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功：

我进入陶溪川，是在2018、2019年前后。那时一期已经把调性立住了：在工业遗存上做保护与转化，慢慢吸引手工、集市、年轻人进来。但和今天相比，它还处在一个能量积蓄的阶段，虽然体系还不像今天这么完善，但方向很清楚。我们二期这批建筑师是被张杰老师请进来的：有些该改造，有些要从零新建。我的项目，是后来被命名为“川上行”的这座酒店与公共建筑的混合体。

第一次踏进场地的感受至今很鲜明，那里曾是陶机厂的堆料场，旁边站着像巨构一样的车间，地上散落半塌的仓库、仪表房，夹着一排排通向工人宿舍的行道树。业主刘子力告诉我，那些香樟是他当厂长时看着从小树长大的，三四十年的树龄，根系和记忆都已经扎进了地里。对非专业的人来说，这是一片“待开发”的废墟；但对我而言，这种荒凉中蕴含着强烈的时代变迁，时间在这里有具象的投影——树影、墙根、微微起伏的地势，都是场地的灵魂。

从那一刻起，“保留树”不是方案的选项，而是方案的前提。我没有纠结过“留还是不留”“留几棵”，而是直接把“尽可能多地保留”当作设计的出发点。更难的部分在后面：作为建筑师，我们的作用是如何让这些留下的树和老房子的片段，积极地参与到未来建筑环境和场所的塑造当中。这需要把既有的树、残墙、地形重新编排进一个新的空间系统，让它们成为序列的节点、动线的锚点、气候与光影的装置。

最终我们把原有行道树梳理成“抵达的仪式”：街到大堂，人在树下缓进。宿舍前那组香樟，被围合成酒店的核心庭院；最边上一棵巨大的梧桐，独立出来，成为公共配套（报告厅等）的主景与遮荫。建筑体量因此被迫后退、让位、错动，但我接受这种“被动”，为树让出几米，换回来的，是几十年的时间厚度与场所气质。

项目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

项目建成/启用时间：2023年12月

项目业主方：景德镇陶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设计方：直向建筑

项目主创设计师：董功

EPC设计牵头方：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很多朋友把“川上行”理解成一部“树”的作品。我不否认树的象征意义，但我更看重的是对场地原始信息的尊重。对我来说，一棵树、一面老墙、一道地势的起伏，甚至一条隐形的生活路径，都是场地原始条件的组成部分，价值是等量的。好的新建筑，不是把旧信息抹干净，而是要在其上“续写”：让新句子与旧语法相互咬合，而不是“重置为零”。

项目推进的那些年，中国的行业语境也在变。从“大干快上”的单向度、把一切“拉平、抬高、对齐”，转向更愿意讨论“保留什么”“怎么迭代”。这既是社会节奏放缓后的集体反思，也与业主观念成熟有关。

坦率说，如果把时间拨回到2008年，我很难想象能做成今天这样一个方案，不是说建筑师的态度会变，而是整条链路从审批、投资到运营，很难支持这种“为树绕路”的决策。陶溪川是一个特殊个案：没有换血式的空降管理，而是让原厂的知识与情感延续到更新行动里。也正因为业主对这片土地的感情，“保留树”从来不是难题。

“公共性”是这个项目里我最在意、也最矛盾的主题。我们把所有面向街区的功能，比如餐厅、报告厅、北侧的小画廊，都设计成双入口，一扇门接酒店内院，另一扇门直接朝向陶溪川的公共街道。理想状态下，人们可以直接从街上进入这些功能空间，而无需经过酒店的主入口。白天有人进来读书、看展，晚上有人办沙龙、演出。

但遗憾的是，运营初期出于管理考量，这些“接口”没有完全打开。作为设计者，我能做的是在物理层面留下可能性：当管理时机成熟时，门推开，流线就在那里，空间也立刻成立。建筑对时间的抵抗，很多时候不是一次性“实现愿望”，而是在结构里埋下“可被激活的开关”。

