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7月29日，一名外籍人士在上海某餐厅就餐时，劝阻顾客铁某某不要吸烟，导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近年来因为劝阻吸烟而产生冲突的新闻屡见不鲜。但在深圳，这十年间，控烟慢慢变成一场“全民运动”的。

打开“别抽啦”小程序，左边是“我要投诉”，右边是“我要戒烟”，登记在册的控烟志愿者，共有8845名。“别抽啦”是2023年，深圳市控烟办主导开发的小程序。自2014年3月1日，修订后的《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正式施行后至今，深圳市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下降到了17.4%，提前实现了健康中国行动控烟行动2030年的目标。今年6月，深圳《无烟场所建设规范》条例正式实施，这成为全国首个无烟场所建设地方标准。

在控烟这个“老大难”问题上，谁来参与控烟？志愿者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记者｜王怡然

编辑｜徐菁菁

对许多控烟志愿者来说，参与这件事儿，都有些偶然。

颜玲珠做公益20年了。退休前，她在一家幼儿园做老师。那时智能手机不流行，她又不会打牌，每周末只能待在家里看看电视，日子久了难免生出些无聊。2005年，同住一个院里的大哥大姐陆续开始做公益志愿者，每周末都往外跑，去老人院做服务，她就跟着一起，一下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2015年，颜玲珠听说新出了个“控烟协会”招志愿者。她当时对控烟压根没概念，但她父亲以前是长途司机，吸了一辈子烟，70岁那年因为得肠癌戒掉了。“我想，他几十年烟龄都能戒掉，我用这样的‘实例’去给大家宣传一下吸烟危害，鼓励戒烟，不是挺好吗？”就这样，靠大伙儿推举，颜玲珠成了福田区控烟志愿者监督大队副大队。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控烟意识，她们上前劝阻时候，经常有人说：“有没有搞错，为什么不能抽烟？”那时志愿者能做的，就是在各处宣传，普及“吸烟有害健康”的概念。搞活动时，颜玲珠拿着宣传资料，见人就说：“哎，你了不了解，现在深圳开始控烟啦。”有人说，我不抽烟的，她就表扬对方一下：你不抽烟很棒，但你回去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都说一下我们的控烟知识。有些抽烟的，她就给对方塞宣传册：这个小册子你要看一下，不然以后违反了可能会罚钱。

她发现，随着志愿者们广撒网的宣传普及，大家都知道了控烟这回事儿，随处吸烟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这几年上去劝阻吸烟时，对方态度明显变好。现在，颜玲珠在路上看到违规吸烟的人，都会上前去说一下。她所在小区的党委书记经常在办公室里吸烟，颜玲珠每回看到都劝：“哪一天有人投诉，执法部门要来罚你款的！”有时看到他给别人发烟，她还上前开玩笑：“张总，你不要发烟了，发点人民币好不好？”

在她身边，许多来做控烟志愿者的，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禁烟斗士”。她的团队里就有人吸烟多年的志愿者。“他自己也知道烟不是个好东西，参与控烟之后被我们氛围感染，以前一天一两包，现在一天一两根。”控烟十年，她的团队从一两百人发展到四五百人。颜玲珠今年64岁，她身边志愿者的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以退休的人为主，有些从外地老家来深圳给儿女带孩子的，平时没什么事做，都会愿意来。

控烟协会的工作人员霍慧莲也是做志愿者出身。她告诉我，想来做控烟志愿者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几乎没有任何门槛：先是在“别抽啦”小程序上报名，先学些习控烟知识再考核，里面有20题，答对了就算通过。志愿者定位在哪个街道，街道组长的名字、联系方式都会在小程序上跳出来。志愿者不存在强制参加活动的限制。加入群之后，群通知哪里有活动，时间地点都适合，就可以报名去。如果有新人加入，活动前会简单做个10分钟的岗前培训。

