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法门是耶路撒冷8 座古城门之一，在它门外建设的那条沙石小道开启了这座古城的“此后”（视觉中国 供图）

两种“情感的循环”

在西方文化之中，“建造耶路撒冷”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隐喻，但是，你了解现代的耶路撒冷是如何建成的吗？

显然也不仅是哪一个人，一朝一夕。重建前的耶路撒冷仍在式微的奥斯曼帝国治下。当苏丹征用一些巴勒斯坦农民建造雅法门（Jaffa Gate）外的沙石压实的小道，第一步，耶路撒冷不过是山丘上一个有城墙的村庄。在《白鲸》的作者美国人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记述中，这里夜里城门紧锁，发出阵阵臭味。土耳其在“一战”中战败，1917年，英国将军埃德蒙·艾伦比（Edmund Allenby）走进雅法门，接管了耶路撒冷，一切天翻地覆。又过了些年，原来居住在柏林的建筑师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1887～1953），从纳粹迫害的阴影中逃亡到了巴勒斯坦，他很快就成了讲新故事的人：恰恰是多元的文化让初次抵达的建筑师欢欣鼓舞。

建筑师带到耶路撒冷的绝非什么传统而是“摩登”。早在欧洲时期门德尔松就是这方面的明星人物了，各种建筑史中最频繁出现的他的作品，是爱因斯坦塔楼（Einstein Tower），这是一座于1920年在德国波茨坦建造的天文台和宇宙物理学实验室，涂白灰色的它富有雕塑一般的表现力，好似一艘当时人们已经热烈谈论的宇宙飞船。

很难贴标签的爱因斯坦塔楼，令门德尔松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国际建筑界声名鹊起

门德尔松深受那时席卷欧洲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的影响，渴望变化和创新。1923年，建筑师为柏林一家大出版社翻新办公室，汽车外壳一般流线型的街角立面引起了轰动——仿佛是某种谶语，它在柏林当时的地址，也叫“耶路撒冷”。建筑师做梦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自己将会半推半就地逃亡到那座遥远的城市，在他民族的故乡发生的一切将是他下半生的注解——精彩不输“宇宙飞船”。心机重重的旧大陆上，门德尔松虽然声名鹊起，能“被最重要的那群人认可、需要和欣赏”，但很多事还是“掩盖着的、暗中进行，人们相互防备”，他感到，欧洲并没有他“血液里和天性里渴望的真正的土壤”。

但很快，他就发现故土上那种坦诚相见的真相并不美好：在这座城市里，不经历一番斗争就不能轻易解决任何事。正如我们今天见证的那样，这个地区已经成了“冲突”的代名词，和建筑师一般致力的目标相反，冲突只能带来无穷无尽的流血和毁坏。

门德尔松不是简单标签下的“犹太建筑师”，通过他的工作无条件支持冲突一方。见过他本人的人，会对那副厚厚的眼镜印象深刻，早年的事故让他剩下一只病弱的眼睛——这一点成为后来一系列事故的隐喻，眯起眼睛，建筑师好像总想着要看到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是一种跨越时间的“憧憬”（vision）。他写给妻子路易斯的信中时常念叨着这个词，确实，没有什么比创造从未有过的东西更能吸引建筑师了，在英国管制期间直到新的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曾经发生了很多我们不太了解的纠葛。那围绕着“归乡”而展开的想象，也算是人类的天性：一个远离故土的人，可以在字面上一遍遍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的爱恋，但真的要让他们定居和在这里建设，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门德尔松被两种“情感的循环”所左右，一种叫“东方-回归”，另一种叫“西方-当下”。

希伯来大学的斯科普斯山校区，主色调为米黄，经典的犹太建筑风格

俗称“耶路撒冷城门”的中央车站是现代耶路撒冷的基础之一（视觉中国 供图）

古老土地上新的变化不止简单的二元，而是空间时间四个坐标的叠加。俗称“耶路撒冷城门”的中央车站建好时，新城的起点不仅意味着土著和外来者，也挤满了具体的土耳其人、日耳曼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标签贴满了更多的标签，比如犹太人既可能说德语也可能说西班牙语（建筑师夫妇是这一组合），“希腊人”是现代的而非荷马时代的，奥斯曼治下也有基督教的臣民……他们一起，开始建造那个新的耶路撒冷，开设酒店和售货铺，组建旅游机构和摄影棚，经营咖啡厅、酒铺、电报局、纪念品店、销售地毯的店铺、药房、面包坊、木器和建筑材料的市场。雅法门旁，甚至还有一家上演走钢丝和狗熊马戏的剧场。外国领事馆、银行、邮局……纷纷涌入这里，更不要说还有城市管理者自己。正在鼓吹“花园城市”的英国人，显然不喜欢这乱糟糟的新首都，但是它恰恰是现代耶路撒冷的基础，充满生机，暗潮涌动。