落成后的反馈基本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当管理磨合到位，树与序列带来的场所品质，确实能被普通使用者直观感受。下午的树荫下，孩子在台阶上发呆，夜里灯光从木廊里渗出来，风穿过香樟叶，酒店不再是“只为住”的机器。这种体验不是靠昂贵的材料堆出来的，而是靠让位、保留与重组。我也清楚，公众对它的记忆往往先从“树”开始——这很好，树是通往场所共识的媒介；但在我心里，真正重要的是：新建筑没有装作“我来之前什么都没有”。

这几年，我在不同城市里为“树”据理力争：南开大学的海冰楼、深圳荔园外国语小学……有时赢，有时输。很多时候，反对意见会说：“这不是名贵树种，不值得。”我并不认同把价值只押在“名贵”上。真正构成城市日常气质的，往往是那些脆弱、容易被忽视的连续性，比如工人宿舍的行道树，墙根下的砖，谁家晾衣绳留下的钩子。这些东西一旦被同时“清零”，你得到的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地方，但城市慢慢失去“旧与新并置”的层次。我们不是不要新，而是不该只要新。

有人问我，建筑师是不是承担了太多？我承认常常有无力感。建筑实践充满妥协：指标、报批、造价、运营，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把想法折损掉。但我相信两件事：第一，让事情好一点点。也许你无法把围墙消灭，但你能把它后退一米，把底部做成可坐可靠的台基；也许你无法保全所有的树，但你能围着主干序列组织起空间。

第二，那就是建筑师需要有自知之明。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做的东西故意渲染得有多好，因为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别把黑的说成白的，别把有限吹成无限。建筑不是英雄叙事，它更像一种“抬高一寸”的手艺：你抬起了一寸，时间会再抬起一寸，最后加起来，就是我们能交出的答案。

陈立缤、邹松：

陈立缤：ROCKBUND 洛克・外滩源主创设计师之一，

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上海办公室创始合伙人；

邹松：上海洛克菲勒集团外滩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 年，我们刚刚在上海成立事务所办公室没多久，就接到了外滩源的修缮工作。那时候的中国建筑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新建”，城市更新这个词还没有出现，我们的合同上写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改造项目”。当时想，5、6年差不多就能完成。谁能想到，这一做就是17年。

中间的过程，说实话，我们自己都没预料到会那么复杂。新建的项目至少有规范可循，但外滩源的问题在于，它没有任何现成答案。所有的事情都只能“一事一议”，每一步都要和政府、专家反复沟通。你可以想象，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出另一个新的问题。那种没有现成规范、只能摸索的状态，让整个过程无比漫长。

但也正因为如此，外滩源才有机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如果换作是现在，恐怕根本不可能了。今天的规则太完备，很多事被“一刀切”，反而少了转圈的余地。当年正因为没有“刀”，反而大家都能坐下来商量。

我们首先对每一栋楼做了详细的调研，从我们的角度评估其保护价值。但在欧洲的语境里，从来没有“要拆了重建还是保留修缮”的困惑。只要结构还在，它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应该留下来。我们团队本身有德国背景，对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有人说这些楼已经很破败了，为什么不拆掉？我一直强调，这是“状态”的问题，这些楼虽然破败，但骨架犹在。状态不好可以修复，但如果拆掉，就彻底消失了。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所有能留下的，都要留下。真正的新建，只出现在必要的地方。唯一的新建筑六号楼，是在总量指标里允许的新建面积，我们就把它放在最不影响城市界面的角落，避开了半岛酒店的视线，也不遮挡后方住宅的日照。其他地方，我们做的都是“加建”而不是“新建”。加建不是单纯追求面积，而是为了完善原有建筑的功能逻辑。

项目地点：上海市黄浦区

项目建成/启用时间：2023年9月

项目业主方：上海洛克菲勒集团外滩源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设计方：戴卫奇普菲尔德建筑事务所、ARQ建筑事务所

