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明孝陵的石象路并不只有石头大象，一路上还有更多的一对对的石像，比如麒麟、獬豸、狮子、骆驼和马，以及更进一步的四组八座石人 ……当然，石像也包括石象，它们共同的名字有写为“石像生”，有写“石象生”，总之取的是（墓葬礼仪中）“石头雕像模仿生人（物）”的意思。《后汉书·祭祀志下》：“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物，以荐新物。”因此，这条道路并不只是陈列看得见的石像—石象，而是连接生死之间的一根线。

从大金门出发，到“神功圣德碑”，最终抵达御河桥，“神道”像为死去的皇帝准备的一条仪仗之路。在长满南京市民赖以骄傲的彩叶树木，比如乌桕、枫香、银杏、红榉 ……之前，燕京大学的西方摄影者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一位热心于中国传教事业的经济学者和教育家，走过石象路，他看到的还是未曾铺设沥青水泥的荒原，路的边界并没有那么清晰。但画面里石像都是成对儿地出现，立刻，便有种通往什么不可知的远方的催迫。今天，这条路已经纳入整个道路系统，在 GPS上是找得到的，却没有机动车通行；在亡人的山野中，它大概也不像其他城市老旧道路，永远不会“改建”“扩建”，以适应未来交通的需要。

不能通车的神道不是一般的道路，在南京看得到的六朝帝陵阙表，是这种通向死人世界的象征性标志，成熟的规制由来已久：有了终极目的地，再加上石人石马一丝不苟的对称，富有韵律的分布，就有了一个自带方向强有力的箭头，区分了远近，更界定了左右，明正了出入—也隔绝了天人。

因为严格对称的存在，即使这条线不是直线，也构成一条无比精确的控制轴线，走到特定位置，就可以看见特定的景观，对活人的世界也是有意义的。今天的建筑学院深信轴线在现代规划中的重要性，确实，今天你在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雄伟蓝图上都可以找到这玩意儿，而且地位无比尊崇。现代人喜爱的，也是古代帝王所青睐的，中国古代城市中的“中”轴线比神道更胜一筹，不仅对称而且笔直，意味着“天府大道”那样气派的，恨不能三十里外就开始明确的秩序，是城市的脊梁。

陵地荒野里的轴线和历史城市现实的“脊椎骨”不完全是一回事。比如，因为“非礼勿视”，不借助无人机，很多中轴线难以一眼看穿，也就不可能有从城门到皇帝后花园畅通无阻的大路。相反，从永定门到正阳门箭楼，正阳门城楼，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 ……神武门，景山 ……地安门，鼓楼，钟楼 ……直到北京城的最北端，这条地图上显然的“中”轴线，在现实中是一条断线，或者一条虚线，因为它穿越的大多数地方不仅“非礼勿视”还“非请莫入”。

很有意思，城市正北方的那个城门，现在并不是在它理论上的位置上，德胜门、安定门都不是北京的北门；更紧要的，中轴线不仅不是一条延续的直线，它的南北不同片段之间，甚至都没有严格对齐。

大多数中国古代都城是最该讲究礼制的地方，但是它们的轴线，都有各种各样的断裂、歪斜。更有甚者，被这条按理是笔直的中轴线划分为两半的城市，谈不上几何学意义上的严格对称。这并不是零星的事故：不说上古那些谈不上几何对称的都城，从东部比西部更宽敞的北魏洛阳城开始，再除去西边有个三海（北海、中海、南海）的元大都 /明清北京城，就算理论上最为对称的唐代长安城，从高宗朝开始，也已明显地显出“东重西轻”的状况，除了街东的宫苑显著多于街西，“天街”两侧坊市的经营位置内容特色都有区别。

轴线（axis），在被翻译为中文之前，并没有额外的“中”或者“对称”的含义。我们强调“允执厥中”，只能是从最朴素的营造角度出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大部分称得上建筑的建筑，要是拿 CAD图纸画过加上现代施工，必然有相对精确的自我对称；你在空地造个小房子，本没有必要盖得歪斜。但是大型建筑，城市、街区的规划就未必了。古代城市产生的不对称，一条中轴路的路肩都不对齐，也许可以解释为那时勘测施工的水平所限，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的“C位”本来就极少。心理上，你可以认定自己身处“天下之中”，但是在一个充满多样性的城市里，一定把自己放在中点的强迫症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站在绝大部分嘈杂的街景中，你感觉不到超越视阈和肉身的宏大秩序的存在。

这里面诞生了一个具体的建筑问题。也是在南京的“石象路”上我发现了与此有关的奥妙：就在这条神道的某个端头正中，游客们常常好奇一根小小的石柱，仅仅二三十厘米高。南京本地的媒体，加上某些导游，偶尔把它称作“下马桩”—确实，一眼看去，位于神道正中的这根柱子有点碍事，似乎是为了刻意阻隔什么，类似于车位上防止他车驶入的升降桩。但是这条路上，本不该有乌泱泱的车马甚至行人奔走——这个东西很可能正是古代文献中的“ ”（niè），是“门橛”，也就是竖在大门中央的短木：“君入门，介拂 ”（《礼记·玉藻》）。孔颖达解释说：“谓门之中央所竖短木也；枨谓门之两旁长木，所谓门楔也。”

