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木碗

插图 / Slawek Fedorczuk

2008年8月8日，我们缩在电视前看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有人点了火炬，有人放了烟花，而我倒在家里的地板上。

后来即是紧张的排查过程。母亲流着泪，父亲叹着气，爷爷奶奶一遍又一遍地往医院跑，姥姥姥爷无数次打来电话问询。而我张开耳朵，监听四面八方传来的交谈。若干年之后，跟前男友在餐馆吃饭，对面桌漂亮的女客把她价值不菲的手包轻轻放在邻座，给她说不上好看的闺蜜们盛了西米露，左面姑娘在讨论挑男人相亲的琐屑，右面几个小职员的生意经里充满了拙劣的技巧。算来这是我在信息流里主动栖身的第九年，也许只是因为厌恶当年对一个孩子的隐瞒。

过了两天，他们告诉我，要熬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得把我送到一个机器里做检查。父母难得一起陪我一晚，念那些老掉牙的小狐狸小猫故事，煮小孩子吃了会不好的泡面。温情和睦的照顾充满蒙蔽性，可惜我早已知道他们离婚的事情。那天走在路上，太阳很烤，母亲贿赂了我一份肯德基。她小心翼翼地拿《家有儿女》中幸福的重组家庭来给我打比方，而我如饿殍般啃着一个鸡翅，直到把骨头生生拆碎。两个人说着沉默的话，围小区打转，每走过一个拐口，我都能看清脚趾转弯的弧度。树影投下来，心中突然窃喜，原来我已是一个有了秘密的存在。

比如并不是每个小孩都喜欢吃肯德基，比如《家有儿女》中也有人不是那么快乐，比如自己已经早熟到会偷翻大人的抽屉寻找离婚证书，就像母亲偷翻我忘锁的日记本一样。

其实有秘密也没什么不好。在抛弃洒脱的同时，至少终于理解了身边人的行为。父亲深夜抽着烟上网打牌，母亲在洗澡的时候父亲用力地拍着浴室门吼，楼下的狗叫和鞭炮声永无休止，爷爷重重地摔下防盗门出去，奶奶抱住母亲和我在床上哭了好久。我终于，终于懂了，深夜醒来，原来什么都不用做，只要抬头望着茫茫的天花板就好，知道自己没死，里面便有一张星图。

生过病后，他们一开始不让我玩《仙剑奇侠传三》，后来两方谈判，一天只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父亲帮我过锁妖塔那关，我得到了别人施舍的成就感；从母亲那里，我则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善意的警告。她告诉我，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病。我点了点头，开始紧张起小伙伴们跟我的日常谈天，幻想自己坐在刑讯室里，旁边摆着老虎凳和糖葫芦签子，鬓发微白的老警察狐狸般笑着，要我说出点什么来，不然就把签子插进我指甲缝里。可是不行，我死也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可是班长，是学习最好的人，是老师最喜欢的乖孩子，是开学第一天就抛头露面给全校演讲的女生，还需要放学跟小朋友们一起玩沙包、偷偷跟女孩子们借言情杂志、让长得好看的男孩子觉得我开朗活泼正常，以及能顺顺利利地上一个重点初中。即使图书馆里的古龙、王小波、阿加莎克里斯蒂被我拿父亲的卡借走，即使走在操场上只是为了看看天看看云，我也要学会和别人一起共同保守秘密。

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小学毕业。我穿了衣柜里最好看的一条黑白花裙子，像个未成熟的奶牛，站在主持位。面前延伸出一条红毯，下面是倔强的草皮，两边摆着数把软皮座椅，上边坐着家长和他们的乖孩子。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热情洋溢地像个疯丫头一样结束了一场典礼。收拾、上楼梯，在转弯处碰到喜欢的男生，他说，你今天这一身真难看。

六年了，内心的堤坝倏然倒下。苏普尚且愿意对男装的李文秀刮目相看，难道我甘做一只筹码属性的天铃鸟吗？夏天到了，我的皮肤很黑，我的双马尾没有让母亲给扎，碎发从发圈的间隙呲出来，可当我穿着那套裙子站在商场的穿衣镜里，湖北来的叔叔与母亲都夸我是个好看的小姑娘。亲手锤炼的秘密被一条未知却更好看的裙子打败，我走在楼梯上，早就数过的半层依然十一级，脚趾转弯时指甲似乎剥落，像六年前被我咬碎的鸡翅骸骨。还好结束了，我想着，还好结束了。

和父亲在王府井步行街遛弯时，我已经很久没生病了。依旧是夏天，他穿着一身廉价的白色背心，去麦当劳买了一杯草莓奶昔递给我，说他谈恋爱的时候最喜欢喝这个。那时母亲和姥姥姥爷的家于我父亲而言，算是北京的郊区，他从市中心往外坐公交车，要四十分钟。从景山半山腰可以看到他们学校的操场，他在那里踢过足球，如今黄色的荒草长了出来。以后我快要上大学的时候，他将向我讲述有关爱情与争吵的故事，一切曾经从那里蔓延。而彼时，旁边商场橱窗里的光亮亮的，他问我想不想要那些东西。

如今王府井依然游人如织，和朋友点的芥末鸭掌很冲鼻子，吃完了掏出烟来，点一根抽了，熄灭后在商场里转悠。想起那年夏天，发现那些亮亮的东西，原来父亲都买得起。

1971年母亲出生，她应该没有想到过，45年后她洗了一碗亮晶晶的葡萄，是为一个优秀到让她欣喜，又自闭到让她害怕的女孩。1971年父亲也出生，他不会知道未来他的女儿谈过很多次恋爱，拥有很多个秘密，在酒桌上他会说一切她不能做到的，都让他来解决，她只要快乐并正直着。1997年那个女孩出生，即将迎来香港回归的二十周年纪念，还有太多节日与假期，而属于黑白花裙子与肯德基的那些世界归去，剩下干枯的河床，与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