项目主创设计师：David Chipperfield（戴卫奇·普菲尔德）

外滩美术馆就是一个例子。它原来缺少大型电梯，也没有符合当代要求的展览设施。我们做的，就是在原有逻辑里补足这些功能，让它能承担起美术馆的角色。这些改动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让老楼能继续工作。

最有代表性的是美丰大楼。它的红砖立面被很多人称为“从老墙里生长出来”。我们不希望突然出现一个新的、格格不入的立面，而是努力保留并延续了红砖墙的逻辑。但这个设计拖了我们很长时间，因为在国内没有红砖砌筑高层的规范。没有规范，就意味着连验收都没有依据。最后只能和业主、专家一起“编”出一套新的规范，才让这栋楼得以完成。这是痛苦的过程，但结果证明了它值得：人们看到的不是突兀的新建筑，而是延续了原有逻辑的生长。

除了单栋楼的修复，更重要的是街区层面的营造。我们观察到，很多上海的欧式建筑内院都只是辅助空间，几乎没人走进去。我们希望把它们打开，让人真正进入街区。美术馆背后的入口、阿哈龙广场、安仁里……这些节点把人引了进来，让外滩源成为可以穿行的街区，而不是一圈高墙包裹的孤岛。

今天的外滩源，是一个 24 小时的街区。这里有办公，也有餐饮、零售，还有住宅。白天是上班族的节奏，晚上圆明园路的节庆活动又让它热闹非凡。的确会有矛盾：办公的人会认为吵，餐饮却觉得人流带来生意。但这种“混合”正是街区可持续的关键。它不会像写字楼那样在晚上空掉，而是始终有人在，始终有生活在发生。

有人抱怨老房子冬天冷、夏天热，电梯狭窄、停车不便，这是另一种价值。你不能要求它像 5A 甲级写字楼一样完美，但它能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里的办公方式、生活方式，和水泥玻璃塔楼里完全不同。什么样的人适合在这里办公？就是那些能接受这种不完美，并愿意从中找到价值的人。

回顾整个项目，我认为它经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尊严还给建筑”。这些楼本来都很漂亮，只是因为年久失修才显得破败。修复的意义，就是让人重新尊重它们。第二个阶段，则是通过广场和街巷，让街区重新融入城市。这一步对城市的意义甚至远远大于单栋历史建筑的修复。因为真正能提高城市福祉的，是公共空间，是人们在这里走动、停留、交流。

当然，整个过程中有很多痛苦的时刻。历史建筑的楼梯间，通常又小又窄，踏步也高，几乎90%的楼都不满足现代消防规范。消防局有他们的道理，但如果真的改动楼梯间，整栋楼的设计逻辑就被打乱了。拆掉重建，一年就能解决；不拆，就要花17年去和各方博弈。但如果因此一拆了之，外滩源早就面目全非。

国内的规范才几十年的历史，而这些楼已经有一百多年，不能因为后出的规范就把老楼毁了。对于历史建筑，需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幸运的是，当时的专家和政府部门愿意坐下来谈，大家有意愿去寻找办法。正是这种意愿，让外滩源最终得以保留下来。

在上海，外滩第一排的历史建筑是纪念碑，是城市的“面子”。而外滩源的这些建筑，更像是“肌肉”，是城市的日常质感。它们本来就是由洋行、买办的商业所构成的，百年前是商人活动的舞台，今天依然如此。和新天地、张园、田子坊这些以住宅为起点的项目相比，外滩源从一开始就以商业为核心。把这些恢复出来，不仅是建筑修复，更是城市功能的再生。

它的逻辑就在于，是在一个“老壳子”里，通过小改动调整功能，而不是像过去二三十年那样进行“大手术”，全部拆掉再造一个新的人造景观，这种基于原有逻辑的“微更新”，承认并尊重他原有的逻辑，在我看来是非常独特且有意思的。

所以对我来说，外滩源最大的意义，是证明了保护不等于封存。真正的保护，是让这些建筑继续被使用，继续融入生活。你可以在这里办公、逛展、吃饭、散步，它不需要成为某一个“地标”，而是一个真实的街区。

