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那场交通事故已过去快十一年，回到案发现场，当年的肇事者黄淑芬和死者儿子赵勇各自站在马路边时都满面踟蹰，一时指不出案发的具体位置。

这是一条位于河北唐山市丰润区靠近市郊的笔直宽阔的双向四车道，白日里车流不断。事故发生于2015年10月6日上午，当时道路中央还没有装护栏，路口也没有红绿灯。当年43岁的黄淑芬刚拿到驾照一个多月，那天她载着母亲去外地游玩。黄淑芬回忆，当时她开在靠左的车道，正前方没有遮挡，但右侧的车辆阻挡了她一部分视线，以至于她没注意到有三个骑行的老人正从右向左横穿马路。她试图躲闪，却还是撞到了在中间的老人赵香斌，老人的头部撞在了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黄淑芬把他送去了医院。

2015年事故发生时，这条马路上还没有安装护栏和红绿灯（佟畅 摄）

此时，赵香斌62岁，刚退休两年。他是河北邢台人，唐山大地震时作为援建司机来到唐山，和工人程丽相识后恋爱结婚。赵香斌在国营驾校做了多年教练，退休后，他几乎每天早上都沿着同一路线骑行一圈，赶在午饭前回家。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为了锻炼身体。出事前，他刚买了车，打算带着妻子去自驾游。

接到父亲出事的电话时，赵香斌刚起床不久。他匆忙赶到医院后，看到原本健朗的父亲躺在床上，鼻子和耳朵里都在汩汩冒血，嘴里咕哝着“让开，来收花生了”。这几句胡话是赵勇听到父亲说的最后的话。护士让赵勇帮着给父亲剃头，他沾了满手的血，过后干透的血像黑煤渣一样从他身上往下掉。

赵勇告诉本刊，起初他对于医生提到的“脑损伤”没有概念，以为就像肢体受损一样可以治愈，可父亲连着两天接受开颅手术，却一直没有清醒过来，赵勇逐渐意识到事态严峻。半年的时间里，赵勇明显发现原本身高1米74、体型正常的父亲一整个萎缩下去。

从2015年到2017年，赵勇把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照顾父亲上，他的生活彻底失序了。父亲出事时他31岁，研究生毕业不久，在天津的设计院工作。在父亲出事的一两天前，他还跟父亲说考虑去昆明当两年老师，赵香斌很开明，觉得那里气候挺好，两人便一起在网上查昆明的房价。

2015年底，赵勇得知父亲需要做“脑室分流”手术，他觉得唐山的医疗水平有限，就找了辆救护车把父亲转运到北京。他把父亲安排到协和医院住院，自己则每天拿着病例到不同医院的神经外科门诊挂号，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案。有时从医院出来已经是晚上，为了省钱，他就在肯德基里要一杯热水将就一晚。后来他在医院附近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月房，屋子里没有厕所，只有一个塑料桶。那时他才知道原来有的地方光地下室就有三层。

治疗费用像一个不断张开的口子。医药费的项目繁杂，单营养液就一百元多一袋，每次手术后还需要注射人血白蛋白，“小的400块钱，大的900。条件好一天两支，条件不好一天一支。”赵勇想让父亲尝试各种治疗，他带父亲去做“高压氧”，得用担架把父亲抬进高压氧舱，自己在一旁一边忍受气压变化带来的耳膜不适，一边给父亲吸痰。“整个下来得两三个小时，我觉得比上班还累。”

《命悬一生》剧照

为了全心照顾父亲，他辞了工作，也和原本感情稳定的女友分了手。家里的房子也卖了，跟亲戚借钱，加上在网上筹款的22万元，和黄淑芬的汽车保险的赔付，两年间治疗的费用是维持住了，但让赵勇崩溃的是父亲始终不见好，还不时出现恶化的情况。赵勇说，父亲的喉咙被切开一道小口，需要人定期帮忙吸痰，“可能因为（作为）亲人受不了，不敢下手，导致里面的痰吸不干净”。有次痰结成块堵住了赵香斌的气管，赵勇看到父亲的脸都紫了。还有一次赵香斌突发脑疝，整个头颅都凹陷下去，把赵勇吓坏了。

后来回头看，赵勇说自己的注意力全在父亲和官司上，忽视了母亲内心的苦楚。2016年夏天程丽突然病倒了，先是因冠心病住院，出院后又把半月板摔坏了。赵勇才发现，母亲是出现了抑郁症的躯体化症状。多年来母亲和父亲感情深厚，性格又比较直，出事后她心中的郁结一直疏解不开。她的状态越来越差，到2017年冬天赵香斌病危那段时间，她已经长时间不愿说话，整天躺在床上，也不肯去洗漱。

