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所有的颜色都拥有象征性的意义，使得色彩的世界变得意味深长，然而，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重要性来看，几乎没有一种颜色可以与红色相提并论。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红色集中象征了强权和威信，这一信仰主要是源自于古典文化的影响，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红色视为神圣的颜色。因此，对于宗教题材的美术作品而言，出现大量的红色并不难理解。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文主义兴起，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和重视使得肖像画日渐盛行，而在这些世俗题材的画作中我们惊奇地发现红色又一次大行其道。

教皇与红衣大主教是文艺复兴时期肖像画的主要描绘对象之一，我们可以在拉斐尔（Raphael）和提香(Titian)的笔下，感受到红色所带来的那种神圣意味（图1-4）。

  教会采用红色作为其权威的象征，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2世纪晚期。教会将白色盾牌上的红色十字架当作其徽章，还颁布命令，让红色成为五旬节之火和基督圣血的官方符号。1295年，教皇又颁布命令，主教从今以后需要身穿红色长袍，由当时最为名贵的染料帝王紫（royal purple）染制而成。古代腓尼基人从一种海螺里提取一种名贵的紫色染料“骨螺紫”，因为来之不易，只供王公贵族享用，得名“帝王紫”。古罗马获取该种染料的唯一途径是从君士坦丁堡花高价购买。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这个染料来源就完全枯竭了，而帝王紫的秘密配方也在混乱中消失了。教会不得不转向使用新的红色燃料。16世纪由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回的胭脂虫（Kermes vermilio）红染料的出现恰逢其时，从此以后，主教们都穿上了鲜红色（crimson）的长袍。

  在揭开这个关于红色的秘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澄清两个关于红色的概念。下文将大量引用的红色指的是“猩/鲜红色”和“深红色”，分别译自英语的“scarlet”和“crimson”。这两个词本不是单纯用来描绘物体色彩的，而是用来表示一些特殊类别的红色染料和纺织品。“scarlet”是在中世纪的英格兰常见的一种质地精良、价格昂贵的毛纺品，有红、蓝、绿、棕、白等多种颜色，最常见的是一种较深的红色“carmine red”，于是“scarlet”逐渐地被引申成了一种对颜色的定义。“crimson”则专指一种鲜艳、浓烈得发紫的红色，是由胭脂虫（Kermes vermilio）制成的染料的颜色，胭脂虫红染料在16世纪由西班牙人从墨西哥带回欧洲，曾经是世界上最贵重的商品之一。

  英国作家玛丽·霍林斯沃斯（Mary Hollingswrth）所著《红衣主教的帽子》，是一本关于16世纪显赫的红衣大主教之一艾波尼多的传记，书里有这样的记录：“红衣大主教服装中没有紧身上衣或者束腰上衣——因为他们不能穿凸显身材的束身衣服，而应该穿长的、宽松的束腰外衣，外加一件披风。他们外面的衣服是鲜红色的，这成了他们的象征颜色。安托万给艾波尼多做了一件红色的适合出席红衣大主教会议的披风，风帽的衬里是红色平纹绉丝。此外，安托万还给他做了几件短款的神甫穿的袍子——一件是红色羊毛的，另一件是红色绸缎的，还有一件是红色锦缎的。……莫斯托从一个帽商那里为艾波尼多买了3顶红布做的帽子，他参加教廷弥撒的时候可以戴在主教法冠的下面。”

  根据一份对英格兰国王亨利六世衣服的记载，在15世纪，最便宜的红色布匹的价格是每码95便士，相当于一个泥瓦匠熟练工一个月的工钱；最贵的红布价格则是其两倍。16世纪的红色织物仍然价格不菲。红衣大主教艾波尼多身为显贵子弟时的衣橱为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份记录：“艾波尼多衣橱里占主导的黑色和红色的衣服比其他颜色的衣服都贵……橘色的织物比同等质量的黑色织物要便宜20%，因为要把黑色染好了是件不容易的事。一米长的黑色天鹅绒的价格是2斯库迪，相当于一个熟练建筑工人12天的工资，或者能买23只肉公鸡或1275根原木。一般说来要做一件紧身上衣需要3米布料，做一件束腰外衣需要9米布料，一件长外套需要至少18米的布料，此外还要买相同长度的丝绸做衬里。……不过与种类繁多的红色织物相比，黑色的还是要便宜些，因为要把织物染成红色的染料是胭脂虫粉，它是从昆虫体内提炼出来的，需花高价从中东运到威尼斯。一般说来颜色越深，价格越贵——一米长的深红色天鹅绒大约是3.25斯库迪。”

  在早期，由于优质染料的稀少，连欧洲的君主们都可能仅仅满足于穿上一双红色的皮鞋——据说中世纪时的查理曼大帝在罗马加冕时就穿了这样的一双鞋子。随着染料获取途径的拓展，君主们开始在全身的服饰中使用红色，以充分显示自己的威严，证明自己的世俗统治地位。丢勒（Durer）笔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姆连一世（Emperor Maximilian I）（图5），小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笔下的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Henry VIII）（图6）以及他的两位王后——第三位王后让·美西亚（Jane Seymour）(图7)和第五位王后安妮（Anne of Cleves）(图8)显然都是这一潮流的追随者，甚至连还是孩童的威尔士王子爱德华（Edward）(图9)也披上了一身华丽的红色。