何健翔/蒋滢：

深圳红岭高中新艺体中心主创设计师；

源计划建筑设计（广州）有限公司创始人

红岭高中新艺体中心是“深圳新校园运动”第一批“8+1”（八所学校加一所幼儿园）项目中的其中一个，但这个项目并不是改造整个学校，而是校园整体提升中的一个重点。

深圳在十年前，学位缺口就开始变得特别大。因为城市人口激增、政策开放，只要有居住证就要保障入学，短时间内，深圳需要建设大量学校，一个区一年要新建、改扩建几十所学校，原有的城建管理体系根本忙不过来，于是引入了“代建制”，委托大型房企负责立项、设计、施工管理。

然而，效率是上去了，这种模式导致的设计品质往往不尽如人意，因为地产公司更追求“短平快”，而学校这种关乎成长体验的建筑，显然需要更高的品质，而不是被不断复制的平庸产品。“新校园运动”就是想请来好的建筑师、好的方法，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成长环境。

项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项目建成/启用时间：2023年4月

项目业主方：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深圳市福田区工务署

项目设计方：源计划建筑设计（广州）有限公司

项目主创设计师：何健翔、蒋滢

主要设计团队人员：董京宇、吴一飞、陈晓霖、杨建

主要顾问方：申都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施工图配合）

广州容柏生建筑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结构设计）

红岭这个项目并不是“做一所新学校”，而是在原校园里“做一栋新艺体中心”。原场地上只有一层的游泳馆和一个体育馆，配几片室外篮球场。校方的诉求很直接：校内有三千多名学生，未来还要扩到五千，运动场地与艺术空间都严重不足，但又不能动大操场、不能增加用地。校方甚至考虑过把现有的足球场整体抬高，在底下做其他功能，但通风、采光、能耗、可达性都很难协调。

我们第一次去现场，印象特别强烈。校园非常大，是在一片山地上“硬铺”出来的，平面图看一切合理，到了现场才发现高差复杂、动线拥堵；一到下课，好几千名学生像潮水一样涌向操场或食堂，所有学生按时上课、下课、吃饭，像钟摆一样，在几条主廊里来回，效率与体验都很差。那一刻我们意识到：如果再放一栋传统的四面围墙的盒子，这所学校会被彻底堵死。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简单的直觉判断：这个房子不应该是一栋简单的功能性建筑，而是一个“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一个能够连接学校各个区域的立体交通枢纽。它要把教学区、生活区、运动区彼此接驳，让学生可以从地面、坡道、廊桥、屋顶多层级地穿行；它要像城市里的街巷一样，既直达也可游走，既有主干也有支路，让“钟摆式”的人流被拆解为日常的“散步式”运动。

这个建筑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通道。我们将传统的建筑布局颠倒过来，底层抬起，成为阴凉的大平台，四面都能进出；中层承载大体量的体育场馆，层高随项目需求变化，篮球7米多、羽毛球要12米、体操甚至更高；屋顶采用了一组“聚落式”的艺术与小型运动盒子，与山与天连成连续的户外系统。同时我们还额外在屋顶“长”出了八片户外场地，让艺术与体育可以在室内外联动发生。这样，原先约6000㎡的单层体育功能，在不动大操场、不增加用地的前提下，扩容到约22000㎡。

很多人问：为什么把“小教室”放在上面，把“大馆”放在下面？一方面是气候与能耗。深圳夏天湿热，大体量空间一旦上空调，能耗惊人；我们把体育大空间压在中下部，四周厚墙控日射，南北向自然穿堂风，顶部还有大体量的遮阳体量，被动节能的效果非常明显。

另一方面是连接与可达。体育不应该只有“进门—到馆”这一种体验，而是随时可进入的游戏场。把大馆放在“动线上”，孩子们从任何方向都能自然滑入；把艺术与小教室抬上屋顶，它们就与风、光、山景发生联系。过去老师没有稳定的“归属地”，现在音乐、合唱、舞蹈各有自己的院子，办公室就在院子边，带着学生抬脚就上课。

