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维·维特施托克

1933年1月30日，在柏林的克兰茨勒咖啡馆，一个报童挥舞着《柏林午报》，头版上的巨型字母宣布：“阿道夫·希特勒，总理。”看到这一消息，一直坚定地反希特勒的出版商弗里茨·兰兹霍夫如同受到当头一棒，他把报纸递给50多岁的童话作家凯泽，凯泽却对当天的政治争端不感兴趣，因为接连几个月总理换得太频、太快，“就像一家保龄球俱乐部换了董事会”。兰兹霍夫的同事凯斯滕却感到生活将被彻底改变，他立刻跑到法国领事馆申请了签证，又去银行把能取的钱都取了出来。

这是德国记者乌维·维特施托克在《文学之冬》中描写的一个场景，生动地描绘了德国文人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的不同反应：有的感到大难临头，有的低估了危险，有的迅速出逃。我们现在知道，残暴的纳粹接管权力后，一场人间浩劫即将开始，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他们想象不到希特勒将会做出什么。

奥地利作家约瑟夫·罗特是《拉德茨基进行曲》的作者，还是《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印度裔学者潘卡·米什拉说：“见多识广的罗特已经警觉到了希特勒掌权会造成的严重的后果，但大部分人都缺乏这样的预见能力。有些人也许惊恐地感觉到了血腥味，但几乎所有德国作家都被迅速变化的局势弄得束手无策。”

维特施托克的《文学之冬》记述了希特勒掌权后一个多月内，1月底到3月中旬，德国纳粹和作家们的每一天中的活动，“日常生活变成了求生之战……在1933年2月，人们的命运已见分晓：谁将性命不保，谁将仓皇出逃，谁又将在罪犯的庇护下飞黄腾达”。

《文学之冬》

德国作家出逃越早，难度越小。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记述了“一战”战壕里的惊骇和死亡，记述了炮火猛攻下整夜煎熬的恐怖，它刺激了所有试图粉饰战争和士兵之死的人，尤其是纳粹分子。1930年，电影《西线无战事》在德国上映时，戈培尔派冲锋队打手进入电影院，扔臭气弹，放白老鼠，威胁甚至殴打观众。幸运的是，《西线无战事》很畅销，让雷马克有了钱，他在瑞士的马焦雷湖畔买了一栋别墅，1月29日他就坐车去了瑞士。

2月14日，65岁的犹太戏剧评论家、德国笔会中心主席阿尔弗雷德·克尔得了流感，高烧39摄氏度，躺在病床上写作，这时一位警官警告他的护照第二天将被吊销，他就无法离开德国了。他一点也没有迟疑，立刻爬起来，稍微收拾了些必需品，拿上护照前往火车站，赶上了一班开往布拉格的火车。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没有钱，没有妻子和两个孩子的陪伴，14年后才再次回到德国。

2月16日，布莱希特在哈登贝格街的公寓里已经没有了安全感，冲锋队随时会破门而入。酒店要求登记身份证，医院却没有义务向警方申报病人，因此成了极好的藏身之所。布莱希特住进了城中心的一家私人诊所。

再往后，随着纳粹的行动，逃离难度加大，德国作家们要展现出特工一样的技能才能成功脱身。2月21日，托马斯·曼的哥哥亨利希·曼踏上了流亡之路。他本来认为希特勒最多只能执政6个月，后来发现自己受到了监视，还有人提醒他，他的护照很快可能会被吊销，他决定逃走，收拾了一个小手提箱前往火车站。他丝毫没有表现出匆忙或逃亡的迹象，只带了一把伞，在火车站买了一张去法兰克福的票，“一个不显眼的目的地，并非边境，即使有人去售票处打探他买票的目的地，也不过是法兰克福而已，很好的伪装”。

