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老牛

折翼

1949年10月28日当地时间凌晨3点左右，葡萄牙亚速尔群岛圣玛利亚机场（Santa Maria Airport, Azores）调度室一片死寂，法国航空009号班机机长在报告“保持高度3000英尺，已看到机场”后不久，雷达上该航班信号突然消失，民航业界最深的梦魇再次来袭。随后大规模搜索行动迅速展开，最终在距离机场97千米远的圣米格尔岛瓦拉峰（Pico da Vara, São Miguel）区域，找到了大面积飞机残骸。遇难者名单显示机上包括乘客以及机组在内的48人全部遇难，法国小提琴家吉娜特·内弗（Ginette Neveu）和她哥哥让-保罗·内弗（Jean-Paul Neveu）的名字赫然在列。吉娜特和哥哥搭乘本次航班，最终目的地不是亚速尔群岛而是纽约，谁曾想到转机途经却殒命于此。

如果悲剧没有发生，吉娜特到达纽约后，将会紧锣密鼓地开始为11月28日卡内基音乐厅独奏音乐会做准备，哥哥担任钢琴伴奏。这场独奏会将拉开为期三个月的北美巡演序幕，等着她的是与9个管弦乐团合作，17场音乐会的行程安排，是吉娜特自出道以来最大规模巡演计划，可以想见，它将会助力吉娜特的职业生涯登上一个新台阶，可惜没有如果。

法国小提琴家吉娜特·内弗

吉娜特·内弗，1919年生于巴黎一个音乐家庭，母亲是她的启蒙老师；7岁即凭借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正式出道，9岁开始在名师儒勒·布胥里（Jules Boucherit）、乔治·埃内斯库和娜迪亚·布朗热（Nadia Boulanger）的指导下精进技艺；12岁参加维也纳国际小提琴比赛时，时任评审团成员的著名小提琴音乐教育家弗莱什·卡罗伊（Carl Flesch）意识到眼前的女孩非比寻常，随即抛出橄榄枝，邀请吉娜特成为他的学生；15岁摘得首届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桂冠，第二名是时年27岁的大卫·奥伊斯特拉赫（David Oistrakh）。古典音乐圈从来不缺天才少年横空出世的故事，但每一次发生依然令人振奋。“维赛”后的两年间，吉娜特频繁奔波于欧洲与北美各地巡演，直至“二战”爆发。

此时，吉娜特开始将主要精力转移至唱片录制。1945至1946年吉娜特在阿比路录音室 （Abbey Road Studios）灌录了勃拉姆斯和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乐评家威廉·麦克奥特（William McNaught）在1946年发行的《音乐时报》（The Musical Times）撰文指出，吉娜特版本的西贝柳斯毫不逊色于伟大的海菲茨，吉娜特赋予第三乐章一定程度的庄严与宏伟，这一点常常在众多优秀演奏家出神入化的技巧中被快节奏忽视，而西贝柳斯本人听过这张唱片后，激动地表示：“我特别想对吉娜特·内弗表达最诚挚的感谢，感谢她极其敏感与充满启发性的演奏，令人难以忘怀。”

吉娜特生在一个不那么糟的时代，威尔玛·聂鲁达 （Wilma Neruda）、莫德·鲍威尔 （Maud Powell）和特蕾西娜·图阿（Teresina Tua）等一批优秀的女性小提琴独奏家已崭露头角，开疆拓土，虽说地位与话语权有限。乐团经理们也喜欢雇用一小部分女性小提琴手，虽说主要原因是赏心悦目的女孩利于售票，但客观上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古典音乐领域已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即便如此，在当时的普遍观念里，男女天生生理构造上的不同决定了女性无法成为伟大的小提琴家，相较男性，女性骨骼尺寸小且偏脆弱，肌肉以及关节的爆发力协调力不足，也缺乏长时间练习所需的体力，当然现在依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持这类观点，另一角度的保守派人士则固执地认为女性演奏小提琴十分不美观、优雅，不具淑女风范。

