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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11天，电影《南京照相馆》票房已突破16亿，豆瓣评分8.6，可谓票房口碑双丰收。诚然，电影最终的呈现并非完美，比如剧情一些细节转折处稍显生硬、节奏把握不够纯熟，但在大部分观众看来，这些瑕疵并不影响它的动人。除去战争历史题材本身自带的情绪感染力，这部电影还做对了什么？

文｜刘姝颖

小切口下的战争叙事

对《南京照相馆》这样的电影来说，战争题材既是“优势”，也是挑战。由于历史本身就充满了惨烈的细节和极强的情绪张力，电影很容易就能制造出煽情、好哭的观感；但在高度饱满的情绪之外，电影能否讲好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还原历史之余提出更细腻深入的思考，则是挑战所在。

因此，如何为南京大屠杀这一沉重的历史事实选取合适的叙述切口，成为了电影的重中之重。在过往的同题材电影中，很多导演都针对这一点，进行了自己的风格化处理。比如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选取了一群妓女救下教会女学生作为故事的主线，充满传奇色彩和强烈的戏剧冲突。导演陆川拍摄的电影《南京！南京！》中，则是通过散点叙事的手法，展现了日本军人、中国军人、平民女性、汉奸翻译等多个角色对于战争的不同理解，也因此产生了不少立场上的争论。

与上述电影不同的是，《南京照相馆》在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海量史实中，找到了一个看似微小，但举足轻重的突破点，即日军屠杀平民的照片。围绕着这个关键线索，电影讲述了一段围绕着“拍照片、洗照片、传递照片”展开的故事：南京城破之际，邮递员苏柳昌（刘昊然饰）被日军摄影师误认为照相馆学徒，被迫帮忙冲洗有日军屠杀罪证的底片，并因此结识了躲在照相馆地窖里的金老板一家四口、受伤军人宋存义、女戏子林毓秀一行人。如何一边挣扎求生，一边成功带出底片，成了这群人的“主线任务”。

清晰、工整的故事脉络和平民视角，让《南京照相馆》在战争片的严肃属性上，又叠加了一层“生存挑战”的可看性。电影中，不乏很多独属于老百姓的生存智慧：比如照相馆的金老板教苏柳昌通过死记硬背学会洗照片的步骤，又为了拖延照相馆内众人的生存时间，自称“全南京城论起磨洋工，我第一，没人敢称第二”（这段台词也成为了全片唯一让观众笑出声的地方）；老金的太太从得到日军入侵南京的消息开始，就把家里的面粉都烙成大饼藏起来，因为“逃难时白面不好背”。类似的细节，既是对电影沉痛基调的一点调剂，也能让普通观众更容易地找到代入感。

除了作为叙事线索，照片背后更深层次的价值，或许可以参考故事改编的真实事件：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华东照相馆的一位15岁学徒罗瑾帮日本军官冲印胶卷时，被底片上触目惊心的暴行所震惊，悄悄加洗并挑选出16张照片装订成册，在战后成为了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京字第一号证据”。在这个维度上，照片是大屠杀的证据，也代表了历史真相和战争受害者的尊严。电影的英文名“Dead To Rights”，译为“铁证如山”，也是对这一价值升华的照应。

在处理照片的这层含义时，导演才引入了来自日军的视角。对侵略者来说，照片首先是他们“战功”的代表。在电影一开头，我们会看到日本军官大量屠杀中国平民时，吩咐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一定要拍下子弹穿过支那人的瞬间”。导演在此处将扣动扳机和按下快门的瞬间进行了交叉剪辑，子弹夺走生命，相片掠夺尊严，人命不过是日军相机下充满猎奇色彩的战争纪念品。

此外，照片还象征着战争中的舆论阵地。影片用了一段很重的戏份来展现日军拍摄虚假亲善照的过程，其目的是掩盖屠杀事实，制造“中日亲善”的假象。那些记录下血腥屠杀瞬间的照片，则被日本军官高层印上不许可外传的印章。在电影最后，这些带血的影像被亲历者带出，传遍国际，最终成为一颗捍卫国民尊严的子弹。日本战犯受刑的时刻，终于轮到中国人举起相机，快门声再次和枪声交织在了一起，战争的罪孽终于得以见证、偿还。

