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右）与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说，秦朝建立了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单凭嬴政个人愿望，是不能做到中央集权的。正因为历史推动他这样做，所以顺利地完成了他的愿望”。人类从小群体逐步迈向中央集权制、从自由和平均主义到分化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果真是历史的必然吗？这是西方学术界的标准论述，而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和他的合作者、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认为它是错误的。

1755年，卢梭率先从技术变化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做了描绘：人类从孤独的野蛮人变成了友善的、相互平等的狩猎-采集者，但随着农业的出现，人性遭到了破坏，出现了私有制、财富的不平等、暴力和奴役。贾雷德·戴蒙德和赫拉利等学者都延续了这一观点，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都是狩猎采集的小群体，过着平等的、充满闲暇的生活。后来我们犯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农业的发明，它导致了生产过剩、人口增加，出现了私有财产，几十人的游群先后壮大成酋邦、部落和国家，日益增大的规模需要更多的组织机构和职业分工，于是出现了手工业者、士兵、官员等，“我们迎来了文明和国家，有了文字、科学和哲学，却也迎来了人类生活中几乎一切糟糕的事物——父权制、军队、大屠杀，以及要求我们耗费大量生命来填表的恼人官僚”。这些学者们认为，各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形成过程是线性的（各个阶段相继出现）、普遍的（到处都是如此）、进步的（各阶段是从低到高、从原始到复杂）、决定论的（是技术推动的而不是人类的选择）、目的论的（在现代达到了顶点）。

大卫·格雷伯曾在马达加斯加做过田野考察，著有《债》和《毫无意义的工作》，是一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于2020年9月去世，终年59岁，去世前三周，他跟温格罗完成了一本耗时10年写成的书——《人类新史》。如美国哲学家阿皮亚所说，格雷伯的文字诙谐、奔放，跟他合作的温格罗曾在中东从事考古工作，也是一个文字生动有趣的作者，所以他们俩合写的这本书虽然充斥着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细枝末节，却是引人入胜，比如书中说“《创世记》是历史上最经久不衰的厌女范本之一”，“高贵的野蛮人归根结底跟野蛮的野蛮人一样无聊；更重要的是，二者实际上都不存在”。

在这部500多页的巨著中，格雷伯和温格罗吸纳了近几十年间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利用现代科学的证据，试图对人类文明的起源、权力不平等的出现提出全新的解释。他们要打破标准的世界历史叙事，“它最有害的一面就在于把一切都搞得干巴巴的，把人概括为扁平的刻板印象，将问题简化，以至于损害甚至可能毁掉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认识”。

他们坚持认为，史前时代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实验的时代，人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中，从小型的游群到大型也许是季节性的城市，并且习惯于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改变他们的社会身份。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并非是严格对应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也可能是等级制的，农业群体也可能是民主的。“农业并不意味着私有财产的诞生，实际上，很多最早的农业社区相对而言并没有等级和阶序。”早期城市“并不需要独揽大权的统治者、野心勃勃的武夫政客，甚至不需要颐指气使的管理者”。我们之所以相信大型群体需要有人来发号施令、有人听从，只是因为统治者宣传自己是必然的发展结果。

人类社会组织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分裂演化：人们倾向于通过有意有别于别的群体来塑造自身的认同。美洲西北海岸社会喜欢浮夸炫耀，而他们的邻居，加利福尼亚北部的采猎者，则像清教徒那样简朴自律。“英国人试图尽量不像法国人，法国人尽力不像德国人。在文明对抗中，对立双方既会吸纳对方的技术，也会挑出一些对立点，然后将之夸大或理想化。”

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越了欧洲中心论的传统，强调了土著社会的文明程度。比如17世纪的耶稣会传教士发现，美洲土著文达特人智力聪敏，事实上，他们比“法国最精明的公民和商人”更能表现出自己的口才。这种成熟归功于他们的民主委员会，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村里举行会议，讨论几乎所有问题”，从而提高了他们的表达能力。所谓的原始人比我们现在更是“政治动物”，他们经常广泛地参与组织社区的日常事务。

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沃特·席代尔说：“这本书探查了人类历史的深处，从新石器时代的乌克兰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再到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再到美洲的奥尔梅克人、尤洛克人、维扬多特人，甚至写到了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两位作者坚持认为，历史的道路实际上相当错综复杂，充满了曲折、分叉和迂回。世界现在由不平等的社会和控制着居民的国家组成，但它本来并非必然如此，也许将来也不必如此。”

因为要唱反调，作者有时甚至有些强词夺理。阿皮亚评论说，两位作者的论证严重依赖若干修辞策略，一个是虚假二分法谬误（一个群体要么有一个大头领，要么没有任何头领），还有谬误之谬误（因为论证很糟糕，所以结论肯定是错的；或者反对一个结论的论证很糟糕，所以结论为真）。没有证据总是被用来证明没有（“没有证据表明在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中存在祭司国王、战士贵族或国家”）。

作者想复活过去之中包含的可能性，从而扩大我们的政治想象力，可是我们还能回到小国寡民的时代吗？沃特·席代尔说：“原始人在一个遗失的世界里漫游，那里有广阔的空间和丰富的野生动物，他们能够躲避霸凌，远离苦差事。他们并不生活在一个有着80亿人口的星球上，这个星球被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联系在一起，它需要不停运转才能保持原状。今天，人们设想的更美好的未来不应该是回到古代玩耍的农民和没有国王的城市。要想改变世界，必须以现状而不是本来可能有的样子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