2月28日，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开始了他惊险的逃亡过程。他是一位医生，在1929年出版了小说《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被誉为“里程碑式的大都市小说，以大胆的蒙太奇手法写成”。直到2月28日，也就是国会大厦发生火灾后，他在他人的催促下才准备“出去三四个月，直到国家摆脱纳粹”。晚上8点他出门后就被人跟踪，随时有可能被逮捕，他下了火车，跳上另一列正要开走的列车才甩掉了盯梢。在列车上，“看着擦肩而过的城市灯火，他爱这座城市……现在他要离开这里，不知是否还会回来”。他于1933年定居巴黎，战争结束后是首批返回德国的流亡作家中的一员。

电影《西线无战事》(2022)剧照

1933年3月，天气依旧寒冷，纳粹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国会大厦失火给他们提供了借口之后，他们对左翼作家的镇压开始变得更加凶残。许多文人被抓进临时看守所，那里的看守有时为了取乐，会向漆黑的宿舍盲目开枪。一些人被迫喝下蓖麻油，然后光着屁股蜷在桌子上，被棍棒打到皮开肉绽。

左翼剧作家布莱希特提议，为受威胁的作家组建一支护卫队，找几个强悍的保镖、四五个有格斗经验的人。亨利希·曼不赞同这种做法，他说：“暴力不是作家的明智策略，因为暴力最终会反噬自身。暴力是纳粹的斗争手段；他们可以招募数以万计的冲锋队队员。作家和艺术家的护卫队永远敌不过这样的军事力量。唯一理性的前景是回归文明的政治环境，而不是内战似的街头斗殴。”

纳粹不仅要把作家囚禁起来，还要“缝上他们的舌头”。3月7日，冲锋队队员冲入人民党开的书店，从书架上抢下书，搬到大街上烧掉。此后焚书事件屡见不鲜。4月26日起，大学生把遭禁作家的书籍集中到收集点，有雷马克的，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的。留在德国的埃里希·凯斯特纳站在人行道上，无奈地看着冲锋队把他的书扔到火堆里。

那些选择留在德国的文人，有的勇敢地反纳粹，有的选择了沉默，有的跟纳粹合作。约瑟夫·罗特“对于纳粹的事，不愿遮遮掩掩，无论如何都要与他们作战，即便知道这只是螳臂当车。他以纸笔为武器，在必死的坚定信念中投入了战斗”。他于1939年于巴黎病逝。

卡尔达·胡赫著有历史小说《三十年战争》，是首位入选普鲁士艺术学院院士的女性。纳粹掌权后，已经69岁的她公开拒绝了纳粹的讨好，在亨利希·曼被开除后，她主动辞职，从柏林退隐到海德堡，但继续捍卫公民自由和人道尊严，“可惜，学院内外几乎都没有能与她旗鼓相当的战友。对她来说，内心流亡的孤独岁月已经开始”。她在战争中活了下来，之后重新开始职业生涯，而且活到了足以发现她的早期作品已经被遗忘的年纪。

恩斯特·乌德特曾经特别风光，他是德军轰炸机飞行员，“有着斗牛士的风度，优雅、高傲”，曾经在全欧洲和美国表演飞行特技。1932年1月28日，他恳请朋友们尽快离开德国，永远别回来。他自己之所以不走，因为飞行是他的全部。三个月后，他加入了纳粹党，在德国航空部里混得风生水起，但后来德国空军在不列颠空战中失败，赫尔曼·戈林把责任都推到他头上，他在公寓里开枪自杀。

1933年1月30 日，希特勒（中）就任德国总理的当天，与副手鲁道夫·赫斯 (右) 一起走进柏林国会大厦

维特施托克想用这本书的形式和内容来说明，“从希特勒上台到废除所有重要公民权利的《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颁布，相隔四个星期零两天，只需不到两个月，就能让一个法治国家陷入肆无忌惮的暴政。只需一段年假的时间，民主就能被摧毁”。