  为了全面增强君主的荣耀，大臣们也被允许穿上红色的衣袍。美国学者埃米·巴特勒·格林菲尔德（Amy Butler Greenfield）在《完美的红》一书中提到：“在苏格兰，王座法庭里的法官全都穿着鲜红色的长袍，就像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高等民事诉讼法院里的同行一样。在官方场合，英国议会中的贵族也穿着鲜红色的衣服。在法国，朝廷的文职官员被授权可以穿鲜红色的长袍，而首辅大臣则穿着深红色的衣服。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和佛罗伦萨，鲜红色和深红色的长袍是许多政府高阶官员所穿官服的一部分。”这方面留下的资料比较少，我们从提香所画的威尼斯执政官安德雷亚·格里蒂（Doge Andrea Gritti）（图10）的装束上或可略见一斑。

  昂贵的造价使得穿戴鲜艳的红色衣物成为显贵们炫耀财富的极佳途径。年轻富裕的贵族们以穿着猩红色羊毛长袍为荣，而那些身穿顶级深红色丝绸衣服的人会获得像“王子一样”的赞誉。在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教父——美第奇家族的男人们穿着奢华的猩红色和深红色长袍，让提香、拉斐尔、布隆基诺(Bronzino)留下了他们传世的肖像(图11-13)。有意思的是在这些显贵家族委托他人创作的祖先遗像中，主人公也“被迫”穿上了昂贵的红色衣服。比如蓬托尔莫笔下的柯西莫·德·美第奇（Cosimo il Vecchio），就被从头至脚地裹成了红色（图14）。而作为一位脚踏实地的银行家，他曾经带着怀疑的口吻评论说：“穿上两码红布即可成为绅士。”

  上层阶层的女性也穿戴华美的红色衣饰，构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创作的《La belle Ferronière》（图15），画中的红衣女子婀娜端庄，据传是意大利路德维柯·斯福查公爵的情人路克瑞娅(Lucrezia Crivelli)。拉斐尔（Raphael）所画的西班牙贵族少女珍妮（Jeanne）在深红色天鹅绒衣裙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高贵美丽（图16）。在布隆基诺（Bronzino）的笔下，嫁入佛罗伦萨豪门的克莱孜娅·潘贾提基（Lucrezia Panciatichi）身穿鲜红色丝绸衣裙，仪态万方，令人心醉神迷（图17）。

  当然，对于这些身家不菲的富豪而言，要通过红色显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衣服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们戴上镶嵌红宝石的戒指，用红布或者红色皮套装订私人书籍，在墙上悬挂红色丝绸制成的挂毯，在桌子和地板上铺设纹样精美的红色织布（图18-19），在家族的小礼拜堂里装饰染成红色的玻璃……

  鲜红色的帽子则成了在新兴中产阶级中最为流行的时尚配件。比如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笔下的音乐家（图20），拉斐尔（Raphael）笔下的诗人（图21），克拉纳赫笔（Lucas Cranach the Elder）下的学者（图22），小荷尔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笔下的商人（图23），以及凡·艾克（Jan van Eyck）（可能是艺术家本人）、波提切利（Botticelli）和提香（Titian）所描绘的男子（图24、25、26），都带着各式各样鲜红色的帽子和头巾。

  男子佩戴如此艳丽的饰物，即使是在“时尚至死”的现代，恐怕也会获得百分之百的回头率。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商人和艺术家看来，那却是自我宣传的有效方式，能获得人们最为垂涎的红色染料，可以证明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成功。

  有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穿着鲜艳服饰的农民（图27-28），但这并非真实写照。只不过富裕的主顾可能会希望画家在作品中使用贵重的颜料，以丰富的色彩来获得感官的愉悦。在当时，赤贫者的衣物通常为灰色和米色——那是表示贫穷的颜色；稍微富裕些的农民和工匠可能穿着蓝色、黄色、橙色和绿色的衣物（图29），但那些是由国产的廉价染料染制而成的，很容易褪色；最鲜艳、浓烈、持久的颜色是用进口的名贵染料制成的，普通人根本不用希冀染指。

  1524-1525年，德国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起义遍及德国整个西南部和中部地区，起义佃农们的要求之一是，获得穿红色衣服的权利。因为令他们在红色衣服面前望而却步的，不仅仅是昂贵的价格，更有法律的制约。由中世纪统治者制定的禁止奢侈法，以防止国民虚荣和铺张浪费的名义，限定了每个等级吃穿住行的规格，而且限制相当地详细，单就服装而言，面料、颜色、装饰、式样等等不一不包。15世纪佛罗伦萨的一项法令规定女奴只能穿粗糙的毛纺衣服，并明确禁止她们穿颜色鲜艳的外套、外衣或袖套。自然而然地，颜色与等级的联系也就被用法律确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