演化成了小小石柱的“ ”，却是儒家明正礼仪的核心所在，“大夫中枨与之间，士介拂枨。宾入不中门，不履阈，公事自西，私事自东”（《礼记·玉藻》）。枨是门两侧的长木，枨和的关系，也就是一个人置身于门框、门限的那一个区间，靠近还是远离中线，这界定了臣下和君主的尊卑，从哪侧出入，意味着公私有别，身份的差异。毫无疑问的是，一个人不能随便出入“中门”，即使上古君主本人，有了“”这样碍事的东西，他占据的也并非是真正的“C位”，换句话说，那条绝对意义上的中轴线，却不总是给现世中的人使用的。

下迄中古时代，一直是靠（相对）对称，而不是靠砌成水泥路的中轴线来兑现空间的秩序的，有“ ”这样的小东西在，哪怕没有路本身，也能产生出入之别的动态联想。比如六朝陵墓的墓道未必很直，但有的双墓表刻有“反书”，梁武帝之父萧顺之的建陵，梁武帝的堂弟萧景墓，梁文帝第七子萧秀墓，无论文字长短，一侧墓表写“太祖文皇帝之神道”，“梁故侍中 ……萧公之神道”，另一侧却是如印章般左右反过来的，一侧镌刻的和另一侧互为镜像。更不用说，在众多墓室壁画中，对称的图像往往呈现相反的意义，很多墓葬中更有反刻文字的墓砖。

对称并不只是眼睛看到的对称，空间的对称远不如意义的对称更为普遍。事实上，一旦你身临其境，第一眼恐怕都很难发现得了这种对称。活人本难以理解墓葬装置特殊的语境，现代的陵园早也荒弃了最初大路的限止，一排排的石人石马，最后只剩下凌乱的几只……小小的表达礼仪的“ ”不总能清楚地在场，强烈的，对称而又相反的意义，是靠残存下的蛛丝马迹，比如孤零零的墓表，比如局部图像，比如远山的峰峦和某个弯转之间的对应。是一系列的对立和冲突，逐渐让人渐入佳境，觉得他是走在一条神圣的道路上—有现代建筑技术之前，黄尘飞舞，芳草萋萋，令得这条路本身未必那么清晰可见。

中古以降，我们很少再能看到偶数开间的房子，因为那会留下一根不讨人喜欢的，恰好位于中央的柱子，和“ ”存在的观感相仿。现代人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中堂山水，花鸟屏风，领导的座席，或者至少得是祖先牌位，无用的“ ”却暗示着你不该老是站在这个地方 ……在我工作过的大学，著名的作家为学校的餐厅题写了竖幅的书法，可是门厅不小心做成了两开间，三根柱子，书法只好挂在这根无用的柱子上，不再有扩展为对联的可能。

人们容易忽略的，是早先中国本有过大量的偶数开间的建筑——这也是对称！两间三根柱子，是 AA’，三间四根柱子的范式，是 ABA：前者虽然有根尴尬的中央分割线，两侧空间却是充分对等的，假如两间各开一门，门前道路可以“双向奔赴”；后者，会留下一个事实上不能再中分的空间 B，就像太和殿门前丹陛上雕着龙凤的那一块儿，它不属于两边任何一边，属性是模糊的。这或许是“中央”在凡间的真正结局：能看，一般人轻易不能使用，就像“神道”具有的禁忌那样。

之所以 AA’式的空间在上古不使人尴尬，是在对称中也产生不对称的可能，不对称反而带来了真正的对称，如同中国古代诗歌中要用“反对”，甚至“无情对”去破除“合掌”的毛病。古人除了南面为尊，同时还有着尚东的习惯，也是《礼记》所说：“玄端而朝日于东门之外，听朔于南门之外，闰月则阖门左扉，立于其中 ……”人们坐东朝西，和面南背北的态势交织，建筑的方位设定还要结合人的身体习惯——毕竟，正襟危坐、躺下睡觉和城市漫步是三种完全不同的逻辑，不可能都对称，平衡再加上不平衡，现代城市中多见的动态也就产生了，如同诗歌中的“流水对”。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在早年游历卫城的时候便意识到，尽管帕特农神庙是对称的，卫城的山门是对称的，但是将它们连接在一起的，可不是一条新古典主义那样笔直的中轴线。柯布写下了动态游历卫城的观感，是由众多“片段”的印象折合成的递进关系，好似“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一条贯穿整个城市的曲折断续的游线，或者，天然蜿蜒的石象路上漫步的怀古者追寻的方向感，和皇家宫苑中被各种禁忌与红墙隔断的，心理层面的“允执厥中”是不一样的。一种关联于即时的行动，可以指导现实；另一种却只能沉醉于冥想，限于将发不发的蒙昧之中。从后果看，观念上的对称，难免和事实上的不对称并存，甚至混淆；假如把观念硬推为现实，对于往往“人定胜天”的现代城市规划后果难料。