控烟志愿者也形成了严密的管理体系。控烟协会会在各个区成立控烟监督大队。龙岗区控烟监督大队副大队长刘伟健告诉我，以龙岗区为例，志愿者五六百人，有1个大队长2个副大队长。大队下面，有11个街道，每个街道有1个组长2个副组长，再去管理组员。每个街道平时会发展些新的志愿者加入，做志愿者会有积分，有些街道办可能会联合企业给发些福利，比如积分到100分，能换花生油或大米，这样的激励会让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

在刘伟健印象里，控烟的一个转折点是在2023年，“别抽啦”小程序上线之后。作为控烟志愿者，除了日常宣传之外，就多了一份“工作”，开始处理“工单”。有人在小程序上投诉，街道就会派出两名志愿者过去。上门后，首先是找场所负责人，请他们配合带路，还要给他们宣传深圳控烟法规，要他们日常多注意控烟，再找到当事人进行宣传和劝导。尽管志愿者没有执法权，但去3次以上劝阻无效的话，可以请执法队来协助。

“其实99%的人都比较配合，只有个别‘顽固’的人才会到需要执法这一步。”刘伟健印象最深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头”，住一个非常高档的小区，天天都在小区室内吸烟，邻居们总是投诉。志愿者足足去了5次，苦口婆心劝说“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但对方不听，坚持认为“这是我家门口凭什么管我”。第5次，刘伟健带着执法大队去，罚了他50元钱，告诉他下次如果还被投诉，“屡教不改”最高会罚到500元。50元虽然不多，但对方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是有后果的，那之后，控烟志愿者再也没收到过对他的投诉了。

劝阻吸烟，志愿者的经验智慧也很重要。霍慧莲觉得，最“难搞”的，莫过于私人的饭店、写字楼，有些老板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地盘”。

霍慧莲记得之前去过一家小餐馆，她进去刚说一句开场白：“靓仔，我们是控烟协会的，上周你这里有人抽烟，有人投诉给我们了”，对方眼睛一瞪，表情像是想要骂人。

霍慧莲一看情形不对，没等他说话，马上扭转话头：“哎，我看你这里没有控烟标识呀。来，来，来我们免费送你两个贴上。你看，我们帮你贴上控烟标识，证明你已经做到位了，再有人投诉，市场监管局他们来检查，你也好说你有劝阻的动作，他们就不会处罚你了，对不对？”

这一连串话说下来，老板的态度缓和了不少。霍慧莲又拉了几句家常，夸老板生意这么好，味道肯定不错，这才开始下一步劝导：“你看，之后有人在店里抽烟，你叫他们去外面抽，就跟店里没关系了，是不是？”于是，控烟标识也贴上了，老板也高高兴兴的，这任务顺利完成。

也有些经验是从失败教训中积攒起来的。霍慧莲记得，有个3平米大小的私人商铺被投诉，她第一次上门也是各种陪笑脸，但老板不买账，把她们赶了出来。隔了一个多月之后，这个店又被投诉，又得去，她就开始“复盘”：“上去就说‘你被投诉了’，说的再委婉人家也不愿意听，得换种方式，先跟他聊家常，聊生意，分散他的注意力，再慢慢讲到控烟。”果然，这次虽然老板还是不情愿，嘟囔着“自己家怎么都要管”，但还是同意她们贴上控烟标识，还撤掉了屋子里的烟灰缸。

颜玲珠也发现，有些管理不好的地方以前并不重视控烟，但志愿者要处理“工单”，一收到投诉就会出动，有时同一个地方，三天两头派志愿者去，每次都先找场所负责人，一去打招呼就是：“哎呀班长过来过来，又有人投诉啦！”次数多了，负责人也会不好意思。

很多时候，会有许多场所主动希望“合作”，让志愿者们来宣讲，有时是写字楼、有时是商场。颜玲珠带的小队，和深圳一家医院就合作了好几年。最开始去做宣传活动，医院的人过来问：哎，你们是来干嘛的？她说来宣传控烟，医院不但没有赶她们走，反而很热情：“我们也可以参加吗？咱们联合搞。”医院其实也被困扰很久，志愿者去做活动时，都能看到有病人穿着病服跑到角落里偷偷抽，管也管不住。现在，医院工作人员抽被发现要罚钱，每天还有专门人去巡查，抓有没有人在医院里吸烟、地上有没有烟头。

