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薛莉莉

（插图：老牛）

卡夫卡的《城堡》创作于1922年1月至9月，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两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凝练了作者对政治体系、现代性、权力、法制的思考。然而，卡夫卡本人却并不认为这部小说“算得上作品”。他在写给好友马克斯·布罗德的信中要求好友“无例外地焚烧”，布罗德将手稿整理成有序的章节，作为单行本首版于1926年。小说多重繁复的意象和零碎片段化的情节不断引诱读者和评论家从各个角度来阐释和理解，企图叩开城堡的大门，其怪诞荒谬的叙事风格和晦涩难懂的寓言悖论又将读者一次次拒之门外，让读者与小说主人公K一起身陷歧路丛生的迷宫之中。

这部小说常常被称为“迷宫似的令人晕头转向的小说”。晕头转向的迷宫感受并非只来自于怪诞离奇的故事情节，还可归结到作者在创作时刻意安排的迷宫式时空布局。为了更好地理解《城堡》中的迷宫意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迷宫的神话传说。相传，米诺斯王的妻子帕西法（Pasiphaë）与一头公牛生下了一个半人半牛的怪物米诺陶洛斯（Minotaurus），米诺斯王为了掩盖这一丑事，命令代达罗斯（Dädalus）建造了一个复杂的迷宫，用来关押这头怪物。米诺斯王每年都要向迷宫中送去七个雅典男孩和七个雅典女孩，供米诺陶洛斯吃掉。直到忒修斯（Theseus）在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帮助下，进入了迷宫杀死了米诺陶洛斯，成为成功逃离迷宫的第一人。伴随着文学和艺术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发展，迷宫由最初的关押怪物的监狱建筑原型和混乱无序的时空绝缘体演变成社会发展停滞状态或社会过渡时期的代名词，也常常用来形容事情扑朔迷离，使人晕头转向。作者、作品之于读者的关系，恰似代达罗斯、迷宫之于忒修斯。小说内涵犹如被困在迷宫中的米诺陶洛斯，读者需要在歧路丛生的迷宫中细细甄别，冷静思考，才能识破作者的障眼法，挖掘藏在作品中的真实意图。

《城堡》直抵现代人精神分裂、理性缺席的本质。时间在小说虚构的世界中失去客观性，以完全主观的形式被感知：K早晨出门，只过了一两个钟头，夜幕就已经降临；村民不断地回忆并讲述过去，却没有任何未来展望；成年人心智如孩童，肆无忌惮地偷听K与城堡官员的电话，K的助手甚至睡在K和情人的中间；而孩童却行为举止十分成熟，在水池边洗衣服。整个村庄被“永恒的当下”所笼罩，死气沉沉、一成不变，时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而是混乱地重叠在一起。空间感知的失常则表现在K通往城堡的没有尽头的路上：K千方百计想要进入城堡，城堡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视线，但他却无法接近城堡一步。重复不变的雪景、蜿蜒回环的小路、一模一样的小屋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迷宫元素，更是从侧面反映了K始终无法找到自身的位置，预示了K无法融入这个世界的失败结局。在时空迷宫里，K失去了正常的认知能力，而村民早已习以为常。

《城堡》的第二重迷宫则是一个官僚主义的迷宫。主人公K为进入城堡而徒然努力。K在夜色中到达了一个位于城堡脚下的与世隔绝的小村庄中，声称受到了城堡的邀请，远道而来担任土地测量员。然而，城堡却没有任何有关土地测量员的招聘记录。没有城堡的认可也就意味着K无法在这个世界中合理合法地生存。于是，K通过各种方式努力突破障碍，渴望和城堡当局展开对话，从而得到合法立足。然而，在K不断努力的过程中，他发现村民也和自己一样，一生都在追逐着城堡对自身的认可，却没有一个人与城堡产生过切实的联系，真正踏足到城堡中：村民巴纳巴斯自愿为城堡送信，这个信差却是日复一日、没完没了地在公事房等待任务，一等就是几年，也没有接到过一次信遣；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的样貌在村民间口口相传，却都是来自传说，并无一人亲眼见过，“甚至在村子内部，说法也不大相同，人们对他的身高、体态、胖瘦、胡子等都各有各的说法”。

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国家和文化社会学原理》中指出，官员与大众保持距离，保留外貌特征的普遍模糊性，使得他们被赋予极高程度的神圣光环，从而能够与传统的神圣人物相提并论，提升自身的权威。官员身份的神秘化和陌生化赋予了城堡如“神”一般的权威，是“神明的显现”：村民要避讳城堡中官员的名讳，提到城堡时会双手合十，这俨然是祈求上帝时才会发生的举动；城堡官员索提尼看上了村姑阿玛利亚，而阿玛利亚坚决拒绝了他的粗暴要求，从此厄运就降临到她的家庭，尽管城堡并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村民却逐渐疏远他们，他们只能疯狂地去恳求城堡宽恕；村民的社会地位并不取决于对社会的贡献或学识，而是取决于自身与城堡关系的亲疏，所以很多女性自愿做官员的情人，通过性交易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地位。布罗德认为，城堡就是“上帝恩宠的象征”；存在主义者更是直接说出“城堡就代表上帝”。村民与K对城堡的追寻是一场虔诚的朝圣之旅。

