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龚之允 

普拉多博物馆被誉为“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约拥有7600幅油画，8200幅素描，4800幅版画，1000件雕塑。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欧洲掀起了启蒙运动思潮，原本为世袭贵族所垄断的知识特权也被要求下放至平民阶层，实现教育的相对公平，以保证社会的进步与阶级的流通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西班牙的波旁王室也不得不响应时代的号召，决定开设一家公共博物馆，对外展示王室的历代艺术收藏。

博物馆自1819年对外开放就出版了典藏图册，主要介绍西班牙本民族的绘画，有311幅作品。由于西班牙历史上拥有广袤的殖民地，也与欧洲的尼德兰、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西班牙王室的藏品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艺术成就。许多欧洲古典主义的经典作品都汇集在普拉多，这些古典大师包括范德维登（Rogier van der Weyden）、博斯（Hieronymus Bosch）、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丢勒（Albrecht Dürer）、拉斐尔、提香（Titian）、格列柯（El Greco）、委拉斯凯兹（Diego Velázquez）、卡拉瓦乔（Caravaggio）、普桑（Nicolas Poussin）、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戈雅（Francisco Goya）等。尤其由于委拉斯凯兹对文艺复兴大师的推崇，说服了西班牙王室对欧洲大师作品进行了策略性的收藏，因此普拉多博物馆被认为是除意大利本土机构以外，保存文艺复兴经典作品最多的博物馆。

接下来我们将通过10幅最具代表性的藏品来展现西班牙古典主义艺术收藏的发展和变迁。

1

罗希尔·范德维登

《基督下十字架》

（The Descent from the Cross，又称《卸下圣体》）

约1435年，木板油画，220cm×262cm

这幅作品是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作，整体风格逼真写实，采用了精准的透视法，把事物的细节和人物表情都如同浮雕一般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出来。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曾如此评价这幅作品：“可以说，画中的泪水是最强烈情感中诞生的一颗闪亮的珍珠，它集中体现了意大利人在早期尼德兰绘画中最推崇的东西：画面的光彩和情感。”

范德维登是文艺复兴时期来自尼德兰（低地国家）的绘画大师。尼德兰画派在实践中完善了油画技法，一改过去湿壁画和蛋彩画色彩单一和光影对比平淡的缺陷，深深影响了意大利如乔瓦尼·贝利尼、达·芬奇和拉斐尔等人的创作。北方文艺复兴艺术的缺憾则是造型能力过于机械，未能如佛罗伦萨地区的艺术家那样从立意上展现新柏拉图主义的人文主义思想。《基督下十字架》在表现惊人高超技法的同时，也有着人文气韵不足的遗憾。范德维登的色彩和造型表现让人惊叹，特别是对衣服质感的还原，画面中每个人物动作也都有着极为细致的描绘，单个人物的表情也体现了不同程度的哀伤，但过于复杂的互动以及细节的几乎像素级的刻画，让人感觉在技法高超的同时，缺乏意大利艺术家那种朦胧而隽永的精神表现。

尼德兰地区的艺术家们继承了勃艮第公国辉煌的文艺遗产。随着勃艮第公国绝嗣，其领土部分被哈布斯堡家族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入主西班牙王室，尼德兰地区也被归入西班牙，在某一时间段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因此范德维登的作品既展现了北方文艺复兴的油画表现力，也反映了西班牙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的复杂性。

2

博斯

《人间乐园》

（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约1490至1510年，木板油画，205.5cm×384.9cm

博斯来自低地国家南部的布拉班特，以复杂而诡异的图像描绘幻想场景闻名于世。《人间乐园》是祭坛三联画的中央画作，这幅代表作品独树一帜的画面表现力，影响了包括老勃鲁盖尔在内的很多荷兰艺术家。到了20世纪，《人间乐园》因为其怪异场景和写实表现，备受超现实主义者的关注，被认为是欧洲荒诞派的先驱。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认为该画作传达了旧约中的理念：在人类“堕落”以前，善与恶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人类纯良无知，没有因果意识。

由于人们对于博斯的生平知之甚少，画家想传达的思想观念除画面本身之外，别无旁证，因此对于《人间乐园》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学术界一直无法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人间乐园》是文艺复兴时期图像表现力极为独特的画作。