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对随军摄影师伊藤秀夫的人物塑造，也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以往战争片中的日本人形象。一开始，伊藤秀夫看起来文质彬彬、温和有礼，和其他日本军官相比，似乎尚存一丝人性。但随着剧情的展开，他冷酷的性格底色开始逐渐暴露。

他一边反复跟洗胶卷的苏柳昌强调“我们是朋友”，一边给他的良民证加上了“两日内”的标注，其含义无非是“只有你对我有用时，我们才是朋友”。他喜爱中国文化的方式，是像集邮一样拍摄战火中满目疮痍的南京古迹，惋惜“祖父在甲午海战时没能入侵北平”；看到被屠杀的平民鲜血染红江水时，发出“要是有彩色胶卷拍下来就好了”的感叹……这种被掩盖在亲和表象下的军国主义思维，和对自己族类以外生命的彻底漠视，并非奸淫掳掠式的穷凶极恶，也没有落入反战类型片中“被战争异化但依旧存有人性”的形象套路，而是代表了某类日本侵略者更深层的心理状态。

如上文所说，电影的叙述视角，是一群能让今天的观众更有代入感的普通人。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思考自己身临战火时的角色：是硬着头皮与日本人周旋的邮递员苏柳昌？还是带着妻儿躲避战火、钻进地窖的生意人老金？当然，也可能是试图在日本手下苟且偷生的女戏子和汉奸翻译。进行自我代入之后，观众对战争中个体道德的拷问，也会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

导演并没有回避汉奸这类争议人群身上的矛盾性，而是通过他们的怯懦和转变，挖掘出了更丰富的人性深度。片中的日语翻译王广海（王传君 饰），出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汉奸形象，对日本人点头哈腰，深信自己只是在提前站队。但他身上依旧留存着一丝人性和善意。苏柳昌伪装成照相馆学徒，他看破但不拆穿；看到中国军人和日本兵搏斗，日本兵勒令他帮忙捡起地上的枪时，他选择一动不动。

另一个人物弧光塑造得十分完整的角色，是高叶饰演的女戏子林毓秀。作为汉奸王广海的情人，出场时，林毓秀对战争的认知还很天真，她仿佛“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现实写照，手上画着膏药旗，嘴里练习着“我是良民，中日亲善”的日语。而随着剧情推进，她一步步经历了被日本人要求脱衣服唱戏时的羞辱，见到血腥底片时的触动，亲眼看见日军摔死幼子时的惊恐……直到惨遭凌辱后，她终于喊出了那句“日本人是畜生啊”，完成了她的觉醒。

影片中，林毓秀有两句非常细腻的台词。一句，是她质问王广海，“我们有未来吗”。这句质问不只关于两个人的未来，还有另一层含义：为日本人办事，能有未来吗？日本人会把中国人当人看吗？答案她早已知道，所以才会说，“我学戏唱的是穆桂英和梁红玉，那些民族大义，我懂的。”另一句，是她颤抖着说，“万一呢，万一是日本人输了呢？”不同于一般类型片中会出现的坚决口号与必胜决心，身处战争之中的普通人，大多看不到未来。对他们而言，胜利与生机都是如此渺茫，正因如此，他们心底那点摇摇欲坠的信念，才更显得可贵。

而在我看来，《南京照相馆》更动人的地方，是它将视线投向了主角以外的芸芸众生。这里的芸芸众生，不再是“三十万”这样一个笼统的数字，而是借由邮递员、照相馆老板的指认和回忆，得到了具体的展现。

刚进入照相馆时，伊藤要求把墙上挂着的中国人照片全都取下，换成日本军官的照片，并轻蔑地说，“支那人的照片不重要”。但在影片最后，正是这些他最看不起的、认为不配为人的普通南京居民的照片，替换掉了他的底片，让罪证得以送往南京城外，并在数年后成为审判战犯的铁证。

这些底片上一闪而过的人，是电报局的李小姐、柳树巷八号的店家、广安街37号的姜老板，是憧憬未来的新婚夫妻，救死扶伤的年轻护士，前程大好的留洋学生，风华正茂的闺中密友……在照相馆所在的这条贡院街上，他们毕业、求职、结婚、生子，拍下照片作为纪念。这些有名有姓的居民，是南京城真正的主人，却在战火和屠杀中被一个个摧毁。

历史真实的力量，在此处有了最具象的体现。它不再是一个宏大而虚无的概念，而是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普通人，和他们原本应该拥有却被战争葬送的，平凡却安定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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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球球 /审核：然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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