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国企“铁饭碗”，一个95后为何扎进这个不被看好的行业？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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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口述｜大树
记者｜冉佳宁
从工科生到幼儿园老师
在大学毕业去大理前，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
当时，我去苍山准备加入一个自然保护公益组织。组织里一个老师觉得我年轻，对生活和工作要有更长远的规划，于是推荐我去当地一家幼儿园看看，他们正在招人。
幼儿园位于大理古城旁边的一个三层白族小楼。我去的时候，那里只有一个农场大叔、一个后勤做饭的阿姨，加上我的老板。不久又来了三个老师，这学期就正式开学了。第一学期只有三四个学生。白族小楼200米开外有一个占地二十多亩的农场，划分出足球场、赛马场、小水塘和一个玻璃屋。我每天除了带孩子，还要去农场种种菜、养养猪。
《再见我们的幼儿园》剧照
其实，我本来已经“上岸”国企。读本科时，我获得了工程地质勘察和资源勘查的双学位，在云南的一家国企实习，实习结束就可以留在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的工作和我的专业是一致的，但是岗位要求必须和甲乙方以及监理单位几方周旋。我不抽烟、不喝酒，对人情往来和所谓的潜规则比较抵触。我很肯定地告诉自己，我可以做，但这不是我喜欢的。想清楚这一点之后，负责的项目一完工，我就很果断地辞职不干了。我去大理，就是在这样一个空档期。
我对物质的需求不高。在大理，前三个月实习期我的工资是每月1000块钱，刚够生活。当时的幼儿园像乌托邦，谁家做饭都会叫上大家一起吃，生活幸福指数还挺高。转正之后，我的工资涨到了1500元，我就用这多出来的几百块钱请农场大叔去集市上买一些谷物，来喂农场里一批没有经过训练的小矮马，把这些马驯服了。
对一时的低工资，我心里也不发怵，因为对于赚钱这件事，我是有底气的。
上大学后，我没找家里要过一分钱生活费。刚上大学时，我给自己设立了十个想要完成的目标。我睡下铺，就把这个清单贴在了上铺的床板底下，让自己睡觉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件一件去完成。这些目标包括买一辆自行车、买一台单反、去西藏爬爬珠峰⋯⋯要实现这些目标，也需要钱。
大一，母亲给我5000块钱考驾照，这成了我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当时电商行业还没有完全兴起，我有一个表哥在昆明的一个数码集散地开店，我就作为一个中间人，帮同学们买电脑做类似“代购”的工作，每单能挣三四百元。
《县委大院》剧照
我又发现学校的公共洗衣房不但机器功率低洗不干净，学生还得守着洗衣机排队取衣服，很不方便。大二时，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租了一个能满足水电需求的屋子，买了两台洗衣机，开了洗衣店。我们只做两栋楼的生意，上门收衣服，每件大概收费两元，比公共洗衣房贵得多，但我们可以帮忙洗完再送回去。平摊下来我们每个人每月能挣两三千元。
我还尝试开过餐馆。2017年为了攒钱去泰国玩，我在学校的食堂做兼职，中午去橱窗帮忙倒菜。当时承包食堂的老板在外面也有餐馆，周末也让我去帮忙。整个餐饮流程就在兼职的时候看了大概。我盘算，每个班每个学期开学、假期都要聚一次餐，同学平时重要节日也一起约着吃饭，于是又和人一起盘下了一家餐馆，撬动学生组织的资源，再吸引更多的同学。餐馆高峰时期营收确实可观，但是周一到周四就没什么人去，又受制于大学生的消费水平，我们从租房装修到关门，仅经历了八个月的时间，最后算下来亏损了一两万元。
林林总总的创业经验，让我意识到，发现并满足一个市场需求，在提供服务的时候赚取一点合理的收入并不难。
《做工的人》剧照
其实最开始决定去幼儿园，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机遇。我对户外活动感兴趣，听说大理的幼儿园有丰富的户外课程，无论是皮划艇、骑射还是攀岩，这些都是我感兴趣但没有接触过的。
而且，我也做过理性分析，判断了行业的前景。当时在大理，一个短短七天的夏令营活动，收费就可达六七千元。我看了一本关于中国游学市场的白皮书，里面分析到，中国在未来的10到20年会产生一个万亿级的市场需求。它的底层数据支撑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会开始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和研学能力。我觉得中国也会走一条这样的路，我要掌握一些本领，这样以后就能做类似这样的活动。
价值
入行之后，对这份工作的感受和我的预期却不太一样。我接触的第一批家长是从北京来的，五个妈妈是大学室友，她们带了五个孩子，最小的四岁，最大的六岁。她们本来打算在大理待一个月，结果后来待了三个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六岁的男孩。每天来幼儿园，妈妈一走，他就彻底爆发了——抗拒我们所有的沟通，用手抓地上的草，用脚去踢菜地的泥。这种情绪至少持续20分钟。在那之后，他就像一个不太稳定的小炸弹，如果老师没有同意他的需求，或者小伙伴没有配合他的想法，他随时都可能爆发。在第一周里，平均每天这样的情况要出现七八次。
