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副标题是“费正清及其学术遗产”，分六个部分讲。第一个部分讲前费正清时代的美国汉学。

在18世纪建国时期，那些建国之父如富兰克林、潘恩、杰弗逊，还有19世纪的超验主义者（也叫“新英格兰超验主义”或“美国文艺复兴”，是美国的一种文学和哲学运动）爱默生、梭罗，都曾经接触过中国的著作。爱默生等人虽然读中国的书，但还没展开对中国的研究，在他们之后，慢慢地，美国逐渐在两层意义上开始有了初步的汉学，这一节主要讲汉学的第一层意思。

美国曾不断地派传教士去全世界的各个非西方国家学习，到了中国的传教士就会向美国传播中国知识，像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后来就因此成了耶鲁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

▲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是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

同样，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香港英华书院校长，伦敦布道会传教士，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汉学家）也因此成为牛津的第一位汉学教授。他们算是半专业的汉学家雏形。这时的“雏形”汉学家并没有向美国人传播中国的价值、儒学的思想，他们只讲述远东中国的异国腔调，比如卫三畏的代表作《中国总论》（一部介绍晚清中国社会全貌的综合性著作，有1848年和1883年两个版本），可它的英文叫Middle Kingdom，英文意思是“中间的王国”，从英文标题就可以看出来作者对于中国的态度。换句话说，中国这个国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家现在觉得这个说法不对，可实际上当时他们来中国的时候，连这种态度都没有。这样态度的转变反映出他们开始对中国有所犹疑，对他们的研究对象有部分同情，这也许是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

▲《中国总论（全二本）》

【美】卫三畏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我接触了大量这样的人，他们在中国可能受到了很多批评，因为大家觉得他们歧视中国；可在美国，他们一直都被认为是最替中国人说话的人，是中间人。卫三畏在他的《中国总论》里说，中国人的性格是独一无二的混合体，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品质值得赞扬的话，应该责备的地方更多；如果他们的劣行令人触目惊心，他们又有比其他异教徒更多的美德。汉学家们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不同的特点，最早发现这些特点的人，不是新教的传教士，而是天主教的传教士。天主教传教士回国后把这些发现告诉了当时的启蒙之父伏尔泰，进而促进了对伏尔泰的启蒙。

卫三畏之后的几十年出现了一个明恩溥（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他在中国特别有名是因为鲁迅，他的英文名是Arthur Henderson Smith。从学术上来说，他的代表作有费正清比较器重的《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研究》，名字都是“社会学研究”。不过他在中国最有名的书是《中国人的特性》，我对这本书进行过非常透彻的研究，它讲了26种中国人的特性，它制造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话题：按照他的判断，中国有些事情不是好的；可后来仔细看，觉得那个特性如果不是坏的，是中间的，比如中国人比较有韧性，在哪都能睡着，唐人街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很多外国人在唐人街没法生活，但中国人在唐人街打拼着就暴富了。统计一下，26种性格里正面的和负面的有8种，说不上好说不上坏、中等的有10种，这就和当时人的感觉不一样：当时主要有两种现象，一种是普通人，看了这本书以后很愤怒；还有一种，像清华的潘光旦（1899—1967，西名Quentin Pan，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教授，还有一些研究民族心理学的学者，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的李元，他们都从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出发做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45—1932）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

可惜的是，明恩溥在中国的影响经过鲁迅有意识的选择后朝一个负面的方向发展了，换句话说，没有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就没有鲁迅改造国民性。他那比较正常、正直的形象（说一口山东味的洋话的人——因为他在山东学的汉语）在中国被漫画化了，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总之国民性话语是从明恩溥开始的。简单说，我们会说上海人怎么样，北方人怎么样，扬州人说南京人怎么样，南京人说杭州人怎么样，但不会说中国人怎么样，因为我们在其中，说中国人就把自己也卷进去了，只有外国人才这么说。可鲁迅是在日本看到了这本书的日译本，一上来就说中国人怎么样。换句话说，要改造国民性，得由国民里的人完成，就像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本来我们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有精英有大众，先知先觉的精英改造了大众。但是现在一切却被明恩溥的说法“一勺烩”了。

再说一个特点。美国本来是由清教徒去新英格兰地区开拓的国家，所以美国传教士和当年利玛窦的不同在于，美国来的是新教的传教士，他们给美国的汉学、乃至后来费正清开始的中国研究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我写过一篇《美国汉学的传教之根》，曾发表于清华学报上发表，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利玛窦那些人更多的目的在于调和与理解，那么美国新教传教士和旧教传教士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特别想改造你，无论是好的坏的改造，更愿意把自己的整个价值理想强加在中国身上。他们明知自己的中国知识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明知自己并不是没有切肤之痛，可他们天生就想这样。到现在为止，日本、德国的汉学家和美国的汉学家还是有明显的区别，美国汉学家会不断地提出怎么改造你，有强烈的主观的态度，这是他们的传教之根。不光对中国，美国向全世界派出去的传教士都带有这种强烈的意识。

