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全看了贾平凹的《哭三毛》和《再哭三毛》以后，就想去陕西找贾平凹拍照。他住大雁塔附近的一个铁路招待所里，给作协打电话，临近中午的时间，电话那头用一个很生硬很决绝的态度告诉他贾不在，就迅速挂断了电话。此前他给贾平凹去过信，但并不知道对方是否应允这次拍摄。当时是1991年夏天，贾平凹的《天狗》、《浮躁》已经翻译到了国外，他说：“我在农村活了19年，在城市活了20年了，却还没有好好写过城市。”现在贾平凹的照片，都是1993年《废都》发表之后定格表情的大家之风了。但他曾经自己描述过那时的困顿：“这些年里，灾难接踵而来。先是我患乙肝不愈，度过了牢狱般的一年多医院生活，注射的针眼集中起来，又可以说经受了万箭穿身；吃过大包小包的中草药，这些草足能喂大一头牛的。再是母亲染病动手术，再是父亲得癌症又亡故；再是妹夫死去，可怜的妹妹拖着幼儿又住在娘家；再是一场官司没完没了地纠缠我；再是为了他人而卷入单位的是是非非之中受尽屈辱，直至又陷入到另一种更可怕的困境里，流言蜚语铺天盖地而来……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了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病毒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姓名，而这名字又常常被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

肖全到他的家，一口水也没敢喝。“我一直捏着自己的矿泉水瓶。”贾平凹有一张站在一个墙角的室外照片流传很广，就是肖全当时拍摄的。作家露出年轻的温厚感，肢体疏朗，大大方方。这次展览，肖全拿出了一张从未展出过的贾平凹的照片，合着的正是这个时代。光着厚实的大脚，眼睛亮光湿润，发蒙又有着一种特殊的“神儿”，据说是高烧着的后果，夹着烟但并没好好抽，甚至不太在意。后面门上挂着的，是大钢夹子夹住的厚厚的写满字的稿纸。

肖全在旅馆里抱着那部粗糙的电话开始打“114”。“一个人也不认识，来这个城市也只有这一个目的。”他醉心于三毛和贾平凹之间的神交。在1991年三毛去世之后，贾平凹居然接到了三毛临终前寄来的信，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以至于当时所有的人都来向贾平凹表达哀恸。他说：“都把三毛当成我的亲戚一样来安慰我。”这位陕西商州年轻作家的《天狗》、《浮躁》两部小说被三毛看了20遍，“简直等于看了40本书”，她遥远地向往着。三毛特意用“wa”而不是“ao”来念这个名字，把他看作是和曹雪芹、张爱玲等同的天才。她内心积压着一种苦闷，如果对方说贾平凹好呀，她就一定要对方说出哪里好，“说不出就再一次把自己闷死”。三毛发出了希望可以来西安，向贾“借一辆旧自行车到处转转”的请求，甚至开玩笑问：“平凹的妻子会吃醋吗？会烧菜吗？”贾的回信也好：“只要她肯冒险，不怕苦，不怕狼，能吃下粗饭，敢不卫生，我们就一块骑旧车子去一般人不去的地方逛逛，吃地方小吃，看地方戏曲，参加婚丧嫁娶的活动，了解社会最基层的人事。”这书和信是1990年12月16日寄走的，他等待着三毛的回音，等了20天，他看到了报纸上的消息：三毛自杀身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