这个校园很大，它不应该再是那种一排排的兵营式布局，而必须创造更多的空间层次，才能让人在里面舒适、安心、安定，否则学生们就像生活在一个空间机器里，这是我们极力避免的。我们希望，这么大的校园能像一个小城市，晴天走屋面廊道、阴雨天走底层连廊；今天从坡道上去，明天换一条桥过去，偶遇、停留、围观，都成为成长的一部分。

高中生有很多的社会性需求。作为建筑师，我们有责任在满足学习效率的前提下，为他们带来更丰富的体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不同的选择，有自己的想法，心情好时可以去这里，心情不好时可以去那里。这就需要空间的多样性和非均质性，让每个人都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感。

我们的“街巷化”策略，目的就是打散瞬时人流峰值、延长路径的可选择性，学生们在这样的空间里，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选择，不是从一个点走到另一个点，因为在每一个点里它都是复合的，是一种复合型的“微型城市”（Micro city），一个好的校园，就是要有这种多样性，让学生在学习之余，也能找到安放自己情绪的地方。

建设期很长，学校又不停课，这是我们对“使用者”的亏欠。一个学生三年毕业，可能其中两年都在工地旁边学习。好在，落成后，项目让学校的性格发生了转变，它不再是那种功能主义的、机械的排布，而变成了非常多样、很自然的校园环境。

如果你下午四五点到那里看，会非常感动。夕阳斜照，操场上有人踢球，屋顶上有人打篮球；有人在院子里拉琴、合唱，平台上围观、聊天。这种把教学、创作、运动编织起来的状态，是我们最想要的。

我一直相信，好的校园会“养育个性”。它不把每个人塑造成同样的行进逻辑，而是提供足够多的空间选项，让人在高中岁月里，拥有“我可以这样”的可能性。我们这一代成长的城市，常常是“楼与楼之间靠绿化隔开”的孤岛式模式；但更在欧洲那些长寿的城市里，往往是由街与巷编织起来的、与人的尺度契合的体系。红岭的新艺体中心，就是试着把这种尺度与织补方法，放回到深圳的超级校园里。

回头看，红岭对我们而言不是“完成了一栋楼”，而是给高密校园补了一段基础设施。只要孩子们在这里有过一段属于自己的路径、一处愿意停留的角落，这栋楼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靳远：

顺德自建房梁宅主创设计师，

广州多重建筑工作室创始人

在珠三角，自建房不是“小事”，而是直接塑造城乡面貌的“大事”。光是佛山顺德，一个区一年备案的自建房就过万；按十个镇街、每镇二三十个行政村算，平均每个村一年会新建四五十栋自建房。

想象咱们开车在广州番禺，佛山的南海、顺德穿行，脑海中的城乡面貌会充斥着这几种元素：铁皮厂房、自建房、农田、鱼塘，再加上商品楼盘与基础设施，这些是珠三角的基本要素，自建房就是当代广东人的“民居”。所以建筑师如果要讨论民居，就不能回避它。

项目开始时的已知条件，可以分三类。第一类是女主人概括的居住思想：一家五口“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第二类是我们从观察里补上的。比如家里的老爷爷光叔，80岁，爱画画写字，和街坊最相熟。我们发现，他并不需要一间传统上想象的“老人房”，而是一套能在家里四处走动的路径——因为光叔大部分时间在家，他的生活带有一种丰富度：有一个贴近街道的前阳台，熟人来往都在这儿打招呼，从这个阳台又能进厨房，再绕回电梯到房间，门口还有小门廊，卫浴外再接一个晾晒小阳台。第三类是我们给自己的要求：这关乎我们是否将它视为一种民居类型，而不是狭隘地在一个家庭和一块宅地上处理事情。类型意味着可累积、可推广，而不是一次性的造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做自建房，不单纯是为了做漂亮的单体建筑，而是去推演一种体系——单面采光或两面采光的地块，甚至四面都被邻居夹住、只能向内生长的内向型住宅，再乘以住在里面的不同家庭模式，可以形成一系列的样本。

