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蕾

以“朱鹭号三部曲 ”（中译版题为 “鸦片战争三部曲 ”）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印度作家阿米塔夫 ·高希（Amitav Ghosh），拥有令人称羡的学术背景。他二十岁获得印度圣斯蒂芬学院历史学学士学位，二十五岁获得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从学术之路转向文学创作者向来不乏其人，被视为继萨尔曼 ·拉什迪（Salman Rushdie）之后印度最伟大作家的高希无疑是其中非常成功的一位。

有意思的是，这位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虽已搁置学术研究多年，并在访谈中与人类学划清界限（声明 “只做过两年的人类学者 ”），也表示自己与历史学家们辨析历史小说与历史研究不同，但高希的大多数文学作品却具有显著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色彩。他笔下的中世纪埃及、十九世纪印度以及印度洋与亚非两大洲之间的互动交往，把不同地域、族裔、信仰、阶层的各色人群置于厚重的历史和地理舞台上，演绎出一部部跨越海洋与陆地、种族与时代的全球史故事，得到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会主办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二○一六年一二一卷第五期为他的历史小说开辟专题论坛。二○一二年三月，高希还曾在剑桥大学与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莉 ·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就“讲述故事与全球过去 ”的话题进行公开对谈。

高希的小说何以能跨越虚构文类的边界，引起文学圈与学术界的共同关注？我们不妨以 “朱鹭号三部曲 ”的第一部、曾入围二○○八年英国小说布克奖短名单的《罂粟海》（Sea of Poppies，2008）为例，追寻个中答案。《罂粟海》以中英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但却绕开了战争的实际发生地 —中国，把目光投向了一八三八年初南亚次大陆恒河平原上的比哈尔邦。在印度北部内陆的深处，“恒河就像飘在两块冰川的中间，两岸都被白色的花朵密密麻麻地覆盖着 ”（1页）。正是这片夹岸盛开的罂粟花海，让种植和出口鸦片的印度改变了中国乃至东亚近代历史的走向。然而，这段并不光彩的毒品史，不仅西方学者甚少提及，连印度国人也不甚了了。高希在二○一一年的一次采访中对此感慨万千，他坦言鸦片贸易贡献了十九世纪英帝国在印度殖民统治收入的一半，现在却鲜有印度学者进行研究。少数学者如阿玛尔 ·法鲁奎（Amar Farooqui）曾探讨过鸦片贸易对孟买这座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但在高希看来，十九世纪印度鸦片最主要的种植地 —比哈尔邦 —更值得人们关注。多数印度学者出于羞耻心或受英国资助者的影响，选择性地遗忘了这段历史，高希则以唤醒祖国的集体记忆为己任，毫不讳言 “现代印度大部分建立在这种毒品的基础之上 ”。

因此对高希来说，比哈尔邦几乎是《罂粟海》开篇地点的不二之选。那里的人们在罂粟地里出生，在鸦片厂里死去。女主角农妇迪提一家便是当地鸦片产业链的缩影。罂粟曾是印度农民种植粮食作物之外的一点自留品，但在殖民者的软硬兼施下，逐渐成了当地最主要的作物。女人在田里耕作、收割罂粟，男人在加兹布尔镇上英国人经营的鸦片工厂里卖命加工。为了把病入膏肓的瘾君子丈夫从工厂里带回家，迪提第一次来到鸦片的制作工厂，无比震惊地目睹眼神呆滞的劳工们用 “蠕动的躯体 ”不停搅拌鸦片浆液，“好像掉进蜂蜜里的蚂蚁 ”，又如一群没有灵魂的食尸鬼（77页）。这个极具震撼力的画面，有坚实的历史依据。高希在小说 “后记 ”中专门致谢麦克阿瑟（J.W.S.MacArthur），这位曾任加兹布尔鸦片厂主管的英国殖民者在他的《鸦片工厂札记》（Notes on an Opium Factory ,1865）中留下了一份有关鸦片工厂内部运作的翔实记录。

除了一手文献，高希还十分擅长把当代史学著作化用到文学叙事中。熟稔新海洋史研究的读者可以在《罂粟海》里辨识出艾萨克 ·兰德（Issac Land）的《战争、民族主义和英国水手：一七五○至一八五○》（War, Nationalism and British Sailor: 1750-1850, 2009）、英国学者克莱尔 ·安德森（Clare Anderson）的《印度洋里的囚犯：一八一五至一八五三年间南亚到毛里求斯的运输》（Convicts in the Indian Ocean: Transportation from South Asia to Mauritius:1815-1853,2000）等著作的影子。近年来，以海洋为中心关注远程贸易、移民与离散、地域文化交流历史的新海洋史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声势浩大的全球史推动下的产物。以印度洋为核心、勾连起几大洲之间平凡人物互动的《罂粟海》似乎正是一部基于新海洋史且面向全球史的文学作品。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崛起的全球史打破十七世纪以来欧洲中心主义的治史模式，一方面以更开阔的地理视野和互动视角考察跨越国家、地区、民族、文化边界的复杂历史现象；另一方面常以微观个案研究见微知著，用小叙事带动大历史，以物件（如卜正民：《维米尔的帽子：十七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商品（如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跨文化旅行者（如戴维斯：《行者诡道：一个十六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等为透镜，折射族群、文化、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