这个拥有神一般权威的城堡实质上是一个庞大冗杂的官僚机器，其唯一目的就是维持自身徒劳的运转：属于城堡管辖的村子并不大，可是管理这个村子的却是一大堆官员，他们的人数恐怕比管辖下的村民多出好几倍，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能让这个庞大冗杂的官僚机器成年累月地运转起来；每个村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被记录在案，要求有据可循，然而档案堆积如山，却基本上不会被翻阅，更别提检索档案了；城堡办公厅主任克拉姆给K发来两封信，对他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虽然他根本就没有动手工作，而且发现这些信都是泛黄的旧信，是从一堆旧档案中随便抽出来的。

那么，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如何维持自身的运转呢？我们不得不提到迷宫本身的作用，它是囚禁米诺陶洛斯的监狱。在小说中，城堡与村庄的地理位置关系如同一个环形监狱，这也是迷宫世界中官僚风气盛行的原因之一。环形监狱的核心结构是一个圆形建筑，中心是一个高耸的塔楼，塔楼周围围绕着环形的监狱牢房。这些牢房朝向中心的塔楼，而塔楼的窗户则面向周围的牢房。这个设计使得塔楼内的监狱管理员可以在任何时候监视到所有囚犯，而囚犯却无法确定自己何时被监视，从而实现了一种“看得见但看不见”的权力结构。

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监狱制度不仅是一种对身体的控制，更是对知识和话语的掌控，通过对犯人的监视和记录来构建权力知识关系，通过对个体的细致管理和规训来实现社会控制。在小说中，远高于村庄的尖塔是“一座单调的圆形建筑，有一部分优雅地爬满了常春藤，现在一扇扇小窗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有点儿疯狂的模样”。一扇扇小窗子将村民置于持续的监视中，自觉内化城堡施加的规则，规训自身，并潜移默化地监视别人，成为官僚主义的帮凶。

值得一提的是，《城堡》比福柯的理论早了半个多世纪，卡夫卡对社会的洞察却如此深刻，因此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称卡夫卡是“一位先知式的作家”；《城堡》的中文译者高年生将城堡视“权力象征、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近在咫尺，但对广大人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即。《城堡》是为官僚制度描绘的滑稽讽刺画，是极权主义的预示”。

然而，这个官僚主义迷宫的囚徒并不只是社会中的底层人民，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才是真正身陷囹圄的米诺陶洛斯。K第一次看到克拉姆的时候是通过酒馆门上的小窥视孔，看到克拉姆坐着睡着了，这一视角就奠定了二者门外/门内、自由/监禁、清醒/沉睡的张力关系；当比格尔带领着K去给老爷们送档案的时候，读者们得以近距离地窥探到官员们身上的枷锁与负担。K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是狭小的房间，老爷们工作起居都在这个“顽固的房间”里；老爷们对档案的执着就像小孩子对糖果的态度一样，“自以为有权拿到档案的人会十二分不耐烦，在房间里大吵大闹，拍手顿足，一再从门缝里向着过道叫出某一个档案号码”；跟班们起初十分耐心地协调处理每个房间的要求，忍受着老爷们的坏脾气和怒火，直到他们忍无可忍，只能放弃“冷静地向前走，不回头地忍受着那位吃了亏的老爷的吵闹”，后面那位老爷“渐渐平静下来，就像孩子的不停哭闹渐渐变成越来越轻的啜泣那样，他的叫喊也是如此”。权力关系在此处发生了逆转：官员们被困在小房间里，生活中所有的时间都被工作占满，长期处于高压之下，甚至还不如一个跟班随心所欲。如果说在官僚主义迷宫中，官员们是米诺陶洛斯，那么日常生活里村民们的敬仰和尊崇就是每年献祭给米诺陶洛斯的雅典男孩女孩的精神化身，即使这个精神化身能够在如此微小的瞬间被短暂收回。然而，身为忒修斯的K却没能战胜米诺陶洛斯，找到迷宫的出口，他似乎和其他村民一样，渐渐地陷入官僚主义的陷阱和权力的迷雾，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迷失之中。最终，城堡的奥秘仍然深不可测，留下了无数的疑问和谜团。

卡夫卡透过《城堡》对官僚主义的讽刺可谓淋漓尽致。这一刻画也必然将我们的目光引向20世纪初期奥地利帝国那复杂纷繁的社会背景。当时的奥地利是一个官僚体制极其庞大的国家。官僚主义泛滥成灾，政府机构庞大而效率低下，官员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这种官僚主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障碍，常常让人感到被钝化、束缚和困扰。与此同时，奥地利帝国在20世纪初面临着多重危机，包括政治上的不稳定、民族主义情绪的崛起以及社会经济的动荡。这些因素导致了人们对权力、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怀疑和不满，小说中的主人公K的困境和无助感与当时社会中许多人的经历和感受相呼应，使《城堡》成为一部深刻揭示官僚主义和权力困扰的经典之作。

在这部令人费解而富有想象力的作品中，卡夫卡化身为建筑天才代达罗斯，以怪诞荒谬为石，以虚实相交为瓦，在自己的迷宫中探索了人类对于权力的感知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以及在一个看似无情和不可知的世界中的迷失与挣扎。

（薛莉莉，慕尼黑大学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德语近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