吉娜特让无数人出乎意料、刷新认知的是，她的演奏具有刻板印象中仅属于男性的力度。早年参加比赛时，《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Tagblatt）曾评价吉娜特“如果闭上眼睛，你会认为听到的是一位蓬勃有力男性的演奏，而不是一个穿着白色蓬蓬裙的小女孩”就可见一斑。吉娜特的中性化五官和宽阔肩膀，常年留一头短发，喜欢穿一身罗马式长袍礼服，许多同行私下戏谑嘲讽地叫她“角斗士”（Le gladiateur），在传言中吉娜特是女同性恋者，甚至还有流言直指她是生理意义上的雌雄同体人，而吉娜特始终保持沉默，按照自己的步调前进，据与吉娜特一起工作的古典音乐制作人瓦尔特·李格（Walter Legge）回忆，吉娜特常常一整天都在拉琴，导致下巴和脖子几乎破皮流血。

1949年10月20日，即飞机失事发生前八天，吉娜特在巴黎普莱耶音乐厅（Salle Pleyel）举办了动身去美国前的最后一场独奏会，而这场音乐会的主题由她亲自拟定，叫“告别音乐会”（Concert d’adieu），意为向欧洲暂别，然而暂别成了永别，一语成谶。

插图：老牛

法航009号班机事故发生七天后，几位法航工作人员带着吉娜特的琴箱和琴弓，拜访了巴黎最知名的琴商马赛尔·瓦洛特（Marcel Vatelot）。琴箱受撞击痕迹明显，顶部有数道深刻划痕，一把Hill & Sons琴弓，镀金玳瑁制作的马尾库上镶嵌着法式百合花，状况完好，而另一把André Chardon琴弓则严重受损到只能报废，但最重要的小提琴却不见踪影。法航工作人员告诉瓦洛特，是有游客发现一名男子正在用一把漂亮琴弓拉小提琴，该男子说是在事故现场附近山上找到的，瓦洛特立即追问：“小提琴呢？”即刻得到了一个满不在乎的回答：“他拉得太难听了，而且那把小提琴太破旧，肯定不重要。”瓦洛特心知这把“破旧小提琴”要么是1730年奥莫博诺·斯特拉迪瓦里（Omobono Stradivari）制琴，要么是1949年春吉娜特刚从他这里购入、特地为美国巡演准备的乔万尼·瓜达尼尼（Giovanni Guadagnini）制琴。几年后，吉娜特的瓜达尼尼琴琴头突然现身巴黎，之后几经转手进入私藏，而那把陪伴着她四处征战的斯特拉迪瓦里琴，时至今日依然无处觅踪影。

吉娜特·内弗和她哥哥让-保罗·内弗

吉娜特的死讯让整个古典音乐圈陷入悲恸，人们为痛失一位卓越的小提琴家感到惋惜。法国小提琴家雅克·蒂博（Jacques Thibaud）痛心疾首之极：“她为这个世界带来美好与欢乐，为什么在她冉冉升起之时，无情不公的命运要夺走她的生命？为什么？吉娜特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世界不会忘记她，关于她的记忆不会消失。”四年后，雅克·蒂博也因乘坐的法航航班失事遇难，悲剧再次重演，而他那把1720年斯特拉迪瓦里制琴也在空难中化为灰烬。

在个人笔记本上，吉娜特写下过这么一段话：“伟大的成就必然伴随着孤独，也许真正的伟大是光芒万丈的孤独。有时人们会因为害怕死亡而怯懦，但对于一个依据本心与理想生活的人来说，死亡是崇高的。我们寄居在地球上这段悲伤的时光，只不过是人类不愿意接受巨大痛苦的时期。”

星辰

眼前是一望无垠的沙漠公路，远山连绵不绝，可能是正当时节，蓝天白云之下的沙漠植物们正肆意生长。主人公开着敞篷跑车，耷拉着眼皮，佝偻着肩膀，他慢慢闭上了眼睛，踩在油门上的脚逐渐施力，车速表上的显示数字开始狂飙，然后他张开双臂，准备拥抱死亡来临一刻的最终自由，或许是感觉到了什么，他突然转头望向公路一侧，然后双目圆睁，一个急刹，戛然而止，此时背景音乐推至最高潮，只听游离于崩溃界限的沙砾质感女声唱道：

I'm trying to tell my story. Janis Ian told it very well. Janis Joplin told it even better. Billie Holiday even told it even better. We always, we always have a story...