2017年6月，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认定肇事者黄淑芬对这起交通事故负70%的责任，应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共93万余元。在此之前，黄淑芬已经陆续交付了7万6千元，她还需再赔付85万9千余元。但之后赵勇一直没收到钱，他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唐山市中院在9月14日给黄淑芬下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但到了10月，赵勇依然没有收到赔偿款。原本每日为父亲的病情、治疗费用和母亲抑郁而焦虑的赵勇对黄淑芬的愤怒与不满不断累积，到达了爆发的边缘。

事实上，从2015年出事故时第一次见面，两家人就埋下冲突的种子。赵勇说，黄淑芬在出事当天后不愿再露面，派了一个叫郑永顺的男人帮忙从中协商。郑永顺讲话粗俗。赵勇当时跟郑永顺说他马上要带父亲去做开颅手术，郑永顺说他觉得手术室就像在屠宰场一样，医生用的都是“木匠使的东西，改锥、电锯”。赵勇听着很不舒服，觉得郑永顺是不希望产生更多医药费。到2017年初，他管郑永顺要医院的缴费押金条，郑永顺拖着不给，两人彻底谈崩。这之后，郑永顺和黄淑芬都“失联”了。

赵勇（摄影｜王旭华）

2017年10月7日，赵勇心里的气憋不住了，他打听到黄淑芬的住所，佩戴了一个小摄像头在小区门口黄淑芬的车附近蹲守。见到黄淑芬后，他拉住对方谈了三四十分钟，“要把这些年所有的问题都问一遍”。仰拍的画面里，黄淑芬背着手，眼角和嘴角下沉，说自己不是不还钱，但需要去“找”（借），在赵勇的接连质疑后，她说“我就是人品有问题”。

这次对峙后赵勇依然没收到赔偿款，他一怒之下在互联网上曝光了黄淑芬和她的女儿刘明月。2017年11月，黄淑芬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被拘留15日。就在黄淑芬还在拘留所的12月1日，赵香斌因并发症去世了，尸检报告认定赵香斌的死亡与交通事故存在因果关系。2018年1月丰润区检察院提起交通肇事刑事诉讼，6月法院一审判决黄淑芬犯交通肇事罪，有期徒刑八个月。

但民事赔偿并没有因此结束。黄淑芬名下没有存款也没有房产，但她的女儿刘明月名下有一套房和一辆车，执行人员在给刘明月做笔录时，对方称她在和母亲一起还房贷。赵勇还查到，每个月临近还款日时黄淑芬会给女儿转账，前后加起来有38万余元。

赵勇和律师商量后提起了“代位权纠纷”（即“析产”）诉讼，主张黄淑芬对那套楼房有70%的所有权。赵勇说，如果法院能认定黄淑芬对那套房有一部分所有权，执行局就可以拍卖房产，将对应的金额给赵勇。但这套房是2014年刘明月以个人名义向开发商交纳购房定金、首付款和签订的购房合同，法院最终还是认定房产为刘明月个人所有，驳回了赵勇的诉讼请求。

《底线》剧照

不过在法庭上，黄淑芬承认了自己给女儿转的钱属于“赠与”。这让赵勇看到新的希望，2019年他又以“撤销权纠纷”起诉黄淑芬，要求她撤销对刘明月的钱款赠与。这个案子从立案、一审再到二审又拉锯了几年，期间双方针对庞杂的流水记录展开举证和质证，第一次开庭就花了5个小时。直到2025年12月23日，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刘明月应返还黄淑芬40万余元。目前，法院对刘明月也启动了“强制执行”，即将依法拍卖她名下的那套房子。等刘明月收到房款后，她得把40余万还给黄淑芬，这笔钱会再强制执行给赵勇。但现在赵勇依然没有收到钱。赵勇认为黄淑芬已经构成了刑事上“拒不执行罪”，他整理了九万多字的材料给法院，请法院移交给公安局。

北京浩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蒋睿鹏从2023年开始主做强制执行案件的代理，他告诉本刊，随着这几年的经济下行，债务纠纷案件中“执行难”的问题越发严重。他说，欠债的被告想要转移或隐匿财产很容易，而原告和律师想要追查财产线索则很难，比如债务人用别人的银行卡来消费、收付款，把房子过户给他人，但如果相关的第三方不承认这些行为，执行的进展就会延长。有时债权人得另行发起一些诉讼，这又会耗费时间与金钱。有的法院不给律师开具调查令，这就更增加追查的难度。还有债务人会用虚假诉讼来逃避执行，伪造一张欠条，找亲近的朋友起诉自己，把存款“执行”给朋友。蒋睿鹏说，一些法院难以分辨这类情况。

赵勇把和黄淑芬对话的视频发到网上时，称她是“教科书式的耍赖”，自此，“老赖”成了黄淑芬身上的显著标签。提到她的名字，在她老家曹妃甸区第五农场的村民纷纷说在央视的新闻节目里看到了她。但在村民眼中，和电视上的嚣张形象不同，之前她给人的印象还挺老实，有邻居去她家里做客，她都不怎么说话。