看不见中轴线的对称为理解城市带来了另一种可能：试想一下，一幢建筑可以同时服从两个或多个方向的秩序，这样的建筑要么最好是圆形或者正方形，要么，它就超越了单一方向上眼睛简单服从的秩序。

从“眼睛”理应进化到“身体”—很多中外建筑都以人的身体作为隐喻，比如道宣的《戒坛图经》所界定的寺庙空间，就是一个人躺在地上的样子。很多人以为“中”轴线在自然中也存在，最恰当的例子，可能是生物进化过程中胚胎发育的特点，独立发育的两半融合在一块儿，分别塑造的部分合在一起，会出现一条隐隐约约的接缝，在人体的各种器官上都有所体现。但是除了区分左右，更强大的对称，还得是那种各个方向向着中心的对称，不大属于凡间。物理学家费曼（Richard Phillips Feynman）发问：为什么我们看到的镜像，只是左右对称（轴对称），而不是上下对称（中心对称）？

基于正交体系的左右对称（上下对称，南北对称）常是不完美的：比如城市中“东富西贵”之类，心脏位于胸腔左部，肝脏位于右部，等等，生理学、化学等学科的术语叫作“手性”（handedness）。宇宙之中更加稳定却不大可见的形式，不是基于东南西北，而是各个方向都均等的运动，就像圆形和圆形产生的关系，乃至炽热的气体凝结成星球最终又裂解为乌有生生灭灭的过程。这个过程让人看得到的，包括我们身体上的那道“接缝”，与其说是有空间属性的“图形”，不如说是空间“变化”的物证，是不断交替的新和旧，在三维空间中不断生成又湮灭的接界。

既然有这样普遍的自然现象，就不难诞生一些特殊的城市规划或建筑设计思想，它们难得地跳脱在强行对称的视觉形式之外。这些空间形式一眼看去可以相当传统或者普通，只有跳脱在空中你才意识到，不管是八卦阵、六边形的螺母、一片森林，或者是苹果公司总部大楼那样的圆环 ……有着看不见中心的对称是觉察不到什么基准的。人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你被群山环绕着的时候没有明显的方向感，城市里正交体系的横竖线条在这里失效了。这是因为方形属于刻意的静态构图，基于直角坐标，稍一偏离便会整体失效；而圆形则是更自然的环境认知，你不断地获得的空间认知，基于极坐标，有关于持续确立的人和周遭的相对关系——不是“东面”“右边”“身后”“第十个”，而是“中心—边缘”“内在于”“彼此”“下一个”。

中心还是中轴？涉及一个城市或建筑的平面是各向均等的有着内切圆的图形（它不仅可能是正方形，也可能是多边形），还是貌似方正但每边长度不等的有着方向性的四边形的问题。比如密宗寺庙里经常出现的“坛城”，平面是一个四边都相等的正方形，外槽和内槽柱子构成的图形都是这样。人们体验这样的建筑，就如同早期佛塔中频繁发生的礼拜仪式，重点是“（顺序相接的）旋转”，而不是“（有确定方向的）前行”。在周遭各面都发生均等意义的空间模型里面，个别建筑，单一构图和正面意象已经没那么重要了。有着工程师思维方式的建筑师们，比如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多年来一直想象着能够挣脱“平面设计”的逻辑，让城市的空间如同细胞繁衍一样获得真正的自由。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实中还是中轴对称多呢？各向同性的有机形态，符合数理逻辑的自然拟合，却和一根筋式的人类社会的等级图解不太兼容。上述的“向心”“旋转”很容易理解为静态的圆形图案，中心对称可以描述为乌托邦式样的理想人居模型，“花园城市”的推崇者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就画出过类似的平面图，还打了个样。可那永无休止的“旋转”，在直抵目标的日常中难有意义。通常，人们经历建筑空间尤其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最容易的办法，还就是给自己弄个牵鼻绳，一条严格的中轴线。然后，你就可以把人性和现实相匹配，越往前去越为尊贵，越为深入，中轴线两路（东边、西边、左侧、右侧 ……）的镜像，相同或者相反，这种简单逻辑奠定了城市的基本“领域”……在呈报规划局，进入制造流程，向大众讲解的时候，基本秩序感和公共视野，也得从一条万能的直线开始，它笔直地牵向你的眼界。

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神道”，ABA，AA’，现在都不能妨碍急于通关的游客一脚踩上去，这是现代人的“神通”。所以无论是 ABA还是 AA’的中轴线，差别已经没有那么大。就连五颜六色的迪士尼乐园也欣然采取了这种强大的中轴对称。

人类并不天生就生活在中轴线上。即使今天，你还可以在特别偏僻的地方，看到两种秩序并行发育的可能。在那里，一条铁路线、公路线，乃至只是山的缓坡上踏出来的小径，就把无数懵懂的灵魂带出大山，改变了人的命运。毕竟，路首先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看的。同时，你也会看到，即使只有一小块平地，一位农夫也会自然地把它整治成整齐的井字田畦，这便有了最朴素的空间秩序——土地对人的束缚和它给予人的机会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