项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

项目建成/启用时间：2024年2月

项目业主方：梁光、梁乃明、罗瑞兰、梁惠婷、梁敬睿

项目设计方：广州多重建筑工作室

项目主创设计师：靳远、王思虹、杨嘉琪

项目设计团队：颜业奇、陈利、计少敏、段育松

项目总工程师：梁光

项目工程团队：温工、代工

项目策划：戴莉

结构设计方：深圳坚磐结构设计工作室（陈朝骏、李满棠）

顺德乐从这栋梁宅属于“只有一个外立面”的类型，三面贴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房子很“惨”，但这迫使我们把能量的来源——光、风、景——都集中到这一面，就像广府的三间两廊民居围绕天井组织生活那样，对梁宅而言，这个唯一的采光面成为家里的至宝，带给每一层不同的感受。

平面因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U型袋子：一层神厅向外开，二层餐厨朝外吃饭看景，三层是大花园，目光越过屋前小树林的树顶；四层主人房做成大平层，8米的水平长条窗外是夫妇二人从小长大的小镇景观。剖面的重点则是景深：将原可能最枯燥的楼梯放在采光也不利的U型最深处，而人行走在此处恰恰能看到自己家最丰富的景深层次，从餐桌、橱柜、器皿、窗檐，一直抵达那片树影。

在梁宅所处的街区，大部分房子也都只有一个外立面，因此，每家的这个外立面共同塑造了这个街区的氛围，主人和我们都希望梁宅成为这个街区的积极因素，这和室内栖居的诉求也是一致的，神厅外的植物，爷爷的阳台，厨台切菜的位置有个小窗户，这些使用诉求构成了在外部可感知的生活感。

施工找的是经常在附近盖自建房的普通队伍，换句话说，梁宅在建造和材料上并非特立独行，当我们讨论类型或民居时，我们需要在乎普遍性。特别的是业主和我们一起付出了很多心血，比如这家朴实真诚的顺德人能够理解清水砖墙对于一个家的稳定长久的价值。

最终这个房子并非为了脱颖而出，把它和周围四十多栋邻居放在一起看，我们会发现它更接近二十多年前的那种生活状态。在地产时代还未完全到来之前，大家盖房子是基于生活习惯和日常需求：大阳台、深悬挑，有天井小院子，灰空间在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大抵是2000年以后，珠三角很多自建房为了“拿足面积”，突然都变成了四层，四角全部占满，外立面贴上瓷砖，做一些装饰，但你走在街上，却无法感受到屋主人的生活状态，街道两侧的社区氛围缺少互动。

梁宅更像是上一个时代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也“占满了用地，拿足了面积”，不让业主吃亏。这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点：既不牺牲当代的权利边界，同时尽可能做到街区友好，并回应广东人本有的生活方式。

对于在珠三角的自建房实践，我最焦虑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在建设量和其速度面前，咱们的意识和工作面很难跟上节奏：一个区一年一万多栋自建房，建筑师参与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咱们的民居是在生活的指引下演进，还是在其他的力量下变形？街区越来越单一，我们作为技术工作者又能做些什么？，我想的是一年做几个，并且尽量把不同类型都做出一个清晰样本。

从小在水涌边长大的一代广东人正在老去，而接下来操办盖屋大事的是年轻一代。咱们对传统空间的认知可能正在淡化。每年赛龙舟的时候我们很在意传统，但对自己的家的态度可能是“系咁㗎啦”（是这样的了）。我仍想问：神厅还重要吗？照壁还重要吗？阳台上的躺椅、院子里的一盆花草，还重要吗？

如果答案是“重要”，那它们就该有对应的空间安排，梁宅的努力，就是在当代自建房建造体系里，具体地去和一家房主相处，大家一起从技术和居住两个角度出发，做一个本地的房子，也同时是一个样本。