他看到的是一群野马，一群心无旁骛、直冲向前、跑到满头大汗也不知休止的野马，他呆呆地看着，不知道在想什么，从细微变化的神情来看，或许他寻到了某种救赎。这是Netflix动画剧集《马男波杰克》（BoJack Horseman）第三季最终集的最后一组镜头。

这组只有一分多钟的镜头，没有一句台词，纯靠视觉与音乐语言与观众沟通，无数来自不同国家种族文化背景的人们被这个结尾深深打动，而背景音乐的女声歌曲是最大功臣，凭借着《马男波杰克》在年轻一代中的高人气，这首四十年前的名曲再次斩获一大票新世代粉丝，它便是来自美国非裔爵士音乐家妮娜·西蒙（Nina Simone）的“Stars”。妮娜翻唱的这首“Stars”发行于1974年，是美国创作歌手珍妮斯·艾恩（Janis Ian）第六张录音室专辑主打曲目，妮娜的翻唱其实有两个版本，《马男波杰克》选择的是1976年蒙特勒爵士音乐节（Montreux Jazz Festival）版，这个版本在1976年7月3日那个时间点发生存在于某种因果之中，是宿命。

音乐家妮娜·西蒙

妮娜在1960年代的十年人生切片与美国60年代跌宕起伏的黑人民权运动紧密相连，后来妮娜形容她在60年代的梦想“像是个糟糕的笑话”。前半段轰轰烈烈，当1963年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站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中央，发表《我有一个梦想》著名演讲时，当1965年妮娜站在蒙哥马利那座由空棺材临时搭建组成的舞台，高歌由她创作的第一首民权歌曲“Mississippi Goddam”时，当时的妮娜想必是满心满眼地相信继续走下去，理想必将实现的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毕竟所见所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振奋人心，万般真切，然而后半段急转直下，曾经与妮娜并肩，为实现黑人平权而奋战在一线的良师益友们——洛琳·汉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胰腺癌早逝，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手术并发症离世，马丁·路德·金博士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都倒在了暗杀者的枪口下，休伊·牛顿（Huey Newton）和鲍比·希尔（Bobby Seale）等人入狱，同时，民权同盟内部出现撕裂与混乱，“非暴力”主张逐渐失控，演变成美国各地频发的骚乱与暴动，白人政客们采用阳奉阴违的政治手段，到60年代末，黑人民权运动快速衰退，而与之高度绑定的妮娜个人音乐事业也随即坠入低谷。

进入1970年代，在结束与丈夫兼经纪人安德鲁·斯特鲁（Andrew Stroud）旷日持久、互相折磨的婚姻关系后，妮娜带着女儿丽莎坐上了飞往非洲大陆的航班，她说，我离开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个国家对我的人民所做的一切，她说，我在那个监狱里辛苦了很久，现在我回家了，我自由了。她在刚果海滩边随着海风与烈日肆意起舞，听着椰子掉落在潮湿沙子上发出的沉闷声响，她喜欢那里的棉花树，喜欢澄澈如镜的天空，她看到了雨季来临时划破长夜的闪电，这片祖先归属的土地慷慨地赐予她救赎的力量。但很可惜非洲滋养不了她的事业，最初三年，妮娜几乎停止了所有工作，离开美国时濒临崩溃的财政状况没有起色，70年代中期，蒙罗维亚分崩离析，陷入内战，妮娜不得不带着女儿再次离开。当飞机穿越云层，熟悉的城市渐变成一个模糊淡点，妮娜泪如雨下，为她自己，也为深爱的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前路未卜的人民。

妮娜·西蒙1976年蒙特勒现场录音

她需要钱，需要重振音乐事业，需要重回公众视野，但美国的一切依然令她厌恶，她选择了瑞士。最纯粹的现实因素将她带到了久负盛名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在台下或平静或欣喜或好奇或恶意的注视中，妮娜·西蒙归位。

原始、狂暴、挑衅、傲慢、不安、沮丧、沉默、尴尬、愤怒、脆弱、前卫，反复无常，不可预测，舞台上的妮娜像某种未知神秘生物，不管喜不喜欢，都无法否认她强烈的存在感，自始至终统治全场。当表演曲目进行到“Stars”时，前一秒还在与观众说笑的妮娜，下一秒猝不及防地让第一句歌词随着琴键敲击流泻而出，而此时正巧有一位观众起身准备离开，妮娜又突然伸手一指大喊道，“嘿，女孩，坐下，坐下，坐下”，在一片此起彼伏的笑声中，妮娜又再次切换回音乐里，低声孤独地吟唱，毫无保留地呕出伤痕累累的灵魂，撕开任意一道伤口，向神忏悔。

