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讲内容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飞舟教授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渠敬东教授对谈。

周飞舟：吴先生虽然谈社会学中国化，但是他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办法主要是向西方学习，当时他请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来燕京大学讲学，这些学者对费先生他们的影响非常大。比如说，帕克不只是来讲，还带着学生们在北京城里做调查，费先生晚年写回忆的时候写过好多相关内容。

▲罗伯特·艾兹拉·帕克肖像照

在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社区研究法。叫社区研究，就是为了与当时的社会调查相区别，社区研究讲究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研究。“社区”（community）这个词也是当时的燕京学派翻译的。费先生还专门就“community”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这一问题写过东西。

吴先生认为，在中国最好的社区研究单位就是一个村庄，这个里面的人都彼此认识。当时谈到社区研究法，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的研究边界，也就是一个村庄。

限定边界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它的内部包括物质生活、制度生活、组织生活、文化（精神）等，有很多很立体的层次，人们互相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来往。

渠敬东：所以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天然就在一起，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周飞舟：今天来理解当时的社区研究，会觉得他们是在说人类学。但实际上它是社会学，社会学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社区研究是整体、历时性的，也就是说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因为它有了研究边界，它就可以用类似于拍电影的方式来研究社区。当时吴先生打比方说，当时的社会调查一般就是照个相，而我的社区研究是拍活动电影。

刚才我们谈到的几个人在当时属于燕京学派，他们此后主要的研究方式其实是在这个方向上向前推进。费先生、林先生都是如此。林耀华无论是写《金翼》，还是后来凉山的研究（注：《凉山彝家》），其实都是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而且越来越深入。

▲林耀华肖像照

图片来源：《先生还在身边——民大名师纪念文集》

费先生也是这样，费先生讲过，自己一生的三部社区研究作品——《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就是用的社区研究法。他说，自己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社会研究方式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他看到任何一朵花、一片叶子，他都知道它长在哪个树枝、树干上，是怎么开出来的，是如何受到根、干、水、土、阳光、风的影响的。这是出于费先生对社会的深入了解。

刚才渠老师总结了四个字，叫从实求知。用当时吴先生的话来说叫“从实地研究始，从实地研究终”。这个话说得相对极端，因为他要树立起社区研究与当时的社会调查方法的不同之处。比如说，以社会调查始、以社会调查终，这就和我们今天了解的科学环方法论（注：社会学家华莱士 1971 年提出社会研究的逻辑模型）不一样。科学环是以理论假设始，以检验理论假设终。

渠敬东：现在的社会科学大多采用科学环的研究方法，你提一个假设，然后收集很多材料（包括数据或是访谈材料、实地材料等）去验证这个假设，这是标准的美国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科学环”方法论示意图

但是正如周老师所说，在燕京学派的研究传统（也是现在北大社会学研究继承的传统）和它并不相同。

比如说研究一个村庄，我们以费孝通比较早的代表性研究《江村经济》为例，他要把（村庄的）上下、左右、前后所有信息都了解透彻，包括这个村庄的历史、人口、地理、家庭组织（甚至包括家里有多少人）、经济方式、生活方式什么样、仪式活动等等。甚至细微到这个村庄的河流、航线，他也要讲清楚。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社会学作为一个总体学问的意思。总体学问不是只关心大社会，它在具体研究中也会进行总体性考察。

再比如研究一个人，我们要考察这个人的生命史（life history），包括他的出身（甚至还包括族谱、祖宗来源）、朋友圈、交往圈、这个人的学习和认识等，这就是社会学的特点。

刚才周老师提到了交易行为。比如说，我们研究一个人去买房的行为，经济学家肯定会统计一下交易总量、房产的一般的价格，然后去做交易成本分析。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

但我们社会学家会关心的是：这个人去买房，他给谁买？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个体到一个地方去买房，而是这个个体买房的钱可能来自于他祖父母辈以及（夫妻）双方的父母。三代人的积蓄全用在了这个人买房行为上。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的经济行为的实质就不一样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运转。

周飞舟：是的，这才是费先生总结的从实求知。他把吴先生“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这句话的意思提炼了一下，这样可以避免用理论来切割和裁剪社会事实。

社会学的信念是：一个社会事实是整体性的。任何理论都会有一个视角，所以任何理论都是片面的，如果一个理论不片面就不会有穿透性。一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社会事实，但是你不能只去看那些理论让你看到的东西。

从实求知的方法来看，完全从理论假设出发、以检验理论假设结束的思路虽然没有对错之分，但它的片面性在于研究者只会去收集这个理论让你收集的材料，然后再拿来这些材料来检验这个理论，费先生认为这不是事实。