8月6日我们见面时，黄淑芬也展现出畏缩的姿态。今年54岁的她比十年前干瘦了不少，穿着朴素的T恤和窄脚长裤，扎成马尾辫的长发间杂着不少白发。蜡黄的脸上靠着纹过的眉毛和眼线带来少许神采。断断续续地，她描述了自己颇为坎坷的前半生。16岁那年她的父亲生病去世了。她在家排行老二，大姐对学习更上心，弟弟年纪还小，她便在17岁初中毕业后去了村里的造纸厂上班。在那里，她认识了第一任丈夫，20岁时生下女儿刘明月。

但黄淑芬说，婆家不满意她生的是女儿，在孩子9个月左右她就和丈夫离婚了。经人介绍，她又认识了同村另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人，对方也离异带一个女儿。男人是大车司机，常常在县里跑，两人的感情有些貌合神离。黄淑芬说，这任丈夫的父母也想要孙子，但因计划生育政策两人不能再要孩子。男人跟黄淑芬说他妹妹给他介绍了别的相亲对象，这让黄淑芬很不舒服。2011年，两人离了婚。

离婚前两年黄淑芬来到唐山市找工作，后来做了保险经理。黄淑芬觉得自己的优势是听话、执行力强，因为女儿早早外出工作，家里的牵绊少，她能积极参与去外地的培训。2014年她升职成了主任，2015年领导发展她做“展业课”的课长——相当于一个独立的销售团队的主管。收入不低的同时，也要自己承担一些开支，比如购买办公用品和送客户的礼品、带手下员工团建。黄淑芬雇了三个助理帮她招聘销售，每月要给助理们付五六千元的工资。她说，完不成业绩时她还得自己买产品“冲业绩”。为此，她总得刷信用卡、贷款。

黄淑芬的老家村庄（佟畅 摄）

出交通事故后的那两年，正是黄淑芬的展业课扩大规模的阶段，黄淑芬说她手底下有二三十人，但理想状态下团队要扩展到50人。但在她入狱后，这份事业戛然而止了。保险公司与她解除了合同，因为有刑事犯罪记录，出狱后她无法再找到类似的工作。她后来到了一家陶瓷厂做马桶，她说厂子里热得有40度，自己“每天跟泥猴子一样”。

女儿的生活也因这场漫长的纠纷转变。黄淑芬说，原本刘明月在一家健身房有固定工资，平时还到不同的门店做瑜伽老师，课时费100到150，一个月能有1万多的收入。但赵勇在网上把她们曝光后，与刘明月合作的健身房和瑜伽馆都把课程取消了。这几年刘明月先后生下两个儿子，今年她为生小儿子和坐月子准备了5万元存款，也被执行局“划走了”。提到女儿，眼泪盈满黄淑芬眼眶。“我感觉她还是对我有点埋怨，但她从没说过。”黄淑芬觉得自己和女儿原本都是自食其力的要强的人，是赵勇的步步紧逼破坏了她们的生活。

最近几年赵勇在北京工作，也时不时回唐山询问案件进展（佟畅 摄）

在赵勇看来，黄淑芬的生活没有她叙述得落魄。尽管官司已基本尘埃落定，他仍像一个侦探一样细细追踪着这对母女的生活。他从一笔笔流水记录里推测二人过得并不节俭：他看到黄淑芬在2023年收到一笔在长沙的交通事故赔偿款，她也在海南消费过，他猜黄淑芬被列为失信人后不能乘坐飞机高铁，一家人就开车出游。他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章和视频，和在当地熟悉黄淑芬母女的网友们交流，得知刘明月前几年又买了一套公寓。

这些年里，赵勇和母亲一直被困在因父亲离世而被“炸毁”的废墟里。程丽的抑郁一直不见好，到了2019年春节，她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在急诊室昏迷了几天，苏醒后仍浑身僵硬。赵勇又开始四处寻医，带母亲去医院精神科住院。这次程丽在医院服用了大量药物，还接受了电击治疗，失去了一部分记忆。

有段时间里，赵勇想让母亲换个生活环境，把她送到舅舅家。他一个人住在家里，每天都耗在官司上，闲下来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他懒得打扫卫生，家里除了从门口到他睡觉的沙发的一条过道是干净的，剩下的地方全是杂物跟灰尘。他一口气做了很多肉酱分装在高高的一摞饭盒里，每天拌面条吃。他延续着给父亲陪床时的习惯，只有在地板和沙发上才能睡着，有时还得借助几罐啤酒。他曾迫使自己外出工作，到北京一个朋友开的小公司做城乡规划和项目运营。但因为一直沉浸在官司里，没法完全投入到工作中，也没有信心去竞争更好的机会。谈起黄淑芬母女，他有时会用上“挺可怜的”字眼，但更多时候，他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恨意。他还不想结束这场“战争”。

（应受访者要求，程丽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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