间盗铸。但是自出现货币以来，以铅、铁铸钱，再加入铜的做法广为流传。从墓葬中出土的一些秦半两钱，轻薄而且铁铅含量大。一说是专门制造的陪葬物，也有说是伪币。到了汉武帝又回收铸造货币的权力，秦铸币还采用多种不规范的方式，模板从泥制到铁、铜制都有，可见没有办法严管铸币。《金布律》还说，“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在日常交易使用中，秦半两不论钱制形好坏，一律流通，以维护钱币的信用，脱离了战国“币值以重为准”的规则，使钱币本身的价值退出，真正做到了流通专用。秦始皇颁布的《关市律》中，官府经营的手工作坊和商业铺号，拿到钱要立刻放进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存钱罐，而且要买者亲眼看到，防止贪污。官府的会计按《秦律·效律》记账，否则发生盈余或者短缺都要处罚。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经济体系，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物价大幅波动的时代。根据学者吴镇烽的研究:一枚半两钱在秦代可兑换黄金0.16铢，购粟3.31升，购麻布0.73尺。“云梦竹简”各项律令记载得更翔实:粮食每石30钱（《司空律》），麻每斤3.3钱，夏衣一身55钱，冬衣一身110钱（《金布律》），猪羊每头250钱（《法律答问》），对于徭役，供应饭食每天6钱，不供应饭食每天8钱。这里的几钱都是指几枚半两钱，可见虽然半两钱的形制乱七八糟，它的币值在强权之下还是有保证的。这种政治保障的物价稳定很快瓦解，到了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也就是统一天下5年以后，秦始皇一次在咸阳晚上微服出行碰到了强盗，政治事件导致了物价的飞升，“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统一之初1石粮还是30钱，秦始皇统治后期，涨到1600钱，到了秦二世时期，改铸轻钱，钱重从普遍的4.5克减到2.3克，1石粮价值5000钱，揭开了中国历史上货币贬值通货膨胀的序幕。

圆形方孔钱是货币中出现最晚的，却最具有生命力。它与其他币种模仿老百姓以物换物的民间交易不同，取自玉璧的形状，代表贵族的统治。外圆内方在秦始皇时代的《吕氏春秋·圜道》中有很好的注释:“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从秦到唐早期，圆形方孔钱一直刻重量，有时刻币值的比率，除了王莽曾经做出改变的尝试，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直到“开元通宝”，铜钱才开始铸年号而不是重量。但是形态上只是精致了一些，规格成分有了标准，全国统一用钱的货币制度没有改变。

因为秦半两出土的比较多，适合学术研究，适合收藏。因为中国古代钱币大部分不是特别有投资价值，只有极少数的特殊时期的货币例外，比如王莽时代“金错刀”铜钱，可以换取黄金半斤，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面值钱币。除了这种罕见的珍宝，在陕西博物馆里1388元是一套中国古代钱币集的价格，据称除了珍品，包括了所有基本的货币，其中只有三个仿制品。■

（感谢中国计量史专家丘光明、北大秦汉钱币学专家吴荣增、中国钱币学会会长戴志强提供材料，实习生庞博对本文亦有贡献。）

(封面故事部分图片由紫禁城出版社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