能让这个地方彻底改观的“憧憬”，令得每个真正的建筑师欢天喜地：即使是在非正式的城市规划草图里，你也看得到标题是“我所希望的×××的样子”。可从踏入这片热土的那一刻起，门德尔松就要面对那过于美好的“憧憬”和无情环境间的冲突，现实世界里更要命的争斗，只能让这种冲突愈演愈烈。

建筑师桀骜不驯的本分，和他要无穷无尽服从的现实条件，两者水火不容，这差距还要再添上文化和历史的沟壑。现实和希望反差越大，建筑师的热情越高，有时候也愈发幻灭，犹如飞蛾扑火。“这座城市，”门德尔松的传记作者霍夫曼（Adina Hoffman）写道，“……是一座理想主义者的城市……”她也辛辣地指出，“此外，它更是理想主义者们在随后的世世代代将彼此和他们的城市撕作碎片的这样一座城市。”

这句话击中了我。哪座伟大的城市不是如此呢？新的建造总把另一些过去的努力夷为平地，也让大多对它怀有不切实际的“憧憬”的人失望，将他们的设想甚至现实撕成碎片。耶路撒冷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片“60、80甚至100英尺深的废墟之上”，这些废墟是大卫王、萨拉丁和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但它也有关真实的普通人的日日夜夜，包括某个为他被推翻的方案哭泣的建筑师的日日夜夜。

和当地风景结合的“有机体系”

德国建筑师门德尔松就跋涉在这种历史地层的塌陷区里，它也是理想或者文化立场上的无底洞。

他的凡人业主和他的无休止斗争可想而知，哪怕老主顾也会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迎头痛击。经历了在肖肯住宅（Salman Schocken Residence）上让人疲倦的争吵之后，房子真正的主人，在揭幕仪式上精心准备了发言来感谢（揶揄）他的建筑师：后者宣称的专业精神是一种“不可能”，“建筑师不可避免与自己和他周围的环境产生冲突”。建筑师给他认为胡改他作品的室内装潢工起了外号叫“室内破坏师”，而业主会发怒说：“但我得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不是你！”

让门德尔松困扰的并非只是他和赞助人间的争吵。门德尔松坚持的东西超越了他民族的身份，也放下了欧洲建筑师的傲慢。在古老而炎热的中东土地上，阳光明亮得刺眼，他意识到忽略房子所在地的气候和文化现实的玻璃房屋并不合适。当有机会设计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Anglo-Palestine Bank）之际，七层的它成了耶路撒冷最高的“摩天楼”，开着舷窗的塔楼乍一看也是极其时髦的。有点儿讽刺的是，建筑师时常提醒人们，巴勒斯坦最重要的犹太金融机构在首都的总部，建筑的灵感来自阿拉伯本土建筑的形状。

门德尔松设计的盎格鲁- 巴勒斯坦银行（建于1934～1936年）

不太忌惮非议的建筑师，是从文明的高度而非集团利益的角度思考建筑问题的。他批评同胞们“……双眼已经遗忘如何辨别好坏。一个‘更好的’建筑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混凝土而非木材，而‘更美的’意味着复杂而非简单。因此，需要重新训练他们去观看。”新来的人们有许多经验需要向本地的阿拉伯人学习，因为“对于建筑传统而言，巴勒斯坦不是一个初生的国家”。比如，经历无数个世纪本地人已经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远离刺眼的强光，在房屋上他们会运用厚实的、易于降温的墙体，并且在墙上经过仔细考虑安置合适的小窗户。