我以前在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有一位叫蒋梦麟（1886—1964，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的老校长有一本《西潮·新潮·蒋梦麟回忆录》，他在书里说，如果当年的佛祖到中国来是骑着白象，那耶稣基督就是骑着炮弹，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改造”意味着，比如可能对中国的国家体制提出问题，对中国人的生活提出问题，收养中国的孩子也比别的国家收养得多，从卫三畏到明恩溥都不断地向自己的祖国谏言，一定要在中国开办美国的学校。大家不要以为这完全是无私的，他们看出来中国离日本近，恢复清华国学院时，前面有5个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当时王国维家里有一点钱，就近去了日本。所以如果中国学子最后都跑去日本，因为就近和便宜，那么就不利于美国的长远发展。

可中国从很早开始就派留美学生，但利用官银派不了多少，你们也知道詹天佑、容庚这样的故事，后来去美国太难，去的人太少。当时没有波音747飞机，而坐船需要几个月，后来陈寅恪先生说他能在船上跟船员聊天了，不再吐了，每个人都要带一袋米自己烧饭，去美国留学很难。这时出现一件事，义和团运动和庚子赔款，新教徒有一条教条比较特别，就是不敢说假话。其实赔款数都有虚报，别的国家大概私吞了，美国人就把大概一半没地方退赔的钱留下来，由明恩溥找到老总统老罗斯福。其实明恩溥在这件事上对中国有很大的回报。如果你很爱国主义，会觉得那钱就是中国人拿去的，而实际上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政府也没有办学能力，是美国人强行地为中国人在医药和教育方面多收了一个税，建立了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山西大学现在不那么有名，但清华大学最后变成了中国的国家名片。

▲1923年清华大学职员合影

清华大学的建立，首先是清华学校，然后变成留美预备学校，后面有了赵元任、李济几个导师，慢慢地，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开始办清华国学院，又办了清华大学。当时整个中国的教授，最难找工作的就是清华，因为国民政府的教育部经常欠薪，只有清华大学是拿着庚款，永远不欠薪，一直到三四十年代时，它的文科艺术专业都是中国第一，正因为中国有了这一所经费相对充足、师资往往都是海外归来的学校，往往是派出去的学生又回来任教。

这里就引进我们今天主角——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历史学家、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也来到清华园，他最初在在美国，后来到英国跟了一个在海关做事的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1874至1908年曾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服务），马士写过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费正清觉得他应该研究这一段，就到了清华，费正清当时是清华的老师（在当时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指导下做了讲师），也开始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历史学家、汉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

费正清说他1932年来华，坐船到上海以后，很快到了北京的中央研究院，开始在蒋廷黻指导下开始查阅筹办相关问题。通过蒋廷黻的介绍，他打开了北京的每一扇门，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得意地写到：“我跟7位著名的中国人一起吃饭，我觉得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吃得最尽兴的几次之一，胡适——这位现代的伏尔泰，坐在我旁边，为我夹笋片和鸭肝，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很友好，借助于通常的中国酒——当时都是喝花雕的——我感到十分自在，与他们谈了许多事，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了，这是与他们相识的最好的方式。”

一个年轻的孩子，如果他不是一个外国人，胡适会给他夹菜吗？但可能费正清爸爸一看，夹鸭肝，会觉得那是喂猫的，这就很好玩。费正清是否接受过蒋廷黻如此切近的指导，最近学术界还没有完全定论，但我和一些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认为费正清被蒋廷黻指导，又被马士亲自授教过。

马士写过《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三卷本，所以费正清说马士某种意义上是他精神上的父亲，或者某种意义上是他精神的祖父（马士年纪比他大很多）。费正清的第一本书也是研究中国海关，正是这样一次研究，导致了他对中国近代一层最为重大的关系的研究，即海外的冲击和国内的接受、回应，这成了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的节奏。后来他在《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本书里说，整个中国在上演两台大戏，一个是外国不断地侵华、签订条约，一个就是中国内部，他的这个说法就是新一代汉学家严厉批判的“冲击—回应”模式。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美】马士著，张汇文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话说回来，费正清一辈子最恨理论，所以我猜想“冲击—回应”模式的发明者不是费正清，而是他的老师蒋廷黻。我最近在九州出版社重新编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你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也是研究近代的，他不得不去研究这些，中国的近代确实是“冲击—回应”模式，可以找到非常明显的证据，费正清最主要的思想来自中国的学者。这就是我讲的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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