妮娜·西蒙，本名尤妮丝·凯瑟琳·韦蒙（Eunice Kathleen Waymon），1933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一个贫苦但充满音乐氛围的家庭。两岁半时，妮娜在教会自学了管风琴，韦蒙家出了个音乐神童的消息不胫而走，母亲凯特·韦蒙（Kate Waymon）帮佣的雇主米勒太太主动出资为妮娜请了一位钢琴老师——玛希小姐（Miss Mazzy）。在启蒙老师的教导下，妮娜很快爱上了钢琴和古典音乐，也是在此时为挚爱巴赫一生以及梦想成为古典钢琴家埋下了伏笔。学艺术费钱，开销每年膨胀，之后另一位好心人伊瑟·摩尔（Esther Moore）加入了米勒太太的资助妮娜计划。1950年，在玛希小姐的帮助下，17岁的妮娜成功申请到了茱莉亚音乐学院夏校奖学金，也是因为在这个纽约度过的夏天，妮娜想要成为钢琴家的意志越发坚定，最终她将目标锁定在柯蒂斯音乐学院，柯蒂斯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只要收到录取通知书，妮娜和家人就再也不必担忧昂贵学费生活费问题。次年，柯蒂斯的一纸拒信击碎了妮娜的梦想，关于被拒的原因，妮娜直至去世都坚持认为是种族歧视。为了生存，妮娜在一个又一个的短期工作中奔波来去，直到1954年，她在大西洋城一家酒吧中找到了一个表演机会，但妮娜只想弹钢琴，酒吧老板却逼着她必须唱歌，不然就走人，或许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妮娜决定开口的那一个瞬间，命运伸出食指，给她指了另一个方向。

妮娜并不喜欢被人称为“爵士女伶”，在她的认知里，“爵士”（Jazz）这词是白人对黑人高高在上的审判，将黑色与肮脏直接画等号，她认为爵士乐应该叫“黑人古典音乐”，而她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并没有因为走上爵士乐的道路而完全放弃，多年严苛训练铸就的古典钢琴技巧，使妮娜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取分解乐句并将之融合在自己的创作里，比如在“Love Me or Leave Me”中神来一笔地加入一段巴赫式赋格独奏，严谨对位与自由节奏巧妙和谐地手拉手，也是妮娜对泾渭分明的“古典音乐是古典音乐，爵士乐是爵士乐”刻板观念的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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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首由俄罗斯传统童谣改编的歌曲“What Are Girls Made of”上线，原歌词女孩是由“鲜花、八卦和果酱做成的”改成了“力量、勇敢、自由、成就”，而神创造妮娜时，可能还加了许多雷管和炸药。1944年，11岁的妮娜受邀在家乡当地的兰尼尔图书馆（Lanier Library）举行个人第一场独奏会时，妮娜的父母本该作为贵宾，坐在观众席前列，却被组织者转移到角落，彼时在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尚未被废除，妮娜当即罢演以示抗议，除非父母回到属于他们的位置，不然独奏会取消，震惊万分的组织者最终满足了妮娜的要求。1963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教会爆炸案中，四个黑人小女孩丧生，同年，梅德加·埃弗斯（Medgar Evers）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妮娜的反应是“我要枪，我想出去杀人”，把丈夫兼经纪人安德鲁吓得够呛，后来一次采访中妮娜一脸挑衅地对着镜头，“如果我不是个音乐家，我很可能早就死了，因为我会选择以暴制暴”，愤怒似乎是妮娜的能量来源之一，附加条件是伴随自毁，所以感谢上帝，妮娜·西蒙是音乐家，她在音乐中一次次毁灭，又一次次重生。

友乘

一个由音乐教育学博士父亲和歌唱家母亲组成的家庭养育出音乐神童，听上去很顺理成章，可以期待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故事，但如果神童不止一位，一男一女，且年龄相差不大，可能就会是另一种叙事。