3

格列柯

《神圣的三位一体》

（Holy Trinity）

约1577年至1579年，布面油画，300cm×179cm

格列柯是矫饰主义时代的艺术大师。他本来自希腊地区的克里特，后来移居意大利，最后辗转至西班牙发展直至去世。格列柯的东欧背景和对基督教精神性的理解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画家有很大不同。他传承了东正教的圣像表现特性，不注重形体的精确再现，而突出绘画性和精神性。因此他的画作往往展现出特异的光影和神迹，具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在意大利期间，他甚至向罗马教宗提议把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教堂壁画抹去，让他重画，因为他认为米开朗琪罗绘制的场景与基督教精神相违背。

《神圣的三位一体》是一幅典型的格列柯画作。该绘画采用了明亮的黄色来表现神圣光，用绿色和白色表现冷色调部分，比如基督去世后的身体。在冷暖对比下，宗教的神圣性得到了加强。天上的白鸽象征着圣灵，在圣子耶稣与天父之间起着连接作用。画面中人物略微夸张和变形的肢体，既表现了宗教的悲观情绪，又让观众能够把目光聚焦在三位一体的视觉表现上。格列柯独特的绘画风格影响着众多希望打破文艺复兴以来传统束缚的现代艺术家们。毕加索的很多画作就深受格列柯的影响。

4

提香

《查理五世骑马像》

（Equestrian Portrait of Charles V）

1548年，布面油画，335cm×283cm

提香被誉为文艺复兴顶峰时期画家中的“君王”，他的画作融合了威尼斯画派的色彩与佛罗伦萨派的造型，把文艺复兴绘画艺术推向了高潮。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其世俗声誉超过了米开朗琪罗，被政治和宗教界的领袖推崇和尊重。

提香的《查理五世骑马像》是一幅带有政治和宗教双重意味的历史绘画，歌颂了欧洲天主教世界的世俗领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西班牙国王的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战役中战胜了新教军队的场景。在画像中，查理五世这位权力横跨欧洲的君主身穿金盔金甲、红色束带，骑着战马，手持长枪，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

提香来自威尼斯，属于天主教信仰区，其名义上的世俗领袖正是查理五世。他的《查理五世骑马像》表现了天主教对新教的抗争。新教诟病文艺复兴时期天主教的堕落，并且谴责新柏拉图主义式的画作过于体现世俗人性而削弱了中世纪时代基督教的精神性。提香用画作展现了世俗主义的力量，同时也给予了天主教区人们一种精神鼓励，保卫了文艺复兴的成果。这幅画作也是作为天主教坚定支持者的西班牙人的民族精神的象征。

5

丢勒

《二十六岁自画像》

（Self-portrait at 26）

1498年，木板油画，52cm×41cm

活跃于德意志地区的丢勒是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他自小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写实刻画能力，让人惊异。他的自画像也反映了艺术家自我价值的发现。《二十六岁自画像》是丢勒传世油画自画像中的第二幅。画家采用了四分之三的角度，让主人公目光直视观众，在给予人物形象纵深感的同时，也注重眉目传神的处理，与观众产生互动。丢勒的装束华美典雅，向观众传达了他艺术家的身份。他画画的双手被隐藏于手套之中，其动作有一种古典人物雕塑的意味，在给人一种庄严感的同时，引导着观众把目光集中在他的眼神上。丢勒本来是一位非常注重手部刻画的艺术家，在这幅作品中舍弃手的刻画，是艺术家根据肖像画表现力而做出的取舍。背景的窗户下写有镌语和签名，透过窗户看到的风景给人一种观看的延伸感。这样的构图是文艺复兴肖像大师的一种典型处理方式。

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丢勒刚好完成了意大利的旅行，在欧洲声名鹊起。

6

委拉斯凯兹

《布雷达的投降》

（The Surrender of Breda）

1634年至1635年，布面油画，307cm×367cm

委拉斯凯兹是西班牙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画家。他出生于贵族世家，自幼就展现出了绘画的天赋。后来他的绘画才能引起了西班牙王室的重视，于是很快他便成了御用画家，并且一直坚持着西班牙本土的绘画风格。在和鲁本斯的交往中，委拉斯凯兹开始积极学习意大利绘画，并两次去意大利游历。晚年他被西班牙王室任命为宫廷总管。