在这样的合作环境中，我们获得了愉快的实践机缘，但整体上我们的实践基调是严峻的，我们并不能直接影响这上万栋民宅的走势，在越来越拥挤的土地面前我只是徘徊在街区里的忧心个体，希冀着更多的样本能够提供给这片土地作为探讨的对象。

张鹏举：

西乌素图村民中心主创设计师之一，

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总设计师，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

我第一次到西乌素图，是四十多年前上大学做建筑测绘实习的时候。后来真正频繁往返，是最近十来年。有一批年轻画家把工作室落在这里，三天两头喊我去看看他们的新作品、新展览。

这次做村民中心，是多方愿望叠加出来的结果。西乌素图村所在的回民区做“美丽乡村”的改造，希望把西乌素图作为示范样板，请我们设计院全面做村容村貌、道路、环境与建筑节能的更新，本来是不涉及到新建房屋。可改着改着，两个呼声越来越强：一是村民要有个聚会、议事、办事、节庆的公共场所；二是这些年常回村的年轻人和艺术家，也盼着有一个展览、交流、甚至小规模创业的空间。

政府给不出成套建设资金，但愿意无偿划拨一块集体用地，这个地方正好是村子的中心。早些年这里有村庙，后来又当过生产大队的房子；两棵两百多年的老树还立在边上，树上至今系着红布条。某种意义上，这里不仅是村子的物理中心，还是村民记忆里的精神中心。

这房子从第一天起就不是“我”的项目，而是“我们”的项目。村民和艺术家自筹第一笔钱；政府划地、拉来村里改造时要外运的废旧砖；我们负责编制方案、组织建造，还要和各方把权属、使用规则、后期运营都约定清楚。整个过程里，最难的不是“画图”，而是把愿望、诉求和资源，在一个现实框架里协同起来，甚至形成了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

项目名称：西乌素图村民中心

项目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西乌素图村

项目建成/启用时间：2023年9月

项目业主方：西乌素图村村委会

项目设计方：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项目主创设计师:张鹏举、张文俊

业主方项目负责人：李海峰

回过头来看，我认为这个项目可以提炼出几个关键词。

第一个是旧转回用。具体落实到这个项目上，就是用旧砖来建房子，实现“垃圾零外运”。村里道路打通、危旧房和违建拆除，产生大量废弃砖，本来都要拉走当垃圾。我提议把废旧砖留下来盖房子。这不是第一次用旧砖，但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在村里做。旧砖的尺寸、年代全不一致，表面也不平整，常规做法是抹灰、勾缝，抹得漂漂亮亮。可那样一来，既费钱，也抹掉了材料真实的时间质感。于是我们发明了一个“既不是抹灰、也不是勾缝”的做法：以一种可被村里工匠轻易掌握的砌筑与表皮处理，让新旧参差形成肌理，容错而统一。

第二是被动式节能。我想要的是：夏天不开空调也凉，冬天尽量少耗能也暖。对城市楼来说这不难，但对寒冷地区的乡村建筑、且在有限预算内做到，挑战大。我们在这里集成了多种被动式技术：地道风把凉意从地下引入，太阳能烟囱用热压把热空气抽走，形成了一个“被动通风”系统。外加围护结构的节能细节，尽量让运行成本降低，让村民不必为“电费”发愁。

第三个是精神性和凝聚力。头一回看到场地内那两棵大树，我总想：如果有一座和它们相配的房子，该是什么样？村民把红布系在树上祈愿，说明这里原本就是一个“凝聚”的位置。我们的建筑，不是塑造一个形象，而是把这种凝聚力变成空间序列：从台地、廊下，到院子里的视线与动线，再到屋顶的可达性，让人自然地聚在一起，又能各自分散开去。名字后来叫“回空间”，半是因为这是回民区，半是因为它确实承载了“回村、回望、回聚”的愿望；同时，空间本身也像“回”字——回环曲折，千回百转。

