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与秦制》书封

中国历史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无疑是“大一统”——这个老大帝国，在其漫长的历史上，保持着不同寻常的长期统一局面，这是无论哪个古代文明都未能做到的。虽然早有人指出，这也是个神话，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期并不少见，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社会历来有着强大的向心力，普遍视分裂为异常，分裂时期甚至还更向往统一，人们所争议的不是统一与分裂哪个更好，而是由谁、以什么方式实现统一。

在地形地貌、族群民风差异极大的辽阔地域上，要做到这一点，无疑需要一套完整的制度框架。虽然都标举“大一统”的名义，但在政治现实中，则有周制与秦制之分：前者是封建制，由彼此独立的贵族各自经营自己的领地；后者是郡县制，至少在理论上排斥世袭贵族的独立自主，更倾向于由朝廷选拔、任命的流官来管辖直属于中央的郡县。

冯天瑜在《周制与秦制》一书中详密地论证了这两种制度的差异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周制与秦制在王权统治民众的方式上有差异，周制是‘间接统治’，秦制是‘直接统治’。秦制的特色是皇权直辖庶人，社会形成‘朝廷（官府）—民众’二元结构，与周制的‘天子—贵族—庶民’多级结构大相径庭。”“柔性君治”的周制，最终被“刚性君制”的秦制所取代，到两汉以降逐渐形成“周表秦里”“儒皮法骨”的汉制，这一“秦制改良版”刚柔相济，影响了中国社会长达两千年之久。

至于这种差异的根源，他秉持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分散的封建领主经济催生了周制，而战国时期出现的非世袭地主经济则奠定了秦制的物质基础。不过，有一个现象他解释不了：战国时各国的物质基础虽然趋同，但像齐、楚等国的制度安排都没有秦国这样激进，至少有着多种道路选择。

《周礼》（宋刻本）内页

秦制之所以胜出，并不只是因为经济基础的变动，也因为一个更为严酷的政治现实：每当中国社会遭遇全面危机，诉诸直接统治的秦制，总是被证明能更强力地汲取资源、动员人力，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危机，这是结构松散的周制无法比拟的。如果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长期战乱，秦一统天下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秦制本身是全面危机的产物。

与此同时，周制和秦制虽然看似迥然不同，但其内在逻辑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同样是“王者无外”的“大一统”，至少从理论上说，封建诸侯与郡县长官都是为君王守土之牧伯，连受封的越南等外国君主也是如此。周制的那种宽松自治，是限于技术条件和治理成本的“不能”，而不是不想为。问题的关键，是当技术条件发生变化时，有什么制度框架可以有效制衡君主的权力，从而保障社会的多元活力。

历来的儒生，对周制大抵多有着美好的向往，毕竟那是“三代之治”，连孔子本人也对周公向往不已；反过来，秦制则一直受到严厉的批判和审视，因为这种直接统治模式，至少在行政治理手段上势必要依靠法家那一套，不仅对民间有着过度汲取的倾向，且权力集中于君主，窒息全社会的活力：“皇帝（通过官僚系统）掌控军政财文大权，并将最高封赐权、百官任命权、财政权、军事权、法律制定与实施权、监察权、文教权、地方治理权悉数收归朝廷，这是秦制异于周制的所在。一切权力集中于帝王直控的朝廷，是秦制的基本属性。”

然而，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无论如何批评，自秦朝之后，直至1911年帝制覆灭，两千年中国社会所实行的都是秦制——最多是秦制的改良版。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虽然对帝制有着激烈批判，但他也承认：“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虽然秦统一天下之后推行郡县制国祚不长，但“为天下计则害不如封建之滋多矣”。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不管中国人如何批判秦制的种种弊病，关键之处在于：在“君民一体”的秦制构造之下，相比起“坏皇帝”，人们更害怕贵族纷扰、军阀割据这样的分裂局面所造成的混乱。实际上，在晚唐五代藩镇被削平之后，这种贵族统治已经被彻底压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已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当时人的心声：为了结束封建制的混乱所带来的痛苦，郡县制是必要的，至少两害相权取其轻。

另一位思想家顾炎武虽然对帝制有着激烈批判，但他承认，要重现儒家理想的周制是不可能了，只能“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这一思路，与“皇权不下县”潜在相通，也就是说，大一统治理的上层结构是国家直接任命和治理的郡县制，但下层结构则是士绅和乡贤自治的封建制。分权不是不可能，但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之下被容许存在。

长久以来，这种妥协是中国大一统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因为这不仅弱化了秦制的酷烈与刚性，留出了一定弹性余地，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降低了治理成本——与间接统治相比，直接统治的一大问题就是成本要高昂得多。反过来，“乡绅自治”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事实，至少也调动起了社会积极性，容许社会活力的生发。人类学家项飙近年来一直呼吁“乡绅精神”，就是对这一传统的复归。

顺着这个历史脉络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旨在解放个体，但就客观后果而论，新青年“冲决网罗”、打倒家族制的结果，是小共同体（“家”）瓦解，个体转而拥抱大共同体（“国”），这为个人再次被嵌入组织奠定了基础，进而“救亡图存”，回应了时代的全面危机。然而，老问题又会再次浮现：如何才能不至于牺牲社会活力？

从这一意义上说，“大一统”的制度框架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强韧，能适应不同时代的挑战，但问题也在这里：中国人兜兜转转，似乎得到的是传统的各种变体，却难以跳出历史的循环，似乎伴随着“活力”的总是“混乱”和“无序”。我们从历史中很难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必只是痛苦的二选一，而应当跳出这个框框来看到另一种可能：在家长制的废墟上，独立自主的个体，将有望让中国社会得到“活力”的同时避免“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