在《文学之冬》获得第三届行读图书奖最佳文学译著后，维特施托克接受了本刊的线上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潘卡·米什拉在《纽约书评》上评论说，你的书像一个精巧的万花筒，让那些注定要过早地殒命或者踏上漫长流亡生涯的德国名人轮番登场。你的写作也很像雕塑，要对材料做出砍削。你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呢，先后逃离德国的作家有2000人之多，去呈现哪些人？如何摆放他们的位置，以谁为焦点，哪些比较边缘？写哪一年、哪个月、哪些小时？

维特施托克：我在这本书中描写了那些男男女女的命运，他们是当时德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作家。我尽可能彻底地研究了他们在1933年1月28日至3月15日之间的遭遇。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意识到，如果不想进监狱或者集中营，就必须逃离德国。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上台，逮捕甚至杀害了所有持有政治信念的作家。

三联生活周刊：书中写到的作家好像很多都是剧作家，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更大，还是因为他们本身的特质？或者是因为他们不赞同纳粹？

维特施托克：确实，很多在1933年2月逃离德国的作家都是剧作家。当时，戏剧在德国非常重要。那时还没有电视机，想娱乐的时候，观众就去剧院。单是在柏林就有50多家剧院。每一位想拥有更多受众的作家都写戏剧或者小说。不赞同纳粹的作家也写戏剧，因为他们想尽可能地向更多的人警示纳粹的危险。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有一些作家感觉他们需要逃离德国，但大部分都没有预见到危险，可不可以说，有的作家比较警觉，预见能力比较强，而有的则比较犹豫？

维特施托克：作家们在政治问题上也会犯错。许多作家都低估了希特勒和纳粹的危险性。他们以为希特勒只能掌权两到三个月。还有的作家，比如约瑟夫·罗特在希特勒当选总理的当天就离开了德国，他们感觉到希特勒想发动一场会毁掉德国的战争。约瑟夫·罗特向国外的朋友（茨威格）发出了一个警告，“（我们正被推向巨大的灾难，一切都在导向新的战争……）地狱当道”。其他作家用了三四个星期才意识到，他们不能再待在德国了。做出逃离的决定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因为他们要丢下一切：家人和朋友、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好像在逃离德国的过程中，运气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作家不愿离开，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创作会受到影响？

维特施托克：运气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些等了太久的人遭到逮捕，被送往集中营。许多重要的作家在集中营里被杀害。那些逃离了德国的作家往往被迫住在不说德语的国家，他们失去了和德语的直接接触，因此也就失去了他们文学工作的材料和工具。对其中一些人来说，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这是德国文学的一大悲剧！

三联生活周刊：对那些选择留下的作家来说，他们的创作是不是也跟以前不一样了？有的保持沉默，有的跟纳粹斗争，有的跟纳粹合作，但整体上你很少评论他们的选择。

维特施托克：我这本书只写了希特勒统治的前六周。我只想描写纳粹时期可怕的开始。还有一些优秀的、关键的作家留在了德国，没有逃走，但他们不被允许在政治上表达自己。他们只能写娱乐作品，也不可以批评希特勒。这不仅让他们的作品失去了效力，也降低了它们的质量。

三联生活周刊：“每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打开我的勃朗宁的保险栓！”这是不是意味着面对暴力，文化非常脆弱？

维特施托克：这是戈培尔一个剧作中的一句话，他是纳粹党最大的罪犯之一。他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民粹分子，领导着纳粹的宣传部门，为希特勒做政治宣传。他打造、完善了当时的制作假新闻的技术。他怀疑所有的艺术家和作家。“每当我听到文化这个词时，我就打开我的勃朗宁的保险栓！”这句话是一个威胁。他打开手枪的保险，是恐吓那些作家和艺术家，迫使他们赞同希特勒的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你希望读者从你这本书中学到什么？

维特施托克：我想写这本书来警示大家民主很容易、很迅速就会被破坏。当时选民们做出了错误的政治选择，把票投给了一个未来的独裁者。他上台后，在六周内，压制任何抵制他的政策的行为。他接手之后，就无法回到自由民主了。这警示选民，在投票时要非常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