刚入行就遇到这样的孩子，让我手足无措，甚至想过软的不行来硬的，可我又不是这样性格的人。我只能被迫倾听、接纳，像个大哥哥陪着他。有一次做木工活动，另一个孩子把这个孩子想拿的木板拿走了，他立刻开始大声喊叫、哭泣，我心平气和地告诉他，这里的木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那块木板是你先看到了，想要拿走而已。然后我就陪着他等他情绪散去。没想到，这个孩子逐渐发生了变化。一个月后，他每天可以做到只发一两次脾气，而且情绪恢复得也很快。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孩子。去户外活动的时候，同行的一个女孩子喜欢捡地上好看的石头和树枝，导致自己的背包越来越沉，他会主动提出帮忙背包。
到了7月回北京之前，男孩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这时我才知道，他在北京上幼儿园时两年就被退学了三次。他妈妈对我说：“这个孩子能遇到你们，是他的福分。”我想，“福分”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
我的外公是一个普普通通、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乡村教师。我读二年级的时候，正在教四年级的外公要退休了。他最后一天在学校上课，一群孩子把教室的门窗都堵上，很多人趴在窗户上不让他走。外公下班往学校大门走，那些学生就一路追到大门口。我外公去年9月因病去世，下葬的前一天晚上他以前的学生来了两三百个，一起来给他送葬。
大树老师周末会带着狗外出骑行（受访者供图）
那一瞬间，我理解了外公一辈子的兢兢业业。其实，赚钱也不是我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高中时，我立志做下一个徐霞客。大学期间，我去了全国三分之一的省份，每去一个地方，就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产生一定的变化。慢慢地，我在心里问自己：我作为一个普通人，难道只能赤条条地来，然后平平淡淡地走吗？我可以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孩子能遇到你们，是他的福分。”那位妈妈的认可带给我的价值，远远高于当时的收入。这真正成了我想从事教育行业的起点。其实，在来大理求学的孩子中，这个男孩的情况算不上非常特殊。我能不能做点什么？我想要试试。
从业的时间越长，我对自己究竟想做什么也产生了更多新的想法。很多家长到大理游学，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在这里不管是一星期还是一个月，要把孩子之前失去的所有户外空间和时间都弥补回来。他们对学校的需求就是能把孩子带出去，去山上也好、湖边也好，能走几公里去认识花花草草、飞鸟鱼虫。
幼儿园暑假组织的云南迪庆雨崩村徒步活动（受访者供图）
但我不满足于这些——在大理，户外活动是很容易实现的，认识植物也是书本上可以轻易获得的知识。我更希望孩子能慢慢自己去探索未知，知道自己和大自然是有联系的。哪怕有一天他回到了上海、北京，冬天来了，他还能想到他之前看到的那只小松鼠的储备粮是否准备好了，苍山的雪有没有开始融化。
我曾经设计了一个系列课程，用一学期18周的时间带孩子们走完苍山十八溪。在这个过程里，我有意识地设计了几个课堂，比如一个和石头有关的课堂，让孩子们走到不同位置的时候，把石头的大小轮廓画下来。这样走完几条溪之后，他们会发现越靠近湖边的石头越小、表面越光滑。我会让孩子们自己去讨论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也会发现，石头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长河里扮演过不同的角色，比如从石桌子到盖房子、铺路。我们就带着孩子们搬石头砌出石墙，做石刀石斧，搜集不同颜色的石头绘画，每次都有不同的主题。与之类似的还有和水相关的主题，让孩子们发现从山上到山下水质的变化，体会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影响。看起来我们好像每天是在溯溪徒步，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全面的框架，用18天的时间获得这些关于石头、水、自然环保相关的知识。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这些摸索也带来了我对游学班的反思。我给短期游学班和长期班的孩子都上过课。短期游学班的孩子来这里更多是源于家长的需求，孩子有时并不真正喜欢。我发现有些孩子的行为和状态存在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说到底，这只是一个活动体验，不能满足孩子个体发展的全部需求。
对我个人而言，如果我的工作单纯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开心快乐的体验，其实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如果我只是用这种方式去挣钱，而不是实际给孩子们提供帮助，我也无法认可自己的价值。我想做一个真正的教育者。