“别抽啦”小程序“蓝黑榜”页面

比起针对个人的控烟，刘伟健觉得，在执法的配合下，对公开经营场所的控烟更加容易。他介绍，“别抽啦”上有一个公开的“蓝黑榜”，投诉工单超过5次是黑榜，超过3次是蓝榜，如果被投诉的次数多，就会成为重点监控对象，执法大队等各部门有时会去暗访。市控烟办还会不定期组织开展控烟执法“车轮战”，联合多个执法部门，不打招呼，突击行动。“所以他们是有控烟的动力的，真拖到这时候，谁都走不了，都害怕自己‘被盯上’”。

开始，控烟条例规定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广泛，到底哪些地方不能抽烟，很多时候颜玲珠自己都犯迷糊。她只知道，机场、车站的候车室、医院、学校这些地方不行，还有卖烟不能打广告，比如买烟送赠品。那段时间，她在劝阻吸烟时，有人反问：这里不能抽，那哪里能抽？颜玲珠一时都答不上来。

2025年6月1日，深圳市地方标准《无烟场所建设规范》正式实施，标志着全国首个无烟场所建设地方标准在深圳诞生。

深圳市的控烟法规在这些年里不断完善，每次新规定下来，都会一层层培训下去。像公园的非吸烟点区域不能吸烟，还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交站台等都是不能吸烟的，小卖店卖烟要离学校门口50米以外这些知识，颜玲珠都是后来慢慢知道的。有些情况她自己拿不定主意，还会先问一下控烟协会的人。她发现，还是有些界定比较模糊的地方，比如头顶有盖的地方不能抽，那酒吧晚上在外面搭的棚子算不算？大商圈门边的走廊上面也有顶，摆几个桌子抽烟行不行？在实际操作中，颜玲珠都把它们涵盖在控烟范围内。

前段时间，她去深圳某口岸，看到出口岸有个50米左右人行通道上，就有设置可盛放烟灰烟蒂的垃圾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不是无意中引导大家认为这个地方可以吸烟吗？”为此，颜玲珠找了相关区域的工作人员，问他们愿不愿意合作，联手做一个控烟宣传。工作人员告诉她，还是要一步步来，他们也有难处：“意思是旅客出关以后吸烟很难杜绝，没有垃圾桶大家就随地丢弃烟头了，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最后，颜玲珠还把这个“不合理情况”向上反映给了相关部门。这段时间，她发现口岸控烟工作已经有了改善，禁烟区域张贴了明显的控烟标识，增加了控烟巡查员，还设置了专门的吸烟点。

作为一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城市，深圳这套“史上最严控烟令”的边界，有时不被“新客人”所理解。颜玲珠记得，有次在莲花山公园搞“车轮战”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个从外地来的游客在抽烟，被罚了50元。对方争辩：“我们那边的公园没有禁烟。”

“在香港，控烟做了很久，而且长期都是执法部门在管，有很完善的法律制度，看到就重罚好几千元，不需要控烟志愿者。深圳不一样，主打‘来了就是深圳人’，没有那么强硬，以志愿者劝阻为主，罚款的情况不多见，力度也不大”。霍慧莲介绍，她此前在香港生活过十几年，回到深圳做控烟，能够明显发现二者的不同。

但依靠志愿者的“人海战术”，还是有效果。霍慧莲记得，最开始她在深圳北站劝阻人不要吸烟时，因为许多人是外地来的旅客，对控烟没概念，态度都不太好，还遇到几次旅客报警抓她的尴尬情况。但现在，她明显感受到大家多了一重“深圳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控烟很严格”的意识，“不知道是大家素质提高了，还有宣传到位大家认知度上来了，现在基本你一劝他就走了，比以前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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