因此门德尔松的憧憬是国际主义的，耶路撒冷从来就是国际大都会，而不是像特拉维夫那样犹太人居多：“建筑将为这个国家所有的公民服务而不问教派……也将孕育进步。”当全球犹太人聚在开罗、伦敦、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华德曼公园酒店（Wardman Park Hotel）宴会厅，打出“我们要建设”“神圣”“奋斗”的横幅的时候，建筑师在思考那种可以“协助现代的犹太主义找寻复归的灵魂”的规划，比如“一个崭新的大学园区总体规划”——不仅是一两座建筑而是一个精心布局的构筑物和道路的整体网络，它们一起聚集为一个整体，“恰如一个有机体系”能和当地的风景结合，会在山巅自然地蔓延开来。

像其他建筑天才（高迪）一样，门德尔松声称自己是从自然（贝壳和枯木）的结构逻辑中获取灵感，但他在耶路撒冷的“生命殿堂”，显然也源于20世纪城市激增的那种能量和富于节奏感的生命力。他去过纽约、芝加哥、底特律，仰头抓拍到高耸的摩天楼，霓虹闪烁的广告牌和若隐若现的高架轨道，和现有的耶路撒冷何其不同。“生命在于动感！”“真正的生命是真实的、简单的和正确的。因此，不要矫揉造作，没有赚眼泪的故事。电影中不该有……建筑中也不该有……”也许是这种内在的渴望，即使坐“SS德意志号”驶向美国的时候，他也能攀谈上同船的弗里茨·朗，后者拍出了《大都会》（Metropolis）这样的电影——新大陆如果和流亡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有什么相似之处，可能都是“欧罗巴最糟的社会阶层，文明的流产，但也有新世界的希望”。

一个先锋建筑师，从历史的风景中意外地汲取了新世界的希望。在耶路撒冷东北部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的山顶，目之所及的一切让建筑师沉浸其中，“内心被一阵阵复杂的情绪淹没”。眼前的色彩一度显得繁复且强烈，紫蓝色的犹地亚山区（Judean hills）一直延绵至死海，本该是灰绿的老城城墙，覆盖在壮丽的青铜色的光辉中。这个场景有着“无以言表的美丽”。

德国建筑师门德尔松

为“此后”设计

在这种夹缝中的城市自然不如先驱建筑师们预想的那般美好。1953年，也就是以色列建国五年之后，门德尔松去世了。随着耶路撒冷冲突各方敌意的上升，怀着“憧憬”走进雅法门的建筑师们描绘未来城市图景的所在，出现了一道道高高的水泥瓦楞锡板，在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和它提防的人群之间，门德尔松所设计的建筑立面最扎眼的地方是它加装的安检设备。

建筑史也是文化渗透影响的历史，这种交换和“冲突”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也不无关系。门德尔松并非一个人在战斗，英国托管公共工程部的前主建筑师哈里森（Austen St. Barbe Harrison），或者相对更没有名气的扈利斯（Spyro Houris），正是在喊打喊杀的声浪中悄然为这座城市植入了文化融合的基因。在最重要的犹太建筑上你可以看到叙利亚风格的深浅穿插条纹，巨大木质双扇门的几何装饰镶板上满是本地特色。马蹄拱的窗户，由参差不齐的锯齿形状组成的形式构成，加上亚美尼亚陶工的瓷砖嵌板……就像从生理特征上你并非能简单区分当地人的信仰，在现代耶路撒冷，你也很难说什么才是它符合特定文化的“传统”。欧洲建筑师除了学会了如何使用本地的石灰石，还在他们的希伯来语建筑辞典里添加了很多阿拉伯词汇。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比如，那些本地出身的采石场工人的行话里，最坚硬的石头的名字是mizziyahud，它其实是用来称赞犹太人的，是说他们传奇般的韧性就像石头一样。

为了找寻早期建设者们的踪迹，门德尔松的传记作者特意回到耶路撒冷。她注意到有些精彩的建筑已经败落了，没有如临大敌的警卫，而是沦为普通城市的一部分，比如“一间受欢迎的咖啡店、一间美甲店、一间荧光灯照明的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杂货铺、一角旧式的裁缝铺、一家极普通的旅馆，和一家自称是’热狗吐司’的外卖店”。整整一个世纪快过去了，这些平易的功用，恐怕不是门德尔松预期的那些“至高的目标”，但是塑料招牌有一个恰当得莫名其妙的名字，叫作“此后”——是的，这让文化冲突塞满的城市生活如能平静，也许就是让先驱建筑师们欣慰的“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