理想与现实
理想可以很单纯，但工作并不在真空里，不会总按照个人的预期运转。2021年的教师节，我发过一个朋友圈，大意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时我想，把这一年干完我就不干了。
2019年底疫情暴发后，我所在的第一家幼儿园难以为继。我和几个老师离职，但还有一部分家长愿意把孩子交给我们，于是我们自己找了一处中意的园区，几乎是亲手建起一所幼儿园。没想到的是，2020年底，家长像洪水一样涌来了大理。这带来了可观的营收，我的薪资也比之前提高了很多，但我当时的状态却很不好。
最多的时候，幼儿园有70个孩子。五个老师要维持五个班的运转，幼儿园每天要上七堂课。老师无论名义上是哪个班的班主任，在班里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两节。这让老师们很疲惫，但更重要的是，当家长问自己孩子的情况，我们一问三不知。我没有精力再去做课程的设计，这让我有很强的负罪感，我虽然在带班，但我亏欠这些孩子们，甚至害怕和家长们沟通。
没想到，2022年3月，幼儿园和家长爆发了一次比较大的冲突，园长和几个股东离开。他们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折价接下这个幼儿园。
从商业角度，这绝对是个烂摊子。学校的园区破烂不堪需要重建，学校的口碑也糟糕透了。但从情感的角度讲，这所幼儿园是我和农场大叔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的，就好像我们自己孵化出的孩子，虽然现在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但我不希望它就这样夭折了。而且从内心的想法出发，我希望能做出一些改变。最终，我决定接手幼儿园、成为幼儿园园长，捡了这个“漏”。
我接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关停了最赚钱的游学项目，因为游学的市场化属性太强，和长期班同时两手抓，结果是对市场和家长都敷衍了事。我想让幼儿园回归教育的本质，做学校该做的事。在整个大理的市场上，95%以上是冲着短期游学来的，真正留下来长期就读的孩子很少，但我相信市场对长期和短期的需求都存在。
《首尔破笑组》剧照
我办公室里有四个字“有教无类”。目前我们的学校里，40%左右是高需求的孩子，需求比例更高的班级就配备更多的老师。我们有一个九色鹿班，12个孩子里有3个高需求孩子，还有一个轻微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孩子，我就配备了4个老师。
我的另一个目标是用两年时间培养老师。为此我创造了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给出了足够体面的薪资，工作时间也要求控制在每周四天半。每个班至少配备3个老师，最多12个孩子。老师对班级有百分之百的决定权，只为这12个家庭负责，学校的其他一切经营压力都和他们没有关系。
《再见我们的幼儿园》剧照
我对幼儿园的经济预期是收支平衡。幼儿园70%以上的营收用作老师的薪资和外出学习经费，再去掉房租和水电，我们的长期班每学期可能还亏损两三万元。于是，我们在每年夏天增设了短期夏令营，以弥补长期班的亏损。
本来我觉得这是条可以持续下去的路径，但去年我们又遭遇了市场变动。疫情后的游学浪潮逐渐退去，2025年孤独症儿童在苍山走失遇难事件发生后，有14个职能部门来到大理进行行业摸底。我们相关的营业执照齐全，但唯一的问题是没有取得办学许可，可以做短期游学，但不可以做日常的全日制办学。2025年11月中旬，我们搬到了一家有资质的幼儿园进行合作办学，我还是希望能把老师留住，把我理想中的长期班继续做下去。
在这个过渡阶段，我找父亲和哥哥借了二三十万元资金。我计算了一下，最理想的情况下，每个学期的长期班都招满，夏令营再挣一些，大概要三年才能还清，但我觉得值得，我们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孩子们也有了新的身份。
《再见我们的幼儿园》剧照
我所做的是一份好工作吗？我想，工作很多时候就像围城。我做了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不会尝试的事，也许有人会羡慕我的生活。我的堂兄弟姐妹在体制内工作，虽然我对他们说不上羡慕，但客观来说，他们的压力不会像我那么大。如果说我从这份工作里获得了什么，那么除了作为一个教育者的价值感，我还获得了某种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的市场中，我做过的东西得到市场和家长、孩子的认可，我慢慢建立了信心，肯定了自己。
未来，我想在稳中求胜，把幼儿园继续做下去。理想状态下，幼儿园专业老师的占比会越来越高，我这个园长作为“门外汉”，会不再重要，那时，我可能会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一定还有别的地方需要我。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4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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