《布雷达的投降》是一幅历史绘画，纪念了西班牙军队战胜低地地区（今天的荷兰与比利时的一部分）的历史事件，体现了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强大政治影响力。布雷达属于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十七行省。由于宗教和民族的认同感差异，原本属于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地区发动了独立战争，布雷达围城战则是西班牙人在系列战争中的最后一场胜利。委拉斯凯兹所刻画的受降仪式——荷兰人向西班牙主帅交付城门钥匙，传达了和平主义的思想。虽然西班牙一方是胜利者，但西班牙统帅并未羞辱投降者，反而伸出了手臂对战败者进行了安抚。他对交战双方的士兵也尽量采用了地位平等的方式进行了描绘。从画面的构图上可以看出，委拉斯凯兹传达出了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求同存异的精神。这也许是这位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家对结束欧洲纷争的愿望表现。

7

委拉斯凯兹

《宫娥》（Las Meninas）

1656年，布面油画，318cm×276cm

《宫娥》是世界绘画史上一幅意味深长的作品。虽然画中的人物并不让人陌生，无非就是西班牙国王夫妇、小公主、宫廷侍从还有画家本人，然而画家选取的视角却一直为后世的艺术家和学者所关注和探讨。他把国王夫妇的肖像巧妙地放置在了镜子中，不由得让人猜测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否处于观众一边。在这面镜像的内部，画家手持画笔和调色板面向观众，让人不得不思考，他绘制的是国王夫妇，还是背对他的公主。也许艺术家在绘制这幅作品的时候，除了完成赞助人的基本要求之外，还对传统绘画本身提出了一些意见：以单点透视法为基础的写实绘画是否是一种错觉？绘画虽然在当时作为一种记录工具，然而它记录的图像是否真实可靠，这值得深思。

8

戈雅

《1808年5月3日》

（The Third of May 1808）

1814年，布面油画，268cm×347cm

戈雅出生于平民阶层，因为其绘画才能逐步得到贵族赞助人的赏识，成为西班牙的宫廷画家。他的绘画成就主要体现在他对绘画语言本身的探索上。他的主要学习对象为：委拉斯凯兹、伦勃朗和大自然。他同情底层民众，其传世代表作体现了他对传统权威的抗争。

《1808年5月3日》描绘的是拿破仑战争时期，西班牙民众对法国入侵者的抵抗。画面中的反抗者被赋予了基督受难的姿态，在手脚上绘有基督受难的圣痕。戈雅还采用了伦勃朗式的戏剧化光影，突出了反抗者英勇就义的光辉形象。在远景处，戈雅隐约描绘了一处教堂，象征着反抗者的灵魂不朽。

戈雅的艺术语言从浪漫主义开始向表现主义过渡，虽然在当时很难被归类，但无疑对现代主义艺术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毕加索在“二战”期间创作的《格尔尼卡》在精神层面就致敬了《1808年5月3日》，表现出受侵略一方的无奈与英勇，也揭示了战争的荒诞与恐怖。

9/10

戈雅

《裸体的马哈》

（La maja desnuda）

1797年至1800年，布面油画，97cm×190cm

《着衣的马哈》

（La maja vestida）

1800年至1805年，布面油画，97cm×190cm

《裸体的马哈》是戈雅抨击保守的西班牙天主教价值观的有效武器。戈雅在接受贵族赞助人的艺术任务的时候，对女性裸体这一欧洲传统绘画题材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在动作和神情方面显示出了女性独立自主的力量。文艺复兴以来的裸女像一般把女性放置在男性的凝视中，如此的女性显得被动无助，暗示她们依附于男性。这是一种系统性的文化压迫。《裸体的马哈》中的女性对自己的裸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她既不对自己的私处进行遮掩，也不避讳与观众的眼神接触。这幅画作一经问世，就引发了保守人士的诟病。后来戈雅还绘制了《着衣的马哈》，这两件作品被当作一对展出，是人们了解戈雅创作精神的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