1951年盛夏，留法深造的音乐家夫妇马孝骏与卢雅文迎来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按马家起名的字辈排序，轮到一个“友”字，最终父母给她起名叫马友乘。家庭环境使然，在父亲马孝骏的悉心教导下，马友乘小提琴钢琴双线并行，音乐天赋开始闪耀。随后，近八十高龄的法国小提琴家费尔曼·图谢（Firmin Touche）接过教鞭，图谢亲切地叫她“我的小小吉娜特·内弗”，吉娜特·内弗也是图谢的爱徒之一。没过几年，图谢去世，在小提琴制琴师艾蒂安·瓦洛特（Etienne Vatelot，前文提到过的琴商马赛尔·瓦洛特的儿子）的引荐下，当时年仅五岁的马友乘被阿瑟·格鲁米欧（Arthur Grumiaux）破格收入门下，两年后，马友乘个人首次小提琴钢琴独奏会顺利举行。1962年，11岁的马友乘随父母移民美国，同年与丹佛交响乐团（Denver Symphony Orchestra）合作，上演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音乐神童的故事还在继续。

马友友（左）和姐姐马友乘，1961年摄于巴黎

1962年11月29日，为国家文化中心筹款的音乐会现场，卡内基音乐厅座无虚席，社会名流精英齐聚一堂，最受观众席关注的是美国前后两任总统，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担任主持人的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热情洋溢的介绍之下，一对亚裔脸孔的姐弟缓步出现在舞台上，主角是拉大提琴的弟弟马友友，姐姐马友乘则负责钢琴伴奏，表演曲目是让-巴蒂斯特·布雷瓦尔《A大调第三协奏曲》第一乐章，一曲结束，台下掌声雷动。也是在这一年，父母没有一句解释地突然停掉了马友乘的小提琴课，仅允许钢琴课继续，从此，小小独奏家马友乘变成了弟弟马友友的钢琴伴奏，两位音乐神童的职业生涯走到了戏剧性的分界点，卡内基音乐厅的一幕几乎就是预告，姐弟俩移民美国后的第一次电视公开演出，弟弟站在聚光灯下，是众人关注的焦点，姐姐是弟弟身后最安心的辅助。

被迫放弃音乐家梦想的马友乘，人生履历依然精彩，他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主修化学，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深造，获得博士学位后成为一名小儿科医生，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1984年，当马友乘决定接手由父亲马孝骏一手创立的纽约青少年交响乐团时，她正担任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蒙蒂菲奥里儿童医院儿科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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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儿科医生，内向害羞的马友乘与孩子们打交道并不是件易事，但她有音乐。在日常临床工作中，马友乘发现音乐可以有效安抚那些对医院和医生有天然恐惧的病童，当她哼唱孩子们熟悉的歌曲时，他们可以很快沉浸在音乐里平静下来，而对于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童，音乐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焦虑情绪作用。而在指导管弦乐团的孩子们时，马友乘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性格与自己类似，于是她用自己的经验引导他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音乐最重要的本质并非技巧，而是一种表达情感与人沟通的语言，她安排课程，举办音乐会夏令营等不同活动，无论这些孩子们未来是否会走上职业道路，学习音乐过程中烙下的刻印将让他们受益一生。

马友乘形容音乐之于她就像初恋，初恋青涩甜蜜，到最后往往落得一个遗憾结局，但它会渗透，成为定义自己存在的重要分子，所以11岁前那个坚定认为音乐是自己宿命的马友乘不会消失。今年马友乘73岁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退休后致力于音乐教育，或许在那些孩子眼中，她看到了曾经的自己，最终她又回到了音乐之中。

西方艺术史肖像画发展进程中，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走过了一个从侧面、半侧面到正面的线性时间，从汲取古罗马钱币侧面像灵感、将人神格化到直视前方、凝视观者的生动与交流的欲望，人变成神，神又变成人，本质上是一个自我认知与发现的过程，抽筋扒皮，脱胎换骨，这条路难走，生而为女，大概会更难走一点，许多在还没来得及实现定义自我姓名的权利前，就早早失去了意义，有时可能是谁的妻子，有时可能是谁的母亲。妮娜·西蒙在“Stars”里唱着：“有些人戴皇冠，有些人倒下了，有些人失而复得，我们总是有故事想说。”祝福每一个被诉说的愿望终会实现，每一个故事都会被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