再有一点，是空间的丰富性。尽管场地承载容量和集资资金有限，但我们努力营造出远超房子规模的丰富空间体验。这栋房子只有一层，我们利用场地高差，做了内外渗透的半室外空间；屋顶也是很丰富的空间，既是看树的平台，也是看山的平台，同时又是节庆时的看台。每个空间都有独立的功能诉求，但最终我们将其整合为一个整体的公共场域。我理解的公共性不是把空间分给大家，而是让彼此“能看见对方”，在互不打扰中共享。

施工的三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处理“意外”。有些是纠错：窗开大了、开偏了，我们就顺势调整，让光线真正打在需要的墙面上，让两棵树被框在最合适的视点里。有些是“错得刚好”：你以为要返工，结果站在现场一看，那个不完美反而让空间活了。

我们用村里工匠施工，就必须给“出错”留余地。比如砌砖，旧砖的新旧程度和尺寸差异很大，不适合传统的抹灰或勾缝。于是，我们 “发明” 了一种特殊的墙体处理方法，既能覆盖整体，又易于村民操作。我们也允许墙体砌的不够平直，把关注点转移到光线、通风、视线与活动上的“空间正确性”。再比如墙地交接，通常要做踢脚线、找平收口，我们刻意拉开一道缝隙，既省工，又把“易出错”的部位变成轻微的阴影，反而更干净。

栏杆本想用剩余钢筋规整焊接，现场怎么也焊不直，我们干脆允许它“不齐”，只给一个安全间距与走向原则，结果出来的栏杆反倒生动、有手作的呼吸感。还有屋面之间的空中小桥，图纸上只是两条线，现场发现高差、角度有差异，我们根据远山与树的关系调整桥位与坡度，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秩序感和悬浮感。意外地，它成了最受欢迎的拍照点，动线在那儿慢下来，人也在那儿遇见人。

建筑师一张图纸，所有的模式都非常清楚，逻辑也很清楚，秩序感很清楚，其实建出来的房子经常是无趣的；而这个房子可以认为是难点，也是我们认为非常珍贵的、让我们经常有一些小激动的地方。我们允许砌墙不直、允许焊栏杆不齐，用缝隙、对比、错位把这些误差“藏”进空间关系里，最终反而让房子比图纸更有生命力。

房子建好后，带来的影响超乎我们预料。大量城市里的年轻人涌进来，这里成了呼和浩特的“网红打卡地”，周末人流量大到甚至会堵车堵到村口，我们预留的50多个停车场车位远远不够。起初我们担心着会不会打扰到村民生活，但和村里留守的老人聊过后，他们却很开心，过去村子太冷清，现在变得热闹了，他们觉得非常好。而且，他们的活动空间没有因为外来人流被挤占，麻将照打、院子照晒，这种叠加效应反而丰富了空间。当然，秩序还要慢慢磨合，不能把“流量”当“答案”。

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让房子成了乡村更新的活化媒介，促进了村子的内生动力。项目周边出现了民宿、咖啡小店，尤其是旅游季，订房率非常高，我们也承接了一些民宿改造的任务。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也看到了这种模式的可能，不是只靠一次性投入修路、修墙，而是让空间成为持续发生的理由。当然，这不是万能模板。乡村更新必须因地制宜，注重在地性；不是每个村都该做旅游，关键是找到当地真实的资源与文化脉络，改造活动必须是可持续的，才能不断产生内生动力，而不是一阵热闹后归于沉寂。

项目结束并不等于“关系结束”。我们请了几位年轻建筑师参与运营期的日常观察与微调：看人从哪里来、停在哪里、在哪儿停留更久；看节庆时的动线是否顺畅；看屋面与院子的使用是否产生新的冲突或可能。建筑不是一张定格的照片，而是一段持续写作的文字；我们用低建造完成物质层面的“句子”，希望村民用长久的生活把它读下去。

运营编辑：杨纪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