▲1982 年，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进行社会调查

图片来源：新华日报

我们之后在讲费先生的时候可以专门谈谈这个问题，因为他一生都在思考社区研究法讲究的从实求知与科学环方法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讲社会学很有意义，因为这个方法其实是吴先生从西方借鉴来的。

渠敬东：文化表格。

周飞舟：是的。这个方法有很多人类学的理论背景。

但是他们为什么把这个称为社会学中国化？如果仅仅是研究中国的现象就不能叫中国化，因为中国学者肯定是在研究中国的现象。他们强调从实求知，是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在研究中国现象的过程中变成了中国的东西，而不是西方理论完全主导了这个研究。

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有一些更深层的思考——中国的社会现实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民国时期以燕京学派为核心的这些社会研究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他们把社会事实（或者叫社会现实）摆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什么是社会现实？刚才渠老师说，中国人买房会举三亲六戚之力，孩子结婚买房是你借钱最重要的理由，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事实。

如果完全以某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作为主导的话，你不会认为这件事不动摇，因为在别的社会中这不是一个重要的事。你明明可以去银行贷款，为什么要借钱？明明可以分期付，为什么非要一次付清？从实求知的方式会说，中国的社会事实就是这样，要尊重它，以它为主体来讨论这个问题。

渠敬东：社会学家做研究，肯定不会在了解到研究对象有某种行为之后觉得“你这样做不对”。我们读了书之后，很容易认为那些边远地区的老农民这样做不对。事实上，这是在用一套现在中产阶级的世界观来看世界。但社会学家不会这样，而且我们往往会警醒和批评这种做法，因为很多事实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它不仅表现出了过去的意义，甚至还具有未来的意义。

我打个比方，比如刚才提到过，我们会把一个村庄从实、从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但我们并不是封闭在这个村庄去看的。费先生的《江村经济》其实讲的是一个生态系统。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不断的人口、资金等各方面联系，所以它是一个活体。我们不会把研究对象完全切分出来。

就像是刚才提到的一个人买房的行为一样。他的行为并不是一次性的交易行为，而是带着他背后的整个社会结构在进行交易。他的每一次变动、他做交易决定时的每一次考量，都和他的全部亲属关系、朋友圈子有关。

所以，只用假设检验的方式来理解中国的生活是不够的。因为简单来讲，中国人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教个体的文明世界。中国人不会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个体来和社会打交道出发的，我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自己连带着自己的亲属、朋友关系。社会学能看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学科研究中都看不到这一点。

但是，到底是交易行为重要，还是背后的结构重要呢？我们社会学家一定会认为背后的结构更重要。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其实适用于各个方面，比如一个企业、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是一个企业家或政府官员，甚至是一个家庭的父母和子女。这种方法普遍渗透在各个方面。

周飞舟：社会关系会密切地在实质层面影响到一个人行为。我举一个例子，北大社会学系有几个学生做挑战杯论文，去一个地方访谈了一些民营企业家。

▲北大社会学系图书馆中的费孝通先生提字

图片来源：北京大学官网

他们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家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方式，比如首先要搞贷款，贷款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他们访谈的好几个企业家都有一个共同的行为——50岁以后他们就开始缩减贷款了。

如果问这些企业家原因，他们会说，人老了应该保守，不应该再使劲贷款了。但问题是，你的身份不就是个企业家吗？你的事业不就是应该继续发展吗？在被问到企业发展远景的时候，他们往往仍然有一个很宏大的远景，但是他们在贷款这件事上却有了行为上的转变。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行为的转变？

最后，这个研究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不说大家想不到，一说出来大家就会很认同。这些企业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这个企业要传给我的儿子，我现在借的每一分钱都要父债子还，所以我一定要把一个运营状况良好、负债较小的企业交给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人生事业。

渠敬东：就像康熙传给雍正。

周飞舟：是的，从上到下都是这样。这就是刚才渠老师说的，中国社会不是一个个体本位的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主要考虑的事情反而不是自己的东西。

渠敬东：如果是经济学、管理学科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会就把这些现象都当成误差筛掉了。如果设定一个关于企业的理论，企业在任何时候的贷款行为或者人的心理都是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企业有其内在的规律。

但如果是社会学家，他就会进入到人的世界中去，看到一个人也许随着自己进入了人生的不同阶段，他考虑问题的方式也会不一样。这跟孔子讲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都是有关系的。

我们天天读《论语》，觉得它讲的是一般道理。但是如果去看社会具体层面真正发生的事情，就会发现一个企业家、官员往往都是这样考虑问题的，而这决定了这个企业、政治单位在一段时期内的节奏和政策，这就是社会学想问题的特点。

用社会学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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