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一个关于新疆考古的展览，展品丰富精美，地域特色突出，美中不足的是，展品的标签都是对文物的文字素描。其中一件展品叫“削衣”，文字标注“魏晋时期，最长13.5厘米，最短11.4厘米，宽1.5～1.8厘米，共11片，粘连在一起，均未书写”。这东西在哪儿出土的，干吗使的，没有提及。这几乎是一些文博展览的通病，有时候生僻字注音和含义、展品用途等信息要参考英文说明才能获知。一场展览看下来，让人焦灼而忙乱，不得不随时拿出手机检索查询，终于弄明白“削衣”就是从竹木简牍上削去的薄片，可供习字者反复书写，西北边塞地区有大量出土。

这个新疆展的理想观众大概是考古专业人士或死忠爱好者，默认进入展厅之前他们已掌握了边疆史，能随口说出各种青铜器和玉器的名字，并知晓用途。这和我阅读有难度的书一样，作者懒得废话介绍背景知识，开篇默认应知应会的陈述就把自信杀得片甲不留，我只好把主线任务放一放，先做支线任务，于是一本书带出了一长串书。

移动互联网时代，我们随身就带着一个图书馆和博物馆，手机自足，不假外求。在辩论赛还有人围观的时候，我也是“打比赛”的狂热分子，搜集论据时严谨一点就找台电脑上网搜或去图书馆复印摘抄，若懒得找数据翻名人名言簿，就编一些智库的名号让他们研究一个支持我方立场的结论，或让鲁迅说一些带有“愚弱”“惊诧”“彷徨”词汇的倒装句吓唬对方辩友和评委，就像我们当初写考场作文一样。如今胡说八道仍吃香，百科全书式的胡说八道也有市场，但知识就怕经常性核实和印证，浅薄被当场揭穿的代价太惨重。我写作的假想敌就是喂饱了人类所有书页和所有影像的作文AI老师，文章里的出处来历都须清白，发挥的空间限于私家幻想和独特经验。

在博物馆中，求解是快乐的窃贼，不求甚解才是解脱之道。如果增强现实一类的科技让鸟兽虫鱼草木之名自动浮现，万事万物来龙去脉透明无碍，阅读时随意调出注释讲解，信息过载恐怕也会牺牲生活的流畅性，一部电影中间就会有无数次暂停。一方面，我们庆幸表演背诵辞典现在是很傻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我们不知道的是，辞典背诵下来会在神经元中产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

托卡尔丘克曾极为毒舌地形容过一类“炫学者”，她说这些人逐渐丧失了社会功能和社交能力，产生了思想塑造障碍，“他们会对工具和机械更感兴趣，吸引他们的只有‘二战’和名人传记，尤其是那些政治家和恶棍的，他们阅读小说的能力几乎已完全丧失”。我的一位女性朋友最烦这种自动获取教师资格证的夸夸其谈者，总会让他们出示一下参考资料，或者一边听一边就开启了搜索引擎。一些都市传说、民科玄学、野史秘辛在可靠信源的照妖镜面前，翻不起风浪。我畏惧这位朋友主动搜索的能力，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提醒，套用王尔德的话“所有真正值得知道的，都不可能被教会”，所有能即